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1876年到1905年這30年內，沙皇共處死了486人。與之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國家被處極刑的人數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與後者相比，斯大林每個月處決的人數是帝俄最殘忍的年代的60倍。
斯大林頭像（資料圖）
在世界大多數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幾十年的統治是暴政時，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還被蒙在鼓裡，仍把他稱為「偉大的革命導師」。1963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開始發表的《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著名的「九評」，其中的「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是這樣說的:「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到現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近三十年之久。無論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說，或者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動，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大多數中國人當時和以後很多年是相信這一評價的。由於「二評」是針對赫魯曉夫的，當然也要就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談點看法，但「二評」基本上是為斯大林評功擺好，勉強地提到「錯誤」，也是為其辯解:「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他為蘇聯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功勛的同時，也的確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可能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更不知歷史的真相，因此也只能相信《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所說的，有些錯誤是「難以避免的」。
直到改革開放的年代，我們才漸漸知道了真相，1983年第一次讀到索爾仁尼琴大作《古拉格群島》的中譯本時，被斯大林時代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數字所震撼。同時也相信索爾仁尼琴所說的蘇聯官方絕不會公布非正常死亡的準確數字。索爾仁尼琴多年前是這樣寫的:「關於這些槍決———有哪個法學家，有哪個刑事史家能給我們舉出核實的統計數字來呢?這個特別檔案庫在哪裡呀?我們要能潛進去讀一讀數字該有多好。這些數字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誰想到1991年蘇聯解體，頃刻之間呼喇喇似大廈傾，一個政權、一種體制在一個國家的徹底崩潰，讓世人有了知道這個政權歷史真相的可能。
1999年亞·尼·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在中國翻譯出版，書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20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飢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多萬人。」他還寫道:「1954年，內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鎮壓的積極參與者、強制遷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組織者）報呈赫魯曉夫:1930年至1953年間遭鎮壓的人數約為370萬，其中76.5萬人被槍決。」由於雅科夫列夫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總統特別顧問，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時期都擔任「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數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也至少是半官方。
蘇聯解體後，蘇聯的歷史檔案解密公開，鐵幕後面的場景越來越多地顯露出來，這些檔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關注這些歷史的人，2002年《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執行總主編瀋志華）共34卷在中國出版，其中《關於蘇聯大清洗》和《關於歷史案件的平反》等專題，都提到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別是第30卷中《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鎮壓者的官方數字。報告中寫道:「研究國家安全機關的文獻資料確定，1930—1953年間根據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等機關起訴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鎮壓，其中被判極刑（槍決）的786098人。在被鎮壓的人中間，由執法機關判處的有1299828人（其中槍決129550人），非執法機關判處的有2478406人（其中槍決656548人）。」
報告在多年研究檔案的基礎上，公布了這樣的事實:「根據文獻判定，斯大林親自監督過鎮壓活動。」「斯大林是不經法院和偵查而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槍決、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報告說:「犯罪的行為氾濫成災，表現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擬定清單，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或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審理，而且‘懲罰’已事先確定。這些名單呈送斯大林本人。」報告舉例說，在1937—1938年期間的383份名單中，有44000高級幹部、高級軍官和經濟管理人員受到懲罰，其中39000人被槍決。「在這些名單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的親筆批示。在383份名單中斯大林簽字的有362份，莫洛托夫簽字的有373份，伏羅希洛夫簽字的有195份，卡岡諾維奇簽字的有191份，日丹諾夫簽字的有177份。還有米高揚、葉若夫和斯·柯秀爾的簽字。政治局委員們不僅同意提出的鎮壓建議，而且還批字鼓勵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工作人員進一步鎮壓，而在個別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殺——殺’。」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還寫道:除了上述被鎮壓的370多萬外，「還應當追加受害於集體化時期的340萬人以及遭鎮壓的330萬少數民族，這樣就超過了1000萬人」。
蘇聯檔案公開時、《一杯苦酒》出版時索翁還健在，不知他對這些數字有什麼看法，是否相信這個非正常死亡的數字。
《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中提出:「伸張正義問題現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社會輿論及無辜受害者的親朋都在等待著為他們完全恢復名譽和永久紀念他們。」「紀念鎮壓犧牲者的一切費用當由國家支付，為此應責成蘇聯部長會議為這些工作籌出所需資金。」
用列寧稱為「暴政」的沙皇和帝俄時代同「建立功勛的同時，也的確犯了一些錯誤」的斯大林時代作一點比較是有意義的。
那麼，沙皇和帝俄時代殺了多少人呢?看看索爾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島》中引用的俄國刑法專家的統計:從1876年到1905年這30年內，共處死了486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17人。索翁寫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幾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驚了俄國人的想像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1905年到1908年共處死將近2200人（一個月45人!）。」與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國家被處極刑的人數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與後者相比，斯大林每個月處決的人數是帝俄最殘忍的年代的60倍。
對這樣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暴政和罪行，《關於斯大林問題》是這樣說的:「他在黨內和黨外的鬥爭中，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經造成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在黨和國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實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處理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關係方面，也犯過一些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也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這些錯誤，給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損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衛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衛他所捍衛過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時寫作這些文章的人，審閱並讓這些文章發表的人多半是看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他們如何面對真實的歷史?鄧小平1989年5月16日對來華訪問的戈爾巴喬夫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包括中共當年對斯大林的看法嗎?
親歷過斯大林時代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那本著名的《斯大林時代》中寫道:「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在第一次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發生的千百件殘酷的冤案和粗暴的鎮壓行為恰恰使那些最優秀的人最感不安?」她接著說:「我相信俄國人是不問這些問題的。他們的建設已經遠遠超過了斯大林時代，那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他們知道人類一切進步都是要用極大的代價去換取的，不僅要有英雄們死於疆場，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年輕的時候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相信一些人非正常死亡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的必然代價，也以此來理解「文化大革命」。那時讀《關於斯大林問題》，記得文中說:「列寧引用了俄國的一個寓言諷刺修正主義者說，‘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倍倍爾、盧森堡是‘偉大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義者，則是‘工人運動後院糞堆裡’的一群‘雞’。」文中還說:「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我們很多人也相信斯大林是飛得高的「鷹」，而赫魯曉夫是「雞」。
索爾仁尼琴在結束三大卷《古拉格群島》時寫道:「一個用鋼箍緊緊箍在一起的巨大國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經半個世紀多了，有的只是鋼箍，但是沒有法律。」說到蘇聯的鎮壓制度和「古拉格群島」，索翁說:「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為這個國家制度離開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島，這個國家也將不復存在。」歷史是無情的，一切泯滅人性的社會制度都將被人民所推翻、被歷史所拋棄，那個曾經如此強大的國家和那個國家無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