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集權制度是靠謊言來奴役人民的，一切集權制度統治都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之上的，一旦謊言被戳穿，真相展示在人民面前，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權立刻就會坍塌。同時，人民只有瞭解真實的歷史，才會在無數冤魂憤懣的吶喊和歷史的血腥中認清凶手的本來面目，找到民族的新生之路。
波蘭是個不幸的國家。
2010年4月10日，波蘭總統卡欽斯基及部分軍政要員乘飛機前往俄羅斯的斯摩棱斯克，參加「卡廷森林事件」七十週年紀念活動，飛機在降落時不幸墜毀，包括總統夫婦在內的九十六人無一生還。
就在總統客機出事前三天即4月7日，俄羅斯總理普京和到訪的波蘭總理圖斯克在俄境內的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參加了紀念「卡廷慘案」70週年紀念活動。普京在卡廷紀念碑前單膝跪地來紀念死難者，被媒體評論為:「代表俄羅斯人民對‘卡廷慘案'作了比較真心的反省」。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蘇聯軍隊在卡廷森林中殺害了約2.2萬多名波蘭軍人（其中有四千名波蘭軍官），然後，蘇聯卻謊稱這是納粹德國製造的慘案。這個謊言一直被重複了幾十年，人民知道真相，但卻不許說。謊言被寫進官方的歷史。在波蘭備受蘇聯操控和影響的時期，這段並不久遠的歷史一直是一個禁忌，因為這個政權是在蘇聯卵翼下得以存在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一樣的，所以，真相要遮蔽，歷史要篡改，要鉗制住人民的嘴巴，不許說出真相。但是在八十年代，波蘭人民開始覺醒和反抗，這個民族要掙脫集權制度的枷鎖，渴望自由。它的最顯著標誌是團結工會運動，通過集會、遊行、罷工和街頭講演反抗集權制度的政府。最有力的武器是戳穿官方的謊言，揭示出歷史的真相，還原被官方篡改和遮蔽的歷史。首先是真相，然後才是自由。波蘭人民懂得這個道理。集權制度是靠謊言來奴役人民的，一切集權制度統治都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之上的，一旦謊言被戳穿，真相展示在人民面前，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權立刻就會坍塌。同時，人民只有瞭解真實的歷史，才會在無數冤魂憤懣的吶喊和歷史的血腥中認清凶手的本來面目，找到民族的新生之路。因此，波蘭人民——即使最底層的工人農民對歷史真相都有著一種執著的追索，就如波蘭一位研究中世紀史的專家布朗尼斯勞·哲密克所說:「這些工人想知道波蘭是怎麼弄到今天這步田地的，想知道事實的真相和來龍去脈。」
還拿「卡廷慘案」來說，事情並不久遠，許多死難者的家人後代還活著，他們清楚地記得，和親人失去聯繫是在1940年，那一年，德國鬼子還沒有來，所以，親人不會死在德國人之手。但官方硬要說，這些波蘭軍人是在1941年被殺害的，賬要算在德國人身上。1940和1941，這個時間點非同小可。在八十年代的波蘭，集權主義統治還沒有終結，人民還不能公開說出真相，但波蘭人是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在記述這段歷史時，說死者是死於1939年之後，既可敷衍官方，人民也心知肚明。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達恩頓寫道:當外國遊客走過某個教堂，看到上面釘著一塊木牌，寫著「卡廷·1940」，導遊總要指給人看，外國遊客茫然不解，導遊就強調說:「看日子，看日子!」然後不再做聲。波蘭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世人歷史真相的。這個日子，告訴了人們誰才是真正的凶手。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簽定了瓜分波蘭的秘密協議，為了瓜分的順利，斯大林首先下令對波蘭軍人下了毒手。兩萬多血腥的冤魂記在了失敗而死再也不能辯解的希特勒名下。
羅伯特·達恩頓1981年5月在波蘭待過兩個星期，他親眼見證了集權主義統治風雨飄搖中人們的憤怒和反抗。他寫道:「波蘭人既關注歷史，又憂慮現實。他們無法把過去跟現在分離開來，也不能滿足於歷史教科書對過去的敘述。因為政府設下種種戒律，很多過去發生的事情都不能寫進書裡。但這些被官方排斥在史書之外的歷史卻陰魂不散，只要政府一天不敢直面過去，不放棄對其他公共空間的限制，這些被壓制的歷史就一天不會成為過去時。」
作為一個弱小的國家，波蘭沒有自然形成的邊疆。俄國在1772年，普魯士在1793年，奧地利在1795年都曾對波蘭進行過瓜分。在十九世紀，只是因為若干有名的詩人和影響力很大的教堂，波蘭才作為一個文化載體倖存下來。《凡爾賽條約》將波蘭恢復為一個主權國家，但在1920年它又差點被布爾什維克俄國給吞併了。1939年，因蘇聯和德國有秘密瓜分波蘭的條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波蘭就被蘇德一分為二，各得其所。波蘭人覺得無所歸屬，他們的文化和宗教接近西方，但當年蘇聯這個大帝國卻硬把她綁縛在東方專制主義的戰車上。所以，波蘭人最恨的是蘇聯，更恨的是使他們失去自由的國家意識形態。因為正是在這個集權制度和國家宣傳機器的強制下，歷史被謊言篡改，真相被無恥地遮蔽。
5月3日，原本是波蘭的國慶日，它紀念1791年的波蘭憲法。1792年俄國的入侵，使這部含有憲政、民主和主權的憲法無疾而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的干預下，波蘭人只能紀念官方欽定的節日「五一」節。八十年代初，官方才恢復5月3日這個傳統的節日。國慶日遊行中，人們打出了「絕不要塔盧維卡斯的悲劇重演」的標語，「塔盧維卡斯」是一個人們熟知的典故，1792年，一幫波蘭貴族引狼入室，把俄國人引進來，從此，波蘭失去了獨立和自由，它指的就是這段歷史。在一次團結工會鄉村遊行中，農民們扛出了紀念塔德茲·寇修斯克的標語牌。這個人在1794年領導了一場叛亂，企圖阻止波蘭分裂，因而被視為民族英雄。即使是工人和農民，對自己祖國屈辱的歷史都瞭然於心。儘管俄國人扶植起來的官方政權忌諱並力圖使人民忘記這段歷史，但歷史的真相存在人們的心中。1919年「十月革命」，有一個領導剛剛誕生的波蘭抗擊俄國侵略的民族英雄，名叫約瑟夫·皮蘇斯基，他在某座大教堂裡有個牌位，在他的牌位下面堆積的鮮花最多，人們在他的牌位下點上蠟燭，並用孩子們留下的校徽把他的牌位裝飾起來。這個被官方歷史抹去的人活在千千萬萬波蘭人的心中。還有一個名叫拉蒂斯洛·斯寇斯基的人，他在二戰期間領導抵抗運動。波蘭人民緬懷他，他的骨灰將由英國運回波蘭，在著名的屋維大教堂下葬。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無論他們反抗的是沙皇俄國、集權制度的蘇聯還是納粹德國，無論他們懷有什麼信仰，也無論他們光輝的名字被官方出於卑劣的目的如何無情地遮蔽和詆毀，他們都毫無例外地受到人民由衷的敬仰和緬懷。
我是在巴別爾的小說《騎兵軍》中讀到蘇聯軍隊血腥屠殺波蘭人民的鮮活歷史的。巴別爾身在騎兵軍中服役，親眼見證並用無比精彩的語言記下了這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一個波蘭老人哀求蘇聯士兵不要當著女兒的面殺掉他，蘇聯士兵從靴子裡掏出匕首，夾住那老人的脖子，很麻利地割斷了他的喉管;士兵住在一戶波蘭人家，身邊躺著的就是蓋著毯子的血肉模糊的主人的屍體;波蘭人信奉的天主教堂被搶掠和焚燬，而蘇聯士兵給他的母親寫信，告訴她，如何抓住了身在白軍的父親，用刀子活活剮殺了他……這一切都令我驚心動魄!寫下這樣小說的巴別爾後來被蘇聯政權處死了。
羅伯特·達恩頓寫道:「波蘭人對歷史著迷不僅僅是因為它不斷重演，而且因為它莫衷一是。官方歷史體現黨的意志，但非官方的歷史大都涉及禁忌的題目。」我們知道，當歷史均被統治者操控，可以任意篡改塗抹，用來粉飾自己，愚弄人民的年代，歷史真相不僅被赤裸裸的謊言無恥地遮蔽，更在於記錄真實的歷史常常要付出血的代價。所謂司馬遷、董狐之筆又何其難也!但是歷史最終是遮蔽不住的，再殘暴的統治也扼殺不了人民的記憶，沒有誰能夠一手遮天，再大的手也不行!羅伯特·達恩頓寫下了波蘭人民書寫歷史真相的過程，要經過三個階段:先是口述歷史，然後是閱讀地下出版物，再然後是正式的史學訓練。往事並不如煙，許多經歷過被粉飾被篡改的歷史階段的人把自己親身經歷告訴世人，這就是口述歷史，它所以珍貴，在於它毫不掩飾的真實，是肉體和心靈的雙重疼痛，是空洞的大話和無恥的讕言所遮蔽不了的。無論是在什麼時代，只要真相、真話被判斷為可能危及集權制度的統治者及政權，它就不允許人說真話。所以說真話的歷史往往通過地下出版物或境外出版物來記錄。當然，最後的史學訓練會將歷史的一切真相完整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達恩頓寫道:「歷史研究應該返璞歸真，提供鏡鑒，塑造民心民氣。在波蘭，這樣的民心民氣不但決定如何書寫過去，而且決定如何書寫未來。」
波蘭的未來怎樣了呢?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看，今天就是波蘭未來的一部分。1970年，波蘭人民的反抗遭到鎮壓，在丹斯克大罷工中，很多波蘭人死於非命，十年之後的八十年代，政府對這件事仍然諱莫如深。但在1980年的大罷工中，罷工的工人迫使政府同意他們在造船廠的大門口修建一座巨大的紀念碑，悼念當年在鎮壓中死去的人們。紀念碑巍峨聳立，碑頂上的一根鋼柱在末端化成三個絞在一起的十字架，碑的底座周圍每天都堆滿了鮮花。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追求自由的波蘭人不會讓鮮血白流，不會讓真相湮滅，他們不屈不撓地在鬥爭，認識民族真實的歷史，清醒現實的處境，明確自己的未來。
波蘭是個幸運的國家。
今天，波蘭獨立了，自由了，集權制度的枷鎖被掙脫，民族屈辱的歷史成為了過去。
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雙膝跪地，代表德國人深深地懺悔，向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猶太人表達沉痛的哀悼。2010年，在卡廷森林紀念碑前，俄國總理普京雖然僅僅跪下了一條腿，他的話還是發人深省的:「迫害給人民帶來的是災害，不分民族以及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遇難者人數眾多，這些罪行不可能有任何理由為自己申辯。我們國家在政治、法律和道義層面上已經對集權制度的罪惡給予了準確的評價，而這一評價不再允許篡改，所以兩國人民應牢記歷史。」這話說明人類的良知還在主宰這個世界，歷史還在往前走。
普京還講了一句話:「一個謊言被講了數十年，但我們不能為此指責俄羅斯人民。」這話沒什麼不對，問題是該指責和聲討的是誰呢?誰製造了血腥和災難?誰又製造了遮蔽血腥和災難的謊言?這個，全世界人民的心中都是有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