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十八大的權力鬥爭浮出水面，在中國網路的防火牆外，無論是中文世界還是英文世界，「太子黨」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又多了起來。在諸多文章中，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那篇「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 （2月19日由香港《成報》發表）很值得關注。
錢先生這篇文章是從太子黨們的紅衛兵經歷來談這一群體的政治底色。文章對40-50這兩代人的分類，只有專門研究文革史的人士才會清楚其中的差別。該文主要談了三點，為行文簡練，我歸納如下：
一、中共高幹子弟認為自己繼承政治權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對權力的過度膜拜（有權就是一切）從「文革」時期至今一以貫之：「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對思想異己的態度也是毛澤東式的：「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你們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這些「高幹子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團的核心部分」，但這個群體當中的理想主義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權力集中在手裡，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二、這些高幹子弟因為「文革」時期曾從養尊處優的環境裡掉入過最底層，並非長於深宮之輩，瞭解中國國情，有些後來還受過高等教育（包括在國外留學），曉時勢，通權變，因而比胡錦濤這輩「文革」時期的大學生更有危機感，救黨意識強烈。錢先生因此歸納說，「這就意味著，由於自身的利益化與官僚化，逐漸喪失改革動力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在他們的尚有出息的子女這一代，獲得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 這樣，在習近平時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一步。」做為積極因素被列舉的有秦曉關於普世價值的談話。
三、軍隊少壯派的干政傾向。其中作為代表人物被列舉的是少將劉亞洲。因為我後面有段文字公案需要說明，這裡全文引證（標點符號亦照引）：「2010年高幹子弟的發言者，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副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一月，他在昆明軍區作了題為《信念與道德》的演講；七月，在大陸反日浪潮中，他又聯合十名將校連署發表呼籲，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仔細看劉亞洲的觀點，其實是有三個基本點的。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對政治民主化的強調，以及在《中國改革得與失》裡對現狀的批評與分析：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 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成為了‘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確實是擊中要害的，劉亞洲也因此而獲得了‘敢言’的美譽。」
第三點後半部分關於「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一文對劉亞洲思想的評價，完全是一個誤會。這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的作者不是劉亞洲，而是何清漣。該文曾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 第1期（總第76期）的卷首， 其主要內容曾以同名演講公諸於2001年10月我在芝加哥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但誤引的責任不在錢理群先生，而在於國內異議元老陳子明，是陳子明的「改造與建設」網站在2004年7月用「吳毅」的筆名，將我的文章署上「劉亞洲」的大名發表於該網站。我曾要求陳子明給我「吳毅」的聯繫方式，他推說電腦壞掉了，資料全部丟失，無法聯繫，他不瞭解情況。我當即指出一個事實：陳子明本人一篇以「王思睿」筆名撰寫的「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就發表於登載我文章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同卷的第三篇，並要求他更正。陳子明不予更正，只是將該文章撤下並私通道歉。但其時此文已在該網站上挂了三個月，以「劉亞洲」之名流傳出去了。我是因為南京樊百華先生寫文章引證「劉亞洲」撰寫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一文內容，論證其「民主思想與對現實批判精神」，才知曉我的研究成果由陳子明的網站慷慨贈送給了劉亞洲。相比於始作俑者陳子明，樊百華先生磊落得多，為此專門寫了「樊百華鄭重公開致歉：《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一文的作者是何清漣而非劉亞洲」
由於文章謬傳，錢理群先生看到「劉亞洲」此文，曾經當作太子黨有民主思想與批判意識，在他的文章「回顧2010年」裡引證，大意如同此文。我看到後，因錢先生文章影響大，如果不予糾正，以訛傳訛，將會留下一段公案，於是在2011年7月18日致信特別寫信給錢理群先生，希望他能更正，次日即獲錢先生答覆，表示此文是朋友在網上流傳開的，今後「如果正式發表或者收入他的文集，定當糾正。」這次被再次引證，不知何故。我於2月19日再次去信給錢先生。錢先生於2月20日回函：「香港發表拙文，並沒有通過我，我還是從你的這封郵件裡才知道此事。我也無力去責問。你要發表文章訂正我的錯誤，也好，免得再誤傳。」
講這段公案的原因，是因為據我本人的文章來判斷「劉亞洲」具有民主思想及批判精神實在不妥。我甚至也懷疑署名「劉亞洲」的其他文章是否也是某些人故意張冠李戴送給他的。我曾在Twitter與騰訊微博上都談過此事，劉將軍的弟弟劉亞偉亦活動於這兩個地方，相信他看到了。我希望劉亞洲先生能夠出面聲明一下，「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並非他的作品，這有助於受眾正確理解他的思想。
現在再回過頭來討論錢理群先生的文章。除了這點誤會之外，錢先生這篇文章對於瞭解當今中國的政治動態，以及今後中國是否有自上而下發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等，還是很有幫助的。但因文中老紅衛兵的「太子黨」及「紅二代」的動向多發生於今年2月重慶王立軍事件之前，我來補充一點我的分析：
一、最近對以重慶薄熙來為首的政治勢力的打擊，是胡溫及現任政治局常委們對從前年開始日甚一日的黨內批評聲浪的回應。以張木生為主的批評聲音，其代表作是由共識網負責人周志興親自採寫的「共識之途——採訪張木生」。該文的一些言辭應該已經超過胡溫等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容忍底線，比如「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二、以中國今天之狀態，正如我2004年「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所分析：支撐中國社會的四根支柱，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支撐一個國家的生態基座、標識一國生存底線的就業狀況均已嚴重破壞，只剩下政治權力整合，即高壓維穩，在此情況下，中共不思變革，國家前景堪憂。
三、所謂「太子黨」，只是家庭背景相似，比如父輩與中共建政有關。但就其既得利益與思想取向來說，各不相同，因此並不是一個鐵板一塊、有極強政治行動能力的利益組合。比如現在已經大位在望的習近平，與上位艱難的薄熙來以及無緣進入政府系統的軍隊太子黨，其立場肯定不一樣。如果習近平能夠順利上位，並通過制度化管道控制局面，他為什麼要與咄咄逼人的「太子黨」與軍隊少壯派結盟，讓他們成為日後挾制自己的強勢力量？
四、在一黨專制不變的前提下討論中國十八大由誰上位，對中國前途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差別只在於中共統治能夠延續的時間長短而已。比如某個利益群體中的人多活上一、二十年，這對於個人及家族來說，可能具有決定意義，但對於中國社會演變及人類歷史來說，則是一個基本可以忽略的時間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