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細說了文化大革命中嚴鳳英之死。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報導，只是細節被刻意隱瞞了。這一篇文章把這隱瞞多年的細節披露了出來。
譽滿天下的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被迫害致死，這類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們知道，那是一個沒有法制的年代。連國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慘死獄中，別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個動亂年代，殺人越貨的，強姦的，只要被抓住，還是要下大獄的。就是那些當時沒有抓到的刑事犯罪份子，文革結束後官方還是繼續追捕。文革中還有些案子，在沒有給凶手定案之前，永遠都不能結案。即便凶手死了，也還要把案件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這不光是要給死者的親屬和後代討一個說法，也要給歷史一個交代。
嚴鳳英之死就是這樣一個案子。
嚴鳳英是吞藥死的。吞藥這種事情在那個年頭很平常。不過，嚴鳳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覺了，馬上找來了醫生，並告知了軍代表。軍代表來到時，嚴鳳英還可以說話，神智還算清醒。實事求是地說，文革中有不少試圖自殺的人由於發現及時，還是被救活了。當迫害者發現被迫害者試圖結束生命時，多半會出於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後擔當責任，或者出於某種內疚，一般是要設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個反面教員」。有些人自殺不成後，當權者便嚴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殺。
然而，這個軍代表特別雷。他得知嚴鳳英吞藥後，不但不准站在旁邊的醫生去搶救，反而幸災樂禍。他甚至還要抓緊最後的時刻，對嚴鳳英進行最後的「現場批鬥」，逼嚴鳳英「交代罪行」，以至於耽誤了搶救時機。一代黃梅戲大師英年夭折。
這件事情，就是在當時也屬於「犯政治錯誤」，也要「受處分」的。然而，這個軍代表並沒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現還是在嚴鳳英死後。
文革中吞藥、跳樓、溺水、上吊自殺的人有成千上萬。一般來說，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壞的人也知道，死人不會說話，沒有痛覺和知覺。所以，迫害再狠，也莫過於置人於死地。
這個史上最雷的軍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還要把迫害繼續下去。
人都死了還怎麼迫害呢？軍代表自有辦法。他叫個醫生來給死了的嚴鳳英當眾開膛剖肚。他的理由是，嚴鳳英有可能把國民黨給她的特務發報機和照相機吞到肚子裡了。
醫生一聽嚇壞了，差點癱在地上，連忙推托說：革命領導同志，俺只會按照醫書上的步驟給病人開刀治病，開膛剖肚的事俺還真沒有學過，那是法醫做的事。軍代表大怒：你□□□Ｘ是個什麼東西！老子又沒有叫你給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裡的發報機嗎？你怎麼這點革命立場也沒有？開刀、開膛不都是開嗎？你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迫於軍代表的淫威，那個雙腿打軟的醫生戰戰兢兢地找來一把醫用斧頭，當著眾面把死去的嚴鳳英的衣服剝去，然後就像殺豬那樣，照准嚴鳳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斷開她的所有胸骨，然後掀開肚皮。看著嚴鳳英的裸露著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內臟，那個軍代表越發得意，開始說起下流話。接著，就叫那個醫生翻遍五臟六腑找發報機和照相機，連腸子都給翻過來。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藥外，醫生另外就是發現了她五臟嚴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這當然是「鬥爭」的結果。其它什麼也沒有找到。軍代表不滿意，下令那醫生繼續「深挖」。最後，醫生一刀劈開嚴鳳英的恥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噴了出來。軍代表這時才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個瘋人院的患者說，人的肚子裡可以藏一個發報機，那可以原諒。但這是個軍人。一個見過發報機，知道發報機有多大的軍人。不要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老笨發報機，就是今天有人企圖把一個最新的「微型發報機」--手持對講機給吃下去，可能嗎。吉尼斯記錄上，吃什麼的人都有，有人吃發報機嗎？我們退一萬步，就算嚴鳳英當時用了什麼妖法，一口吞下了整個發報機，那麼大個東西任何醫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著開膛剖肚嗎。就算要「拿髒」，那也起碼要讓法醫在解剖室裡慢慢給拿出來，為什麼要當著眾人剝掉她衣服開膛剖肚？
說這個軍代表是個衣冠禽獸，那是抬舉他。禽獸有做這種事情的嗎？如果把這個軍代表和割張志新舌頭的罪犯們相提並論，那是誇獎他。張志新畢竟還懂政治，也罵過毛澤東，割她舌頭畢竟是上級批准的。黃梅戲藝人嚴鳳英除了唱戲還懂什麼？她什麼時候說過共產黨、毛澤東半句壞話？給嚴鳳英當眾開膛剖肚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裡去報批，量她也沒有那個膽量批。
那麼，這個軍代表究竟犯了什麼錯呢？很多人會說，那個年代嘛，人們違心地跟著「四人幫」(上頭還有毛澤東），犯了這樣或那樣的政治錯誤。要怪還是要怪四人幫。這個軍代表做的確實過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這是屁話！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幾千萬起。有對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鬥這種迫害法嗎？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幾百萬。有幾個人是死了後還繼續被整的？這樣翻來覆去地公開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屍體是出於任何政治目的嗎？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厭戰的納粹軍官策劃了一場刺殺希特勒的行動。遺憾的是，炸彈威力不夠。希特勒只是受了點輕傷。大批軍官被捕。惡魔希姆萊通知劊子手們：不要把他們簡單地槍斃，要用肉案上挂豬的鐵鉤子把他們鉤起來，或用鋼琴弦把他們吊起來，讓他們慢慢地死，同時別忘了拍下電影。劊子手們照辦。希姆萊對自己的發明十分得意，他要來影片，放給自己看。不看則已，一看希姆萊當場嚇昏。
這個軍代表的發明比起希姆萊似乎更勝一籌。而他的膽量也遠非希姆萊可比。他親自「監斬」，面對自己的發明創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還頻頻地調侃和幽默。他自己觀斬還不夠興奮，還把造反派雙方的代表，劇團領導，和「革命幹部」代表拉來一起陪看，達到心理的最大滿足。
這種極端的心理變態和歇斯底里的摧殘欲，難道僅僅是犯「政治錯誤」或者「政治迫害罪」嗎？
這種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個法庭都會被定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麼是反人類罪呢？其定義很長，但概念卻簡單明瞭。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犯的是反人類罪，日軍在南京犯的是反人類罪，非洲某國家的叛軍強姦婦女，並把敵人的內臟吃掉，他們犯的也是反人類罪。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把「三種人」給拉下馬了。但他卻放過了第四種人。什麼是文革中的第四種人呢？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類罪的罪犯。比如說，那個建議割掉張志新舌頭和喉管的官員和那四條漢子，那幾個用皮帶抽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紅衛兵娃娃，那幾個打死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的造反派干將，那些把地主、富農連同他們的子女一起統統活埋的河北某縣的「貧下中農」們，還有我這裡說的軍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們都是第四種人。這些人不是什麼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麼「被壞人利用」。他們自己就是最壞的人。把他們的罪行簡單地歸咎於「四人幫」，就和把所有納粹分子的罪行都歸咎於希特勒一樣荒誕無恥。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幾百萬人。要整死這麼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兩百萬人參與才行。我沒有說這一、兩百萬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類罪。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確實犯有那樣的罪行。這些罪犯也許現在做了大款，也許在默默無聞地安度晚年，也許下崗在家賦閑，也許成了道貌岸然的學者，也許還在當大官。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學者，當幹部，甚至和我一樣僑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舊事，這些人包括他們的子女立即會跳出來反駁：冤冤相報何時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筆者當時居住的那個城市，有一位和藹可親的老者在諸多媒體的鏡頭前被警察公然擊斃在他家門口。這件事發生後，當地出奇地平靜。沒有人抗議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開槍的警察也沒有按常規被暫停工作接受調查。為什麼呢？因為這位78歲的老爺爺以前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殺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戰結束後他隱瞞了那段歷史，移居美國，安守本分，在左右鄰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半個世紀後以色列政府還是追殺來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緝令傳到當地警方後，警察上門逮捕他，他持槍拒捕，被當場擊斃。
有誰說過猶太人「冤冤相報」嗎？沒有。有誰奉勸過以色列當局要「以德報怨」嗎？沒有。德國總理都已經給死難猶太人紀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殺納粹餘孽。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反人類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沒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國家的法律可以庇護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議當地政府赦免幾個死囚。他有要求過赦免任何反人類罪犯嗎？賴昌星可以賴在加拿大這麼多年，甚至永遠賴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護任何一個納粹餘孽？
國與國之間常會有衝突，甚至戰爭。國家內部不同政見的團體或個人，當權者和平民之間也常會發生一些衝突，甚至演化成內戰。不同的種族之間發生衝突或爭執，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發大規模騷亂。但是，人類無論任何一種衝突或戰爭中，沒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極端殘暴的手段來加害或大規模殺虐對方。即便是罪犯也應該受到最起碼的尊重。沒有任何人可以以「正義」或任何其它藉口這樣喪心病狂地殘害人類。這種反人類的罪行一旦發生，這些罪犯就成了人類公敵。這些罪犯即使能夠逃脫當局的審判，也無法逃脫歷史的審判。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要追查那個史上最雷的軍代表。那個惡魔的暴行被傳說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終於被披露了出來，他叫劉萬泉。1967年底他作為一個下級軍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黃梅戲團（當時被改名為紅梅戲團）「支左」。在他成功地幹掉了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後，被評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對他的所作所為都有所聽聞，開始感到不安。甚至還沒有等到文革結束，就把他調到另外一個省保護起來。文革結束後，安徽省文化局的一個調查組找到了劉萬泉，他對他做過的那些事供認不諱，不但沒有絲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詞。
我說要追查劉萬泉這個史上最雷的軍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來，不要讓他的光榮事跡無聲無息地消逝在歷史長河裡。要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在規定的地方把他幹的那件事說清楚，也回答一些問題，給嚴鳳英的家人和後代一個說法，給安徽的父老相親們一個說法，也給全國的黃梅戲迷們一個說法。審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經躲過了好幾屆政府的審判了。這沒有關係。這一屆政府不審判他，我們就耐心等待下一屆吧。總有一天，劉萬泉要面對歷史、面對討說法的人們的。我們現在能做的事，就是乘當年的許多知情人還活著的時候，盡量弄清楚當時的所有細節，搞清楚劉萬泉他住在哪，追蹤他的下落。以後政府知錯了，通緝追捕劉萬泉，我們也該提供個線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緊。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屍體，反而要給他樹碑立傳，讓後人永不忘記這個史上最雷的軍代表的功勛。
猶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殺戮、摧殘了近兩千年。二戰結束後，猶太人尋求世界各國政府的協助，竭盡全力追殺每一個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法西斯納粹分子。猶太人終於永久地結束了被殘殺的歷史。
誰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最後的一場浩劫。但這也許不過是一個美夢而已。除非我們能夠像猶太人追殺納粹餘孽那樣去追捕和審判在文革中每一個犯了反人類罪的罪犯。
劉萬泉不是文革中第一個犯了反人類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