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國策》
袁紅冰出版的自由臺灣三部曲
第一章
人類大劫難：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悄悄拉開帷幕
——中共極權的全球擴張戰略
一、引言
「冷戰早已結束，人類終於走出民主與專制兩大陣營對峙的危險時期，進入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中共會由於經濟的發展，逐步開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極權專制不再是對人類的主要威脅。」；
「基於經濟的全球化，各國的利益互相依存度日益強化，世界性戰爭爆發的機率趨於零。」——所有這些對於世界各國文人和政客的國際政治觀的總結性表述，都如同一支支注入人類精神的催眠劑，正在麻醉二十一世紀的神經。連美國的小政客總統歐巴馬家庭的聖誕之樹上，也赫然挂出中共極權之父毛澤東的照片，而更加渺小的政客馬英九，則頻頻眨動他那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聲稱同中共建立起了互利雙贏的關係，「兩岸離戰爭越來越遠」。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神經被麻痺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前述對當代國際政治局勢的經典性觀念，都在表述謊言。而民主國家的政客、文人與中共極權的御用文人，在謊言的表述上竟達到令人震驚的一致。不同之處只在於，有的謊言表述是基於愚蠢或者人格的墮落，有的則是基於故意欺騙。民主政治的價值並不表現為理想主義的狀態，而只表現為防止最壞的狀態發生，即防止極權專制對人的奴役。因為，多數選擇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則，而絕大多數人都是靠感覺和常識作出選擇，而不是憑藉深思熟慮的理性與智慧。由此一來，民主邏輯選擇的政客，往往只有譁眾取寵的小精明，而沒洞察先機的大智慧；民主邏輯中浮現出的知識份子明星，常常也只像模特兒一樣，通過扭腰擺臀式的淺薄的文化表演，贏得世俗的影響力，而完全不具備「民族智慧之鏡」的能力與資格。這正是當代民主國家的政客、文人引領世界行進在謊言中的原因之一。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被利益所收買，把靈魂出賣給中共，才開始隨謊言的節拍起舞。
極權專制的罪惡根本在於對人的精神奴役。不過，極權專制又有能力選擇某些詭詐至極的智慧和知識的擁有者作它的御用文人。現在，中共的御用文人正把智慧和知識變為欺騙世界的工具——欺騙世界，讓人類在謊言中麻痺，是為了掩蓋中共全球擴張的政治戰略和事實。
人類的命運在愚蠢者與卑鄙者相信的謊言中蹣跚而行。這顯然意味著時代的悲劇。而人類的命運在詭詐者的欺騙中行進，則必然預言歷史的大劫難。對於智者和先知，這是一個荒涼的時代。但是，出於對人類自由事業的忠誠，我必須踏過萬里謊言，站在智慧之巔，向歷史講述事實的真相：中共極權從來沒有泯滅過全球擴張的政治野心；當代，以胡錦濤的猥瑣人格為擴張野心的生命承載者，中共極權已經形成並展開全球擴張的政治戰略；通過「超限戰」的模式，中共在「和平崛起」的謊言掩護下，悄悄拉開了以征服全世界為戰略目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帷幕。
二、中共極權擴張的政治意志
——從未熄滅的慾望之火
「性格決定命運」。對於個人，這個判斷意味著真理的表述。就人類的歷史而言，命運的決定者則往往是主導歷史精神的政治意志。
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解放全人類」，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這種全球擴張、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是浴血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魂，也是中共從建政之日起從未熄滅過的慾望之火。現在，分析中共歷史、判斷中共未來政治走向的著作汗牛充棟，甚至多如印度夏日的飛蠅。然而，其中卻很少能夠找到從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的角度解讀中共政治人格的真知灼見。事實上，征服世界的野心構成中共國際政治行為的「第一推動力」，而且相當程度上影響中共國內政治的決策。
韓戰是中共建政後，在全球擴張野心引領下發起的第一戰。對於中共，韓戰並非起始於「志願軍」越過鴨綠江。北韓軍隊大舉南侵之日，就是中共開始擴張的首戰之時。因為，金日成實質上不過是中共軍隊的一名中級軍官，北韓共產黨也只是中共的一個分支，北韓軍隊南侵的主力亦由中共軍隊改編而成——金日成及其政黨和軍隊，是中共政治肢體的一部分；北韓的南侵作戰並不是兩種意志的體現，而是中共極權擴張野心指導下的統一行為。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極權之父毛澤東曾要求赫魯曉夫動用核武器，發起對美國的全面戰爭，並承諾中共將組建一千個師或者更多軍隊參戰。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宣稱，打核大戰，即使人類損失三分之二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能換來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也是值得的；人口數量再經過幾十年發展也會恢復。
彿學把貪慾視為人的三種終極罪惡之一。擁有世界的貪慾一旦同獨裁者的權力結合在一起，人類就將面臨重大危機。只是因為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理想還沒有堅定到毛澤東那樣瘋狂的程度，人類才免於一劫。此後，由於赫魯曉夫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沒有達到極致，以及其它更為複雜的政治原因，中共指控赫魯曉夫是共產主義的叛徒。
發動核大戰的建議被赫魯曉夫拒絕之後，毛澤東決定自己全力開發核武器——中共開發核武器的意志起點，不是基於自衛的願望，而是基於征服世界的欲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中營——「人民公社」的倒行逆施，以及經濟「大躍進」的非理性舉措，使中國陷入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荒，近四千萬中國農民被餓死。就在這樣的悲慘時刻，中共全球擴張的貪慾之火仍然熾烈。中共撥出巨款發展核武器和核潛艇，而置伏屍萬里、白骨撐天的民族大悲劇於不顧。此刻，我重述以上歷史，並非試圖感動什麼人；我深知，在一個冷漠的時代，很少有人會為別人的苦難流淚，更何況那是五十年前的苦難。但是，我希望歷史的重述能夠提醒人類：中共極權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可以冷酷和堅硬到無視最慘烈的人間悲劇的程度。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爆發為全面的政治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這次政治社會危機貼上的虛假的標籤。然而，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大危機發生前後，共產主義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不僅繼續主導中共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軌跡，而且顯得更加亢奮。
毛澤東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運用於國際政治，把世界各國劃分為三個世界，即美蘇「霸權」國為第一世界，歐洲等國家為第二世界，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中共自命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以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作為合理性根據，進行全球擴張；輸出「革命」，則是當時中共全球擴張的主要方式。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製定並不遺餘力地執行其輸出革命的全球擴張計畫，在東南亞、南海群島、南亞次大陸、非洲、拉丁美洲的廣闊地域內，散佈共產革命的激情，培育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的政治勢力和游擊隊式的軍事力量。由於當年中共的經濟能量還不足以為其野心勃勃的擴張戰略提供足夠的物資力量支持，所以，那一次共產主義擴張的狂潮，主要表現為精神能量的釋放。即便如此，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擴張，仍然留下許多不應當被忘卻的悲劇。
那個歷史過程中最具浪漫激情的事件，是數萬「紅衛兵」懷著發動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越過中緬邊境，參加緬共游擊隊。然而，理想是虛幻的，現實則比死亡更殘酷——數萬美如朝霞的年輕生命黯然消失在東南亞陰暗的叢林中。現在，他們的白骨早已腐爛，他們的鬼魂卻可能重返人間，因為，和他們曾經有同樣的「紅衛兵」情結的人，例如薄熙來一類，正在被培養為中共「第五代」權力執掌者。
那個歷史過程中最血腥的事件，莫過於紅色高棉的大屠殺。波爾布特拜謁毛澤東，領受「最高指示」之後，以共產主義式的社會改造之名，在短短的時日內，竟然殺死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其中包括數十萬華僑。時至今日，中共還在用重重政治鐵幕，掩蓋這次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大屠殺。那永遠不會消散的血腥氣對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又一次作出事實的詮釋——「解放」就意味著用鐵血之死，讓人得到終極解脫。
人是健忘的，歷史則必須記住血淚書寫的悲劇。如果歷史也忘卻了，人就將重新以更殘酷的方式演繹同一個悲劇。可悲的是，現在不僅人遺忘了歷史，歷史似乎也忘卻了它應該記住的教訓——人和歷史都因遺忘而失去了過去，過去就只能在未來中重現。
毛澤東之死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有人將毛澤東的死亡解讀為中共放棄了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則是淺薄的錯誤。作為最高權力意志象徵的獨裁者的生命個性，確實會對極權政治的運作模式和風格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卻不能改變極權政治的靈魂。共產極權政治的靈魂是由一整套哲學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歷史觀和政治學體系所構成；極權政治理念一旦物化為現實的政治存在，它就獲得了獨立於任何個體的生命與靈魂；是極權政治存在的邏輯決定個人的意志，而不是個人的生命個性決定極權政治的意志，對於獨裁者也是如此。
中共內部的一次政變，為鄧小平鋪好踏上權力巔峰的紅地毯。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改變了維護中共極權專制的經濟模式，即把過去的計畫經濟改變為權貴市場經濟。但是，他不能真正改變中共極權的哲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基礎，更不能改變中共的極權專制的政體。事實上，鄧小平也不想改變。他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就是在用思想來證明他對極權專制的忠誠；他毫不猶豫地將六.四學運淹沒在血泊中，就是在用反人類的暴力來證明他對極權專制的一往情深。
同樣，鄧小平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改變中共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在鄧小平實際主政期間，中共似乎暫時停止了全球擴張的腳步。但那並不意味著放棄，而只是無奈。鄧小平主政的歷程，恰處於中共兩次大危機期間：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那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一次是六.四屠城的政治後遺症，那是鄧小平自己造成的。處此困境，中共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猶如被命運逼進死角的野獸，只能暫時收起爪牙。這兩次危機使中共極權政治傷痕纍纍，鄧小平宿命地只能扮演為極權政治療傷的角色。不過，即便如此，全球擴張的野心也從沒有真正從鄧小平的政治生命中消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經濟剛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復甦，鄧小平就公開在政治報告中宣稱，十年之內要實現對臺灣的統一。急切之情，溢於言表。只是由於「六.四」血案造成的共產主義政治道德的歷史性崩潰，使中共的擴張意志再次受挫。「六.四」之後，鄧小平面對蘇聯共產帝國頹然崩潰、中共政權萬夫所指的險境，提出「韜光養晦」的國策。「韜光養晦」這個成語的內涵深沉而陰騭；它所表述的並不是退縮的意志，而是極具進攻性的意志：處於困境之時，要收斂鋒芒，不事張揚，暗中積蓄能量，準備對命運作雷霆萬鈞之反擊，一舉改變困境——猶如猛虎收縮軀體、低伏深草之中，只為瞬間之後對獵物作致命的扑擊。國際間多如印度乞丐的「漢學家」，當年多把鄧小平的國策解釋為放棄共產主義擴張野心的「務實主義」的產物，真乃愚人之見。
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由於江澤民的挑撥而失寵於鄧小平，並失去軍權之後，楊尚昆身邊一位工作人員曾透露鄧小平對楊尚昆所作的一次談話內容。談話時楊尚昆還是鄧小平的寵臣。鄧小平說：「如果不是趙紫陽煽動學生，使我們不得不用這樣的方式解決北京的動亂，我們這一代就有時間和精力解決臺灣問題。我們不僅可以親手給國共兩黨的歷史鬥爭畫上句號，更有意義的是，可以為我們黨在世界範圍內承擔起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責任，消除隱患，打開門戶。我們不能原諒趙紫陽，不只是因為他讓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失去一次改變歷史的機會，主要是因為他推遲了共產主義事業的復興… … 。」
從鄧小平的話語中我能夠感受到某種熾烈的痛苦，那是黑暗的慾望之火焚燒下所產生的痛苦。但願人類能夠明白， 能夠記住：中共極權專制從共產主義理論中繼承的最大貪慾，便是全球擴張的野心；那種野心是中共極權的政治基因，是中共極權不可改變的天性；征服世界的慾望之火將焚燒一個又一個中共獨裁者的心，或者使他們痛苦，或者使他們瘋狂——處於困境，無力擴張時，他們痛苦；獲得擴張的政治和經濟能量之後，他們必定以非理性的瘋狂，展現「解放全人類」的意志。
三、胡錦濤：猥瑣人格承載的巨大野心
——中共二十一世紀擴張戰略的形成
唯有真正的理想主義才能引導人類走進高貴的歷史時代；庸俗或者罪惡的政治命運，則必然以人類貪慾的政治意志化作為根本動力。嗜血的共產主義是偽理想主義運動，它的政治實踐的全部追求，都在於建立和堅守共產極權專制，以及全球擴張——極權，意味著人類貪慾的極端化，因為，擁有極端權力，就擁有了以人類的精神和肉體為私產的能力；用極權征服世界則是貪慾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都在表述同一個主題，即共產主義的偽理想主義性質和極權政治對於奴役、控制人類的精神與肉體的貪慾。
如果說毛澤東是狂放不羈、視萬民為芻狗的一代梟雄，鄧小平是深沉老練、凶殘冷血的政客，江澤民是天性庸俗淺薄、酷愛賣弄風騷的上海小男人，那麽胡錦濤則是奴性入骨而又陰狠寡毒、偽善狡詐而又機警如鼠的宦官。中共四代權力意志象徵的人格差別，決定了中共政治風格的某些變化——毛澤東時代飛揚跋扈，鄧小平時代務實而鐵血，江澤民時代風騷而腐爛，胡錦濤時代則貌似和諧而溫情，實則機心百端、凶險難測。不過，無論政治風格怎樣變化，對極權的貪慾和全球擴張的野心卻是永遠不變的政治主題。政治主題雖然不變，但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為實現政治主題而確定的國策卻有兩次意義重大的改變。這兩次國策之變，都同胡錦濤直接相關。
第一次國策改變的主要內容，是將毛澤東晚期的聯美抗蘇戰略，改變為聯俄抗美，以美國為戰略敵人。當年，為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實現全球擴張的野心，中共與蘇共反目成仇，兵戎相見，幾至核戰邊緣。毛澤東為策中共極權專制之安全，決意向美示好，與美建交，共同抗禦蘇聯。毛澤東撒手人寰，但是，他遺留的屍骸和制定的國際戰略依然被虔誠地保留在北京——他的屍骸在水晶棺中，他的國際戰略在中共官員奴性充斥的頭腦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成為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期間，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實施前所未有的開明政策。一時之間，學術自由，思想活躍，多元的文化思潮滾滾湧入中國。中共頑固派立刻意識到這種狀況對極權專制的威脅，他們先後指控胡耀邦和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向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投降。此時，改變聯美抗蘇國際戰略的動向初見端倪。不過，真正的改變卻是以一個名為何新的御用文人的理論為起點。
何新野心如熾，不甘作普通人終其一生，卻又無膽抗爭暴政，於是便以作中共的御用文人為人生理想。其人工於心計、精於策劃、巧於獻媚，得到王震、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歡心，雖然沒有大學畢業證書，仍然受到破格提拔，最終被安置在中共的皇家學院，即社會科學院，作理論研究。
大致在一九八七年，何新完成了一份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何新預言，未來的幾年內蘇聯可能分崩離析，國際政治局勢將發生重大變化；據此何新斷言，即將陷於分裂的蘇聯長期內不再是值得重視的國際政治因素，而中國的崛起勢必與美國的全球利益發生戰略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與衝突將構成下一個歷史時期國際政治角逐的主題。
何新的研究報告為中共頑固派的觀念提供了國際政治理論的基礎。一九九零年，何新關於蘇聯崩潰的預言得到驗證之後，中共以美國作為戰略敵人的國策已經呼之欲出。胡錦濤因大規模屠殺藏人而獲得鄧小平信任，並於一九九二年升遷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後又兼任中共黨校校長；中共的理論和全球戰略研究，屬於他負責的範圍。
胡錦濤看到何新的上述研究報告之後，大為讚嘆，並作出如下批示：「何新同志準確預見前蘇聯垮臺，實屬難能可貴。說明他真正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何新同志提出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崛起必然發生矛盾的論斷，也很有遠見，應當引起重視。」
為論證中國崛起勢必與美國國家利益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何新提出一系列論據。其中臺灣問題首當其衝。何新說，解決臺灣問題關乎中共的根本政治利益，而美國出於其全球利益和戰略布局的考慮，必定傾全力維護臺灣；除非中共同美國在其它對美國更重要的利益領域，達成以臺灣為籌碼的交易，中美之間將必有一戰。何新還建議，中共應當作好同美國決戰的意志和戰略準備，同時，盡最大可能和美國達成核心國家利益之間的交換。何新認為，運用同美國進行利益交換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符合中共崛起初期的最大利益；而美國是一個自私的以實用主義哲學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只要給出合適的條件，美國不僅可以出賣盟友，甚至可以「出賣上帝」。
何新關於臺灣問題的論述深得胡錦濤之心。胡錦濤升任中共總書記之後，還多次作出指示，制定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一定要參考何新的相關研究成果。只是由於何新曾強烈批判朱鎔基的經濟政策而得罪了朱鎔基，胡錦濤權衡利害得失，一時還不願明顯提拔起用何新。
由於中共頑固派的支持，以及胡錦濤的推動，以美國為戰略敵人的論斷逐步轉化為中共的國策，並主導中共的內政與外交的具體政策。當然，這種國策的轉變是秘而不宣的。正因為處於秘密狀況，中共的國策實際上演化成以美國為主要敵人的全球擴張的政治陰謀。
如果說從把美國視為對抗蘇聯的戰略盟友，到把美國當作戰略敵人，意味著中共國策的第一次戰略性轉變，那麽，從「六.四」之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胡錦濤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關於中共「和平崛起」的宣示，則標誌著中共國策的第二次戰略性轉變。第一次轉變，中共以其全球擴張的政治意志和維護其極權專制統治的必要性分析為背景，對主要的戰略敵人重新作出定位；第二次轉變，則是在渡過「六.四」血案和前蘇東地區共產陣營崩潰的政治大危機之後，中共以二十餘年權貴市場經濟積累的巨大經濟能量為信心的根據，具體確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的政治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戰略方式。
共產極權體制的政治基因，決定其戰略目標的政治趨向；獨裁者個人的人格特徵，則決定極權體制實現其戰略目標過程中的運作風格和策略特點。因此，為深刻理解中共二十一世紀擴張戰略目標的運作風格和策略特點，就不能不對胡錦濤的人格特徵，作必要的分析。
胡錦濤人格的養成主要基於中共官場的政治邏輯，同時也和他個人的病理特徵直接有關。一九八四年任貴州省委書記之前，胡錦濤便罹患嚴重的糖尿病，以致陽萎不舉，食慾受限。在美女如雲如霧的貴州，沒有能力恣意賞玩佳麗；在美酒之鄉，卻只能聞而不能痛飲國酒「茅台」，胡錦濤怎一個「愁」字了得。「食色性也」，在兩大生命基本慾望被糖尿病冷酷閹割的情況下，對權力的貪慾和玩弄權力的陰謀，即無可選擇地成為胡錦濤唯一真正的生命興趣。正所謂「禍兮福所倚」，胡錦濤不幸喪失性慾和食慾，反能夠心無旁騖，全心全意專注於權力角逐，從而使這樣一個佣人俗物，終得問鼎中共最高權力。
中共官場有一個不太著名的官員，卻與胡錦濤淵源甚深。此人名叫王三運，天性好財、好色，而最是好酒，自詡「酒鬼之王」；他聲稱，好色是為有紅袖添酒，好財是為有錢得購天下美酒。胡錦濤初到貴州任書記，王三運不過是中共省委組織部青年幹部處的一個副處長。但因緣際會，胡錦濤一次到貴州師範學院考察，王三運之妻恰在學院工作；該女容貌姣好，善解人意，被安排作胡錦濤的接待服務工作。從此，王三運之妻便同胡錦濤拉上關係——太監尚有慕色之心，何況胡錦濤不過陽萎不舉而已。依憑紅裙綠帶之關係，王三運開始官運亨通。有人嘲笑王三運賣妻求榮。王三運一次酒醉後對一干結成盟兄弟的官員講：「我是得榮而沒有賣妻——我老婆說了，‘胡錦濤那玩意兒，既不耐看，也不頂用。’」從此之後，這句話在貴州官場不脛而走，成為一句形容劣質產品的歇後語。
不過，王三運能官路通達，更與他自己的直接努力有關。得知胡錦濤因糖尿病不能行人事之後，王三運便千方百計、八方奔走，為胡錦濤尋求治陽萎的中醫秘方。聽說用穿山甲的生殖腺泡酒有奇效後，王三運不畏艱險，進入大山深處，向山民求購穿山甲；返程時，不慎跌入山澗，腰椎受傷，幾至殘廢。王三運最終雖未治好胡錦濤的陽萎，卻贏得胡錦濤的歡心。此後，儘管不斷有人檢舉王三運家族貪汚腐敗，但在胡錦濤的庇護下，王三運一直有驚無險。為避風頭，他多次平級調官。由貴州副書記先後調任四川副書記、福建副書記；中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後，更被胡錦濤欽點為其家鄉安徽的省長。
用一些篇幅介紹王三運，是為讀者理解他對胡錦濤人格的一次評斷提供背景。二零零三年冬，王三運曾由福建秘密返回貴州數日，目的是安排其家族部分資金向海外轉移事項。事畢臨行前，王三運召集貴州官場他的幾個磕頭兄弟和一位精於面相之學的奇人，一起縱酒狂飲，就是這位奇人最初告訴他，胡錦濤「笑裡藏刀，必掌大權」，他才決定不遺餘力討好胡錦濤。那日大醉之後，王三運說到胡錦濤時，如此評論：「… … 溜住誰，也不如溜住胡錦濤；得罪江澤民，也不能得罪胡錦濤。胡錦濤這個人每天過的都是和尚的生活，不能吃，不能喝，基本也不能玩女人。他只好一心琢磨怎麼玩權。玩權就是玩人。我看玩權對他比色鬼玩女人還上癮。… … 胡錦濤明年接軍委主席後，一定要解決臺玩灣問題。你們想，有絕色美女在你面前，有百年‘茅台’放在你的鼻子下，你們會放過，不玩不喝嗎？權力就是咱胡總書記的美女和‘茅台’。他只要掌了大權，就必要用權：用權建不世之功。現在，對於我黨，只有解決臺灣問題才是不世之功啦。」
作為胡錦濤的心腹。王三運對胡錦濤的評斷自有其深刻和精確之處。對權力的沸騰的貪慾確實構成胡錦濤生命的本質，但王三運還是小覷了胡錦濤的野心——胡錦濤並不以解決臺灣問題為滿足，他更要重新舉起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的戰旗。整個世界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猥瑣的人格所承載的巨大的政治野心；支持其政治野心的，是綁架了十五億三千萬中國政治奴隸的中共鐵血強權。如果對胡錦濤，這個中共鐵血強權的權力意志象徵缺少真實的理解，人類將在昏睡中迎來一次極權擴張的大劫難。因為，由胡錦濤猥瑣的人格特徵所決定，中共全球擴張的運作模式會極端偽善，極端具有欺騙性和陰謀性——猥瑣的人格酷愛陰謀；猥瑣人格主導的權力意志，就是政治陰謀在偽善和欺騙中展開的過程。其實，胡錦濤臉上塑料花一樣永遠不變的笑容已經欺騙了，或者說迷倒了世界上諸多的小政客和老處女。
四、「超限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共，現代十字軍的西征
二零零七年初夏，一份絕密文件從中南海發出。文件的標題是《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以下簡稱《地位和使命》）。文件載明的撰稿人是胡錦濤。中共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決定這份文件傳達到中央委員一級；軍隊中，用口頭宣讀的方式，傳達到集團軍軍政主官一級。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畫對此作出解釋時，稱：「這份文件是我黨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的最高機密，所以必須採取最嚴格的保密措施。」
如果說「和平崛起」的宣示是中共全球擴張戰略的一個溫柔而委婉的外交辭令式表述，那麽，《地位和使命》則是關於中共全球擴張戰略的真實而堅定的原則規劃。一位中共高官私下評論說：「這份文件相當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戰書。」
《地位和使命》字數約九千。全文的主題有兩個：一是二十一世紀中共全球擴張的戰略目標；一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原則。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錦濤首先回顧確定美國為中共主要戰略敵人的歷史過程，說明一九八七年何新就提出一個戰略觀念，即「中國的崛起同美國的戰略利益根本衝突。」胡錦濤在對何新的「遠見」讚賞之餘，強調當年何新的觀點一提出，就受到王震、陳雲、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及時肯定；正是這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制定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指明了基本的政治方向。
胡錦濤認為，中共已經徹底走出「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危機；在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應當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戰略目標，「承擔起對人類的更大責任」。胡錦濤用極其明確的語言，對中共的全球戰略目標作出表述：要把二十一世紀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世紀」；中共「要取代美國，成為時代的代言人和世界規則的建立者，成為國際法的主要立法者，使國際法從資本主義國家意志的體現者，改變為社會主義國家意志的體現者」；要實現以中共為核心力量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復興」。
胡錦濤少有的似乎難以抑制某種在黑暗陰影中沸騰的激情，反覆論說共產主義復興的話題。他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痛心疾首；對當時人類所表現出的歷史性歡悅仇恨刻骨。他斷言，中共最光榮的歷史地位不應止於自身的強大，而在於成為「共產主義復興的偉大旗幟」。胡錦濤這類夢囈般的話語會使人覺得歷史正在倒退向過去時間的廢墟，但是，魔鬼之夢一旦同極端的權力結盟，世界便已處在現實的危險中。百年歷史證明，共產主義運動是從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中湧出的一條淹沒了人性與良知血河；今天，當各國的小政客和蠢愚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面帶傻乎乎的微笑，希望中共由於經濟的發展而走向政治改良之時，共產主義的血河卻依然在中共權力意志的生命象徵，即胡錦濤的心底裡激起狂濤巨瀾。
以馬克思為起點，在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理論大師和實踐領袖中，人格最為猥瑣不堪的，莫過於胡錦濤。作出這樣的判定，並不僅是由於胡錦濤對權力的病態的熱戀和苦戀，以及這種戀情中湧溢出的巨大野心，而更是由於胡錦濤陰險凶殘的奴性人格特徵。胡錦濤出身寒微，幾十年藏首縮頸、蠅營狗苟，苦苦籌思於陰影之下，循循奔走於權貴之門，全憑入骨之奴性才得以與權力結緣；如果說對權力的貪慾是胡錦濤生命的主題，奴性人格則是書寫其生命主題的筆。不過，奴性一旦得到專制權力的附麗，就會演化成極端的雙重人格，即極端自卑與極端自戀同在；極端怯懦與極端亢奮共存；極端偽善與極端詭詐一體。
胡錦濤的極端雙重人格必定深刻影響噹代中共權力意志的趨向和風格。《地位和使命》一文中，中共要取代美國替人類立法，以及復興共產主義運動的宣示，字裡行間，極端自戀與亢奮之情凝成的偽善野心溢於言表。同時，極端的自卑、怯懦、詭詐又決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的運作風格和策略原則。胡錦濤在該文中說：「我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戰略目標和政治意圖要嚴格保密；要只做不說，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胡錦濤認為，中共之所以能渡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的共產主義危機，而「屹立不倒」，關鍵原因之一，是得益於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國策。他寫道：「‘韜光養晦’是危機期最高的策略原則，它麻痺了敵對勢力，為我黨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機遇。… … 現階段，我黨已經具備再次崛起的經濟能力和國際環境，但是我們絕不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原則。我們要在‘韜光養晦’中崛起，要繼續散佈、強化敵對勢力對於我黨會由於經濟發展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為推進我黨的全球戰略減少阻力；我們也要在崛起中‘韜光養晦’，繼續麻痺敵對勢力，更快地發展好、儲備好經濟力量，為盡早迎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復興創造條件。」
胡錦濤的詭詐人格分娩出的策略原則，使中共全球擴張具備了政治陰謀的能量。政治陰謀能量的主要價值在於欺騙，而人類的命運常在謊言中蹣跚，陰謀的欺騙往往比赤裸裸的強權更容易征服歷史。現在，人類的命運正在謊言中走向大劫難；人類的歷史正在中共的全球擴張陰謀中走向大悲劇。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錦濤對上個世紀後半葉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性挫敗作出總結。他斷言，資本主義敵對勢力，早就根據「和平演變」的大戰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滲透，向社會主義國家發起不宣而戰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人對這個意義上的戰爭毫無警覺，因此全面失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的領導人 對此也缺少足夠的警惕，所以導致造成中共重大危機的「六.四」動亂。
胡錦濤指出，「重大的挫折是振聾發聵的警鐘」，「六.四」和蘇東巨變之後，中共對國際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已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並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各領域採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由於對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聯繫，以及情報等各個方面分頭行動，沒有統一的戰略部署和協調機制，無法形成合力，所以不足以徹底防止「和平演變」的危險，也不足以在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最後取勝。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錦濤為打贏「沒有硝煙的戰爭「，改變歷史性的被動局面，提出一個戰略原則。他認為，「進攻是最好的防禦」，必須以進攻對進攻，以「和平演變」對「和平演變」，以沒有硝煙的戰爭對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共才可能一舉變被動為主動；只有在統一的戰略意圖之下，協調經濟、外交、文化、宣傳、情報、軍事各方面的行動，主動出擊，向資本主義世界全面滲透，才能徹底改變國際政治的格局。
胡錦濤確信，進攻的戰略原則與「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即「和平崛起」就意味著中共和共產主義的戰略反擊。同時，胡錦濤還確定，「超限戰」的理論是實現「和平崛起」戰略意圖，實現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戰略目標的重要理論指導之一。他稱「超限戰」理論是「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自關心和指導下形成的，是我黨我軍戰略智慧的集體結晶，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政治謀略的繼承和發展。這個理論適應實現我黨二十一世紀歷史使命的需要」。
「超限戰」理論研究起步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為推動「中共崛起必然與美國戰略利益發生根本衝突」的理念轉變為國策，王震專門組織一個軍事理論研究小組，研究一旦同美國展開全面戰爭，中共應當採用的戰略和戰法。王震當時已不擔任軍職，但是，他以政治局委員和國家副主席之尊，再加上同葉劒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密切的私人關係，以及他本人在軍中的重大影響，使主管中央軍委的楊尚昆不得不按照王震的意願，把上述研究小組列編為總參謀部序列，後又轉至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門。就是這個研究小組的長期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共「超限戰」理論。胡錦濤於一九九二年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後，最初雖無權直接過問軍隊問題，可是由於同王震之間很好的私人關係，便已經知道關於「超限戰」的研究。一九九九年，得到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任命後，胡錦濤便經常過問並極其關注「超限戰」研究。這或許是因為「超限戰」理論蘊涵的戰略戰術陰謀素質，與胡錦濤的詭詐人格有相通之處。
時至今日，基本成形的「超限戰」理論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即戰爭概念，戰法概念，以及對各主要潛在敵國的超限戰預案。
「超限戰」的戰爭概念不再受軍事範疇和傳統戰場的限制；國家或者國家陣營之間的戰爭意味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競爭與對抗；戰場包括現實空間、網路虛擬空間、人的心理意識空間，以及外層空間；戰爭的目的是強迫戰爭對象接受戰勝者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超限戰」理論斷言，資本主義陣營幾十年前就對社會主義國家發起了超限戰，蘇聯就是敗於超限戰。
「超限戰」理論的戰法概念最直截了當地體現出所謂「超限戰」的涵義，即作戰方式不受任何規則的限制，其中包括國際法，也不受資產階級的所謂人性、人道主義的限制；確立戰法的唯一標準，在於有效摧毀敵國的國家意志和人民的作戰意志。戰勝，是戰爭的唯一目的，是戰法的唯一價值。「超限戰」理論強調，弱國對強國的制勝之道，在於採取不對稱戰法，發展可一擊制敵於絕地的戰法和相關武器，而不是同強國進行全面的軍事能力競爭；弱國為摧毀強國的國家作戰意志，要優先選擇對影響重大的民生設施實施毀滅性打擊，而不是首先打擊軍事設施，因為，民生設施的毀滅會直接摧毀人民的作戰意志。
中共「超限戰」理論的第三部分的標題是，「對於和各主要潛在敵國處於全面軍事對抗態勢下的超限戰預案」；已經被列為潛在敵國的國家有印度、美國、日本。「超限戰」理論對這三個國家的戰法預案之凶殘詭譎、無所不用其極，讀起來令鐵石之人都會驚心動魄。當容在本書其它相關章節，再做具體介紹。
世人對中共「超限戰」的瞭解，多來源於上世紀末兩名中共空軍大校撰寫的一本題為「超限戰」的著作。殊不知那本書乃是中共軍方情報部門放出的煙幕。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湧起氣功健身熱，諸多中共老軍頭也捲入其中。當時，十餘位氣功大師和為數不少的中共老軍頭過從甚密，對中共絕密的「超限戰」理論有所瞭解。中共軍方情報部門偵測到這種情況後，深感憂慮，擔心「超限戰」理論泄密，引起世界的警覺。於是，中共軍方才指令前述兩位空軍大校發表一本著作，故意用花拳繡腿式的語言，把「超限戰」表現為只限於個人研究的華而不實的思想，以掩蓋真實的「超限戰」理論。有人認為，逃到美國的氣功大師張宏寶二零零六年之死，也是中共為免「超限戰」理論進一步泄密而實施的極端措施的結果。當然，是否真的如此，還有待證明。
《歷史和使命》確立了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的戰略目標、「韜光養晦」 與「和平崛起」的政治陰謀式的策略原則，以及「超限戰」理論指導之下的全球擴張模式。歷史將證明，《歷史和使命》實際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意志起點。千年之前，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孕育出來的神權政治，為征服世界而發起十字軍東征，人類的命運因此淹沒在血海之中。千年之後，西方極權文化的近代經典，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建立起東方的巴士底獄，即中共暴政。現在，中共滿懷成為世界規則建立者的野心，復興共產主義運動的「理想」，踏上征服世界之路。從大歷史的角度審視，中共的這次全球擴張，實際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一次借屍還魂；中共的「超限戰」，實際是現代十字軍的西征。當年十字架東征，劍鋒指向異教徒；今日中共西征，是以戰勝自由民主制度為目的。作為一個哲人，我思考的只是，當血海又一次淹沒歷史之際，人類凝視浴血的落日時，會得到屬於未來的啟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