「你們都要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為社會做一點事。」
—— 張育英（1928-2012）
一
2012年1月24日，北京時間13:15我母親張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歲。
1月24日（星期二），美國西部時間晚上，我預訂了去北京的往返機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從舊金山啟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為用了10年的美國護照2011年過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辦理了新的美國護照，當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辦理特別加急簽證，當日取；除申請表外，無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護照和照片，費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達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親的老單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氣寒冷。上午9點多，我們在醫院為母親舉辦了告別儀式，有很多我母親的老朋友也前來送別。他們都是80歲的老人了，這麼冷的天，還是來了。姐姐、我和弟弟準備過幾天去看望幾位我母親的摯友。下午一點多，在八寶山取出我母親的骨灰，準備來日辦好手續後，將我母親與父親合葬。大約3點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個人都有母親，我剛剛失去了自己的母親，當然希望母親們能夠健康、長壽。中國最著名的母親就是「天安門母親」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師。她的兒子不能陪伴她已經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輩的安慰和愛帶去。
我個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是一個追求自由、崇尚人權、承認普世價值觀的人，總是對人性的光輝讚賞有加。平時，為人行事也是盡量公開。
1月31日（星期二），我們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給丁老師家打了電話，約好第二天下午3點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飯，要了一碗牛肉麵，挺香的。下午一點多，去一個鮮花店買了一束鮮花。不到兩點鐘，乘出租車去丁老師家。在車裡我還想：來早了，會不會影響丁老師休息？快到丁老師家時，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幫司機問路。路上並不擁擠，2:20左右就到了。
二
見到丁老師家的小區了！我付錢，手捧鮮花，背著一個藍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車。下車前看了一下出租車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陽光，但空氣污染較重，像下了霧一樣，陽光並不刺眼。人行便道離馬路邊有幾米的距離，我走著找丁老師家小區的入口。路上沒什麼行人，路邊停著一些汽車。
忽然，過來了一個 40 多歲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嗎？
葛：我是，有什麼事？
陌生人：過來一下，問你一點事。
葛：對不起，我現在沒空。
他開始用手拉住我，又過來兩個男人，使勁推我到路邊的一輛淺棕色的車（第二天，去機場也是這輛車，本田雅閣；第二天我看到了車牌，P-CA106）。這輛車右邊的兩個門都開著，副駕駛門前站著一個女的。這時，我已經意識到有麻煩了。我在美國和中國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景，不知道怎麼辦。想起網上看來的，要求看證件。我並沒有用力掙扎，也沒高聲呼喊，只是說：我就看一看丁老師，怎麼會這樣。他們一直說：配合一點，配合一點，不要亂動，對你不利。但推得很厲害。我說：我得看看你的證件。第一個陌生人：一會兒給你看。我要求給家人和美國使館打電話，被告知：現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後排座位上，還一直要求看證件。第一個陌生男從兜裡拿出一個本，打開讓我看：國安，王傑。當時我這樣想：出示了證件，說明還有誠信，我們可以以誠相待。後來發現這個想法是絕對錯誤的，害的我不淺。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我跟他們快說完，快走，丁老師還在等我；而且在後來的整個過程中，還一直這樣想。這個想法更糟糕。我問：你們為什麼控制我？王：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你必須配合。
我被推入車後，強迫我坐在後排中間，左右兩邊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間收音機上放著我和盛雪的一個合影。這張照片在她的博客裡我見過，是她2011年秋天對我做一個採訪時拍的。車開始走。這時，他們要我交出手機。我不想給他們，王最後從我的右褲兜中把我的手機強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議。手機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會用。路不是很遠，我在車上一直反覆自言自語，就一句話：怎麼可以這樣？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師。
葛洵和盛雪
車先進了一個院子，剛停下又出來了。過了一會兒，進了另一個三面環樓圍著的院子。
王：下車吧。
我問：這是什麼地方？
王：我們單位。
之後，進了一個樓。從樓梯上了二樓，樓道裡沒有人，像是一個簡易的旅館。進了一個房間。房間裡有一個長三人沙發，兩個單人沙發，一個長茶几，一個老式的電視。後來知道，有一個套間，浴室在套間最裡面。
我出門一般都把證件帶在身上。進屋後，我問他們帶我到這裡幹什麼，王說是傳訊。我沒有任何違法的行為，向他們提出抗議。我要求他們出示法律文件，他們說一會兒給我看，後來證明這是謊言，自始至終就沒給我看過任何文字的傳喚證。要我交出所有的東西：包，包裡有相機和一個錄音筆；新舊兩本護照；錢包，錢包裡有我的美國駕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幣和美元，還有朋友給我留的聯繫方式，都是小紙條寫的。因為有不少錢，錢包裡裝不下，就拿出來一部分放在一個信封裡，信封裡有￥3000和$500。東西都被拿走了，說是一會兒還給我。這時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師還在等我哪。
後來知道，整個過程中主要有5個人物我見過：王傑是主要問話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場，我只看過他一個人的證件。胖司機，只是開車的時候才出現，也幫助他們在車外控制我，只會說一句話：這麼大歲數了。女記錄員，後來說是姓普，個不高，瘦瘦的，像是30歲左右，什麼事情都記下來，問話中她反覆催促。一個高個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後來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個小個子，眼睛挺大，後來我問他，說是姓高。對面還有一個房間，他們出來進去時我看到，房間的門是開著的，像是他們的指揮部。我身邊一直至少有兩個人，大多數的時間是4個人，他們經常輪換著出去，可能是去匯報或吃東西。我上廁所都有人跟著，不能關門。
我還在要求給丁老師、給家裡、給美國使館打電話，他們沒允許。我被強制坐在裡邊的小沙發上。問話開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樣子，只是看到記錄員在寫。「你這次回來幹什麼？」我說是給母親奔喪的，喪事辦完了，現在走親訪友。一個事問好半天，我心裏著急，想趕緊完，我就能走了。「為什麼去看丁老師？」我問為什麼不能。丁老師是一個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義者，我視丁老師為我慈祥的長輩。我當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親之後，這種願望特別強烈。
開始問「全美學自聯」。「全美學自聯」的全稱是「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是1989年6•4後在美國成立的學生組織。我參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會。在 1990年12月，我曾經受「全美學自聯」的委託到北京要求旁聽「王軍濤案」和「陳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當時，國際媒體有一些報導，ABC曾選我為「本週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為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極度關注。那時候闖關回去後，我可能就上了名單了。1991-1992年，我擔任過「全美學自聯」理事會的主席。 1994年後，我因為自己生活上的事，減少了這方面的參與，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們。中國政府從來沒把「全美學自聯」定義成所謂的 「民運組織」，我個人也不是什麼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國探望家人，國安找過我，談了很久。實際上，都是他們給我介紹「全美學自聯」當時的狀況，那時候，誰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後來又回去過幾次，沒事。
下面就問我是受誰指派來採訪的，當然沒人派我來。我的錄音筆和相機中有很多東西沒刪除，主要是近期參加的一些社會活動。我自己是一個開放的人，社會活動從來不保密，也不從事地下工作。裡面的內容有：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為滕彪、江天勇頒發「傑出人士獎」的內容；廖亦武來舊金山灣區新書發布會和盛雪請他和別的朋友吃飯；做「自由荔蕻」博客網站時對別人的談話；收集「墨鏡•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後來我發起「自由光誠」博客網站的談話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錄音是我向盛雪請教如何剪接音頻的，那是為了做 「自由光誠」博客網站用的。他們非得說我是盛雪派來的，讓我必須把我怎麼認識盛雪的過程說一遍。
說完後，我問他們完了沒有，結果還沒完。怎麼這麼長啊？
下面開始問我錢的事：你哪來那麼多人民幣？要給丁子霖多少錢？誰的錢？誰派你來送？你來北京誰給你報銷？誰報銷？我答：我太太報銷行不？錢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給的，我也帶回來一些。沒決定捐，就是捐的話，多少也沒確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給丁老師個人，是給「天安門母親」，沒有任何人派我來，都是我自己決定的。我個人從來不號召給我或我熱衷的活動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這個錢的事翻來覆去說了半天，好像永遠也問不完。最後，非得逼迫我說那個信封裡的錢是準備捐的。我跟他們說：這可是你們強迫我說的，不是我的原意。費了這麼長時間還沒完，我開始著急。我說：這樣吧，我用人格來做個保證。王說：寫下來。我這樣說：錢都是我的，沒人派我來送錢，也不知道會不會捐。他們明顯不滿意，非要我寫下信封裡的錢是捐款，不然，沒完。我照著他們的意思寫了。還讓我簽名、按手印。好久沒按過手印了，有點兒好玩兒。
三
你為什麼從 2009年以後又重新開始這些活動？」我說是重返沙場，因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大幅度惡化，而且惡化的程度越來越強。」那你6•4二十週年時怎麼沒出現？」 「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後來‘全美學自聯’的朋友們為成立二十週年聚會，我就回來了。朋友們還挺高興，說葛洵又回來了。再觀察了一下，人權的狀況怎麼變得這麼糟糕啦，不行，我得幹點兒什麼。」我跟他們講：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關心整體「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義和基本人權。你們願意怎麼看我是你們的事，給我加上「民運人士」等等標籤也隨你們便，我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我。結果討論半天這個事。
你都加入了什麼組織？」「‘全美學自聯’，這個剛才都說的很多了。」「沒問你這個，還有什麼組織？是不是還有跟海外藏人有關的？」我忽然意識到，他們在問我「灣區漢藏友好協會」的事。和我平時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樣，這也沒有什麼秘密，實際上我們還做新聞發布，生怕別人不知道。「灣區漢藏友好協會」的英語名稱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擔任秘書。2010年，我參加的時候，它已經有了，只不過很年輕。後來改選，我才志願擔任了職位。「你為什麼參加這個？主席是誰？都幹什麼？」「我是因為關心西藏的人權狀況、要瞭解藏人獨特的文化才參加的。其他的信息在‘灣區漢藏友好協會’新聞發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婦女，全名我不記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溫和、甚至於靦腆的人。活動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連續兩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辦者。他們的沙畫特別棒，幾位喇嘛當場做一天，活動結束時，拜完佛，把沙分給大家。我還買過尊者達賴喇嘛的畫冊，平時放在家裡，常看看。我個人主張不同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相互尊重，贊同尊者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沒有支持過‘西藏獨立’，但很關注藏人人權問題，也向海外的藏人談論我作為一個漢人的真實感受。後來，BACTF的活動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人權個案上了，也就是‘撈人’，我實在沒時間，這方面的活動減少了。就這樣。」
那這個‘自由光誠’博客網站是怎麼回事？是你發起的吧？都誰參加？花了多少錢？誰給的？……」「是我發起的，不需要錢，也沒人給。公共平臺。志願者我不認識，網友……」
這時候已經很晚了，我沒有表，也不知道時間，但知道開始進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給家人打個電話吧。把手機遞給我。只能說一句話：需要瞭解一些情況，沒事，別擔心之類的。我也不想讓家人擔心，就打了。電話打到我弟弟手機上。說的就這些，我弟弟明顯擔心我的安全，還想再問點兒什麼，我對弟弟講：過二三十分鐘打回來。我又重複了一遍，就挂了。手機馬上被拿走了。後來弟弟講，他正在試圖通知美國使館，被我的電話中斷。我現在想，弟弟的通訊一定也被監控了。監控就監控吧，沒有見不得人的事。過了二三十分鐘，又讓我打電話，說：太晚了，有地方住，不回去了，明天早上見。
四
又說「自由光誠」博客網站的事。「志願者哪來的？都是誰？怎麼聯繫？你怎麼領導他們？」我說：「‘自由光誠’博客網站轉載有關陳光誠的報導，把這些集中在一個地方，中英文都有，目前沒有什麼原創和首發，以後會考慮。目的就是呼籲還陳光誠名副其實的自由，希望社會各界關注他和他的家人。編輯都是我在推特上邀請來的，我不是領導，志願者愛幹嘛就幹嘛，沒組織，也不用聯繫，見到有關陳光誠的報導，發博文就行了，也沒人審查稿件，就是一個公共平臺，只要是呼籲‘自由光誠’誰愛用都行。」「那不行，一個網站怎麼能沒組織吶？怎麼不花錢吶？沒領導？不可能。」「真的沒領導，愛信不信。」我心裏想：「都什麼年代了？爭取自由用領導嗎？何況我個人可能成為合格的領導嗎？連一個班長都當不了。」
那行，你把誰參與都說出來，你怎麼找到他們的？」「就在推特上，我讀一下推友的推文，要一個電郵地址，看靠譜，就發邀請。沒什麼可說的。要不，我教你們怎麼弄博客網站吧，你們想說什麼也說出來，別老憋著，在暗地裡收拾人。咱們在公開的場合討論，行不？」
你不是說‘自由光誠’博客網站的志願者都是你在推特上找來的嗎？你把你推特的帳號和密碼告訴我們。」「不行，那是我的個人隱私，不能告訴你們。」「你必須得告訴我們。」現在，家長都不能隨便看孩子的日記了，何況，我是一個成人。我在想：其實，推特的內容幾乎都是公開的，他們看了也沒什麼，我只擔心兩件事，第一，我怕他們用我推特的帳號發鏈接去釣魚，這個是我最在意的。第二，裡面有一些私信。「我們要什麼你就必須給，要什麼就必須得到。你站到那邊去，好好想想。」我沒站起來，也沒回答。「你是不是非得要我們武力解決哪？」「我本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相信非暴力的人，不會還手也不會反抗，但我對你們的做法提出強烈抗議。」
這時候，暴力男從對面罵罵咧咧地朝我坐的小沙發走來，王開始揪我的夾克棉襖。暴力男上來就給我一拳，我一抬左胳膊，打在我的左臂上。我馬上用雙手抱住頭，之後，暴力男一拳接一拳打過來，不打別的地方，專門打頭。打了很多下，有三拳我沒擋住，一拳打在我後腦上，當時覺得眼前馬上一片黑，這時我帶的眼鏡已經沒了；再一拳打到我前額，馬上兩眼冒金星；再一拳打到我左太陽穴上，一下就把我打倒了，覺得呼吸困難，大口使勁喘氣。暴力男和高姓國安就開始踢我，過程中我並沒有失去知覺，想看一看怎麼打我。高姓國安使勁拉我的夾克棉襖往我的頭上蒙，我馬上意識到「黑頭套」！我用盡全身力氣抓住棉襖，使勁拋到小沙發右側的一個夾縫裡。這時，右腿後側挨了重重的一腳，一下整個右腿開始抽筋。我大口喘著粗氣躺在地上，覺得天旋地轉，屋裡的白色的日光燈好像在閃，啪、啪、啪，一下、一下的，眼前有身影在晃動。身上又挨了幾腳，不是很重。這時候，我開始想我買的鮮花，它放在電視桌子上，沒有損壞。我下意識地抬頭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沒帶眼鏡，看不清楚。「天亮後，這裡的事完了，我再試試，去看看丁老師，就是不能進屋，您隔著玻璃看一下也行啊。」想著想著就說出來了：我要走，我要走。
你把推特的密碼說出來。」我沒說話。他們又催，我還是沒說話。王：「那這樣吧，我們拿一個筆記本來，不要你的密碼了，你自己輸進去，我們就看一眼。」我問：「這個完了，我就能走？」「行。」 後來看，這又是欺騙。拿來了一個筆記本電腦，我的右腿還在抽筋，右手在抖。為了早點兒走，我輸了進去，他們在那兒看。主要是看私信。「你的電子郵箱的秘密是什麼？」「我的電子郵箱你們進不去，是嚴格的兩部認證，我自己在這兒都進不去。」「別廢話，我們有辦法，說。跟推特一樣，輸進去。」輸入後，果然是要認證碼。「你手機號是什麼？」講了手機號。過一會兒，「你什麼時候開戶的？」「這我哪記得啊？ Google有 gmail 後我就開了。」看樣子，沒進去。
五
這時候，高姓國安把我的相機拿來了，開始一邊看照片一邊問。這些都是在我們舊金山灣區的一些公開場合我照的，媒體上都有報導，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去年為滕彪、江天勇頒發 「傑出人士獎」，廖亦武來舊金山灣區的新書發布會，盛雪請廖亦武和別的朋友吃飯，聲援艾未未、王荔蕻、陳光誠的公開活動，等等。很多人我也不認識，認了幾個經常在媒體上有報導的朋友。說方政比較多，寫了兩個朋友的認識經過，一位是方政，另一位就不留名了，寫的都很短，四五句話。錄音筆從來就沒拿過來。
又過了一陣子，王又進來了，說：這樣啊，你得寫一個保證書，主要是對你自己在中國境內的活動做保證，我說你寫。王開始說了一遍，我跟他討論內容，我想把保證書寫的好玩兒一點兒。王講：「你別跟我講條件。1，遵守中國法律。」「這個可以，我現在也沒違法。」「2，不見敏感人物。」「誰是敏感人啊？」「這個沒有標準。你沒有選擇，寫吧。」過後王告訴我，可以打電話問他們——這是後來的事。「3，不到敏感場地去。」我問：「什麼是敏感場地啊？天安門是嗎？」王答： 「那得看什麼時候。4，不出現在敏感場合。」這個也沒有明確的定義，又討論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連什麼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 「5，不接受媒體採訪。」「這個有點兒板上釘釘子，不過，現在都是和記者聊天，記者發不發是他們的事，我不在中國開新聞發布會就行了。何況，我幹的事有新聞價值嗎？我自己沒覺得有。」「6，不在公開場合發布敏感言論。」「這個不好，那我就不能說話了？」王說：「家裡不算、吃飯不算、朋友聚會不算。」我問： 「什麼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講？」答：「你自己明白。」「我沒那麼明白，而且，這個文字也不對啊，我是很注重人權的，到什麼地方都會說的，我得加上點兒修改。」爭了一會兒，讓我在這句話後加了，變成了：「不在公開場合發布敏感言論（人權不算）。」以上是國內的，還得寫一條海外的：在國外，不做有損於中國形象的事。這個我同意，我多年來做的事不僅無損於國家形象，還對形象有幫助。中國的人權狀況好了的話，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這句話有點兒硬，為了玩兒，我就加了一個形容詞，變成了：「在國外，不做嚴重有損於中國形象的事。」過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個保證，內容是：我保證不參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國政府。高姓國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國政府也不行。」我說：「是非暴力改變。」「不行，你只能按照我們說的寫。」簽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結束之後給我一個《保證書》的副本，他們答應了，當時他們都在場，高姓國安說：回頭給你一個複印件。早上離開之前，我問複印件哪？他們都說：誰答應給你複印件了？
這時候我猜差不多夜裡三四點鐘了。王出去了，看樣子是請示去了。過了不久就回來了。這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在這裡，拿來一個列印好的東西，上面還有紅顏色的信封抬頭，我記得是：北京國家安全局。我還在納悶：國家安全局就行了，怎麼成北京國家安全局了？上面寫著保密告知書，挺長，什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還有什麼什麼條款，對我的審訊是國家機密。我直想笑，心裏說：還行，變成國家機密了？頭一回接觸國家機密，心情有點兒不太平靜。王說：從我們相遇到我們分手和這件事本身都是國家機密，不能跟任何人講，也不能跟家人講，否則，就是泄漏國家機密，有嚴厲的懲罰。他老在那兒說，我想好好讀一遍，沒法集中精力，我就大聲地朗讀起來了。讀到最後，我就放心了——最後明文規定，如違反，拘留十五天，罰多少多少錢。鬧半天，才十五天啊？這個我應該能承受的起，錢多少我現在忘了，好像幾萬塊，像是一個小綁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沒填，我說：你們填上，我可以簽。反正不就是告知嗎，我知道了。他們填上了「全美學自聯」、「給天安門母親捐款」、「自由光誠」博客網站。我簽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著這個東西又出去，不久回來了。「我們領導說了，為了照顧你，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國。本來你可以按原計畫的行程，現在不行了。」接著講領導如何關心我，一大堆話。我問：為什麼不能見丁老師？答：有的人能見，有的人不能見，你屬於不能見的。問：幹嘛我不能見？答：你自己知道。問：我有什麼選擇嗎？答：你沒有選擇。我想這回完了，一下提前兩天被強迫返回美國，早知道這樣，我應該把去看丁老師放在最後一天，本來還想去拜訪我母親的一些摯友，那些叔叔、阿姨們，沒戲了。我說：你們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還提出強烈抗議！
六
都睡會兒覺吧。」高姓國安在裡邊已經睡著了，打呼嚕。我在床上躺了一會兒，睡不著，就起來到外屋抽煙。暴力男坐在最外邊的小沙發上一邊打盹一邊看著我。我先拿著買的花看了一陣，心裏想，我要把它帶到美國去。暴力男動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問：「小夥子，你動手打我，打得那麼厲害，手不疼嗎？」 「執行任務。」「你們都這樣對待被你們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過專門的訓練？」「這個不能告訴你。」「這也是國家機密？」「你可以這樣理解。」說完這個，暴力男開始給我講他的理想，說了半天無非是：國家主義，美國陰謀論那一套。他說完，我說了一會兒：人權無國界，普世價值，中國並不特殊，連緬甸都在改變。後來，發現差別太大，沒法聊，就說：你們各方面都應該多看看，別老侷限在一種宣傳。
我睡不著又沒得事幹，想開電視，根本沒有電，也沒本書。我就走到窗前，發現窗下是暖器，扒開窗簾向外看，外邊很黑，是一條大街，大街的對面還有一個單位，掛著幾個牌子，寫的什麼看不見。窗外有固定的鐵條欄杆，可能是防止越獄的。暴力男這時醒來，把窗簾關上。我關上窗簾，在暖氣上烤手。頭和腿一直還在痛。心裏想：才五十多，怎麼這麼不經打。轉念一想也不對，我也從來沒有被人打的這麼慘。我要是上來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麼也不說，會怎麼樣？來的時候真傻，怎麼連相機和錄音筆都沒有刪除？他們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們會不會有麻煩？等等。
天漸漸亮了，馬路上的車開始由稀到多。再過了一會兒女記錄員來了，聊了兩句，說是姓普，我還問了幾句她對烏坎的看法，她說知道，但沒回答。問什麼是最有效防止腐敗的方式，也沒得到答案。我就說了幾句美國是如何防止腐敗的：第一靠自由的媒體；第二靠獨立的司法；選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國安起來了，說：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傑來了，說準備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錢數了一遍。我發現他們把我的相機和錄音筆裡的東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議。我要自己拿著東西，他們說到了機場才能給我。下了樓，還是那輛車。我要給弟弟打個電話，王把手機遞給我。電話裡我說：現在回家拿東西，之後去機場，回美國。很快就到了家，兩個人跟著我進了我們家。弟弟幫我收拾行李，問我：「吃飯了嗎？」「沒吃，咱們一塊兒吃的那碗牛肉麵還真管用，一直頂到現在。」「那你快吃點兒吧。」弟弟給我一塊牛舌餅。弟弟跟國安說：「這也太不像話了，幹嘛不讓人吃飯！」國安說他們也沒吃。輪流換班出去，沒吃東西，誰信啊？臨走前，我跟弟弟說：「沒事。瞧見沒有？省了個出租車的錢，有人專門送。」
拿上行李開始去機場。上三環前，他們要看我的筆記本電腦。我的筆記本是 Chromebook，沒有硬碟，只有一個很小的存儲，所有的東西都得上網。他們把車停下，從後面取出我的筆記本。弄了一會兒說是沒玩過，我也沒反抗。車一路最右道超車，常常開警笛。上了機場路，沒什麼車。我問：這是上機場嗎？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麼遠了，旁邊挺寬敞的。過了會兒，王指著遠處的牌子：不是上機場上哪？
七
到了機場，車停在路邊上，機場沒什麼車，但馬上有管理人員過來問，司機給他們亮牌子。下車。走了幾步，他們說，還得檢查一下你的筆記本電腦。我特別反感別人看我東西，而且剛才已經看了半天了。一把拿過筆記本，說：不行！他們就使勁把我往車裡拽，我不回去。胖司機在旁邊一直說：這麼大歲數了，這麼大歲數了。框！右臀部挨了暴力男一腳，剛好了一點兒右腿又麻了，又開始抽筋，我摔倒在地，翻滾了一下，懷裡抱著筆記本。他們一邊踢一邊搶走了我的筆記本，又把我推入車中。這時候，幾個武警過來問，他們又亮證。他們開始威脅我：是不是東西都不想要了？是不是想找一個不太舒服的地方多待幾天？我只說：抗議！
王傑和暴力男把我的東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了我買的鮮花，我和高姓國安還有胖司機在車裡。過了一陣子，我說：我得出去抽煙。高姓國安請示後，跟我到車外，我抱著鮮花。過了一會兒他帶著我進了候機大廳，我想活動一下腿，慢慢地走，裡面有一個藏人唐卡店，在那裡看了看。我看到過的藏人店舖都有尊者達賴喇嘛的像，這家沒有，只有一張畫是跳舞的喇嘛。高姓國安說吃點兒什麼吧，建議吃麵條，我沒同意，去了一家咖啡店，要了一個三明治和一大杯黑咖啡。我說身上沒有錢，他說能開發票。聊了一會兒，我問：我要是去山東臨沂看陳光誠行不行？高姓國安：你連北京都出不去。再過了會兒，他接電話，說是所有手續都辦好了，航空公司得看我一眼。看了一眼後，王傑說改日期￥1590，我出的錢，一件行李已經託運了，拿著改日期的卡和登機牌給我看，我放在了包裡。「把東西還給我吧。」「到安檢才能給你。」到了安檢，數東西，他們給我一個小紙條，是他們的 email,說下次回來，先給他們發email。在這裡我幫他們公布一下： [email protected] 。背上東西我就進去了。
八
進去後，看見表，北京時間，2月2日（星期四）11:30am，21個小時的噩夢從此結束。飛機1:40pm 起飛，我拿著那束鮮花，請人在E26號口照了一張像，也給花照了一張。我在默默地想：這不是一束普通的鮮花，在整個的過程中，這束鮮花是我的精神寄託，它是我們懷念六四受難者的心願，它表達了我（葛洵）和「全美學自聯」的朋友們對「天安門母親」和丁老師的想念，所以，我要把它帶回美國來。我真的把它帶回了舊金山，但美國海關需要檢疫證，我沒有，不能入關。我在北京機場和舊金山機場都留下了照片，有機會想送給丁老師。
北京機場登機前，我手捧沒能送到丁老師家的鮮花
舊金山機場海關前，已經枯萎了的鮮花
起飛前，我發了一條推：on board UA888 to sf waiting take off, 2 days before schedule,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也就是給關注我的朋友報個平安。飛機起飛了。我坐在 33H 是緊急出口，聯航的服務員大多隻說英語，問我：「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me in case of emergency? 」「Yes, I am.」我看看書，就開始犯困，畢竟一天多沒睡覺了。過了一陣子，忽然聽到服務員在喊：Help! Help! ……我馬上跳了起來，衝過去幫忙，一位華人中年婦女滿臉虛汗地靠在廁所的門上，站不住，往下滑，女服務員一手架著她的胳膊，另一手拿著濕毛巾擦她的臉，嘴裡喊著：Wake-up, Wake-up, Open eyes. 我馬上把她的另一隻胳膊架在我的肩上，同時喊到：醒一醒！醒一醒！每一次喊，這位婦女都使勁把眼睛睜開，但眼神很不對，不能保持睜著眼，而且不能看一個方向，睜開眼睛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這時，服務員讓把她扶到頭等艙，我們架著她，她癱軟著，已經不能走路了，我們拖著她走。我一邊走一邊喊：醒一醒！醒一下！心裏想：女士，你可千萬別閉上眼睛啊！千萬別離開我們！因為，這眼睛一閉上，就不知道是不是還能睜開了。好在，路不遠，到了頭等艙，服務員讓把她放在躺椅上，其他服務員拿來了氧氣瓶和輸氧罩，也在呼叫醫生。吸氧後，特管用，幾分鐘，女士的眼睛自己睜開了。其實，她懂英語，開始用英語說話，還說感謝幫助她的人。聽到這句話，我心裏別提多美了。我說：Please give us a big smile。她笑了，很甜。我們鼓起掌來。
通過親身經歷，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維穩方式已經變成了克格勃和黑社會相結合的方式，不僅是警察國家，而且變成了流氓的警察國家。
我被限制自由的教訓很多，我還在琢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