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欽點的香港下任特首唐英年的慢動作內爆，讓人想起1997年回歸不久前，前《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維斯 (Derek Davies) 的演說。該演說題為《兩讚殖民主義》，旨在嘗試解釋為何香港會在英國管治下興盛。十五年後，那些難以管治香港的中國官員，可能應該看一看這篇演說。
英國人創造了一個相對廉潔並能幹的公務員隊伍，每天管理這城市。戴維斯先生的英國同胞未必會喜歡他對英國人的描述：「他們瀋醉於各類的會議記錄、草案、正當渠道、先例，甚至是他們用來防止檔案夾內紙張的圓孔破裂的紅膠紙，都喜愛不已。」不過，起碼這些程序有助令人尊重法律，並防止濫權。
在公務員之上的，是由倫敦委任的高級官員。這些上等人通常都自視過人，鄙視記者和其他「不利」的批評，但他們倒是會透過報紙和其他途徑在回公眾的意見。
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香港官員要向英國的民選政府負責，而英國民選政府對有關管理殖民地不力的指責十分敏感。不過，在港官員在處理本地事務時，不時會叛逆倫敦的意思，令殖民部的保守官員沮喪，有時甚至戲稱香港為「香港共和國」。有數十年的時間，香港的管治水準比英國的還要高。
戴維斯先生完全命中香港官員力爭卓越的真正原因：「正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錯置，明白自己作為外族的官治權受質疑，本港政府並非選舉而生，故而致力避免與民眾疏離。他們的憂慮使他們觸覺敏銳。
共產黨指歐洲列強掠奪了殖民地的資源，並強使殖民地成為宗主國的生產商的市場。不過，香港除了逃避共產黨的難民外，什麼資源也沒有，卻吸引了投資者，並建立了輕工業，把產品輸回英國。論到抽回利潤，戴維斯先生指出：「沒有英國公司會如此瘋狂，把利潤轉回重稅且不斷貶值的英國。」
大部分駐港官員退休時會返回英國老家，故此他們不易受誘惑把利益輸送予本港精英商家。退休時，政府會給他們頒贈退休金，和大英帝國勛章。地政總署的官員，不用擔心在作出對最大地產發展商不利的決定後，自己的孩子可能難以在港找到工作。
與回歸後的香港比較，政府依然不是民選的，但現政府卻要向一個貪污嚴重並濫權的一黨專政國家負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還有北京屬意在數月後成為特首的唐英年，都是在1949年後移居香港的上海精英商家的一份子。行政架構只侷限在某一撮人手上。
這些轉變引來連串後果，當中一些與土地有關，而土地全是由政府釋出的。地產發展和增值是香港財富的最大來源，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引發最多不滿的來源。
地政總署近年在土地發放的談判上作出不少「錯誤」，讓發展商得到以十億計的額外利潤，數名高級官員在離任後轉為地產商工作。這些都令公眾嘲諷香港已淪為裙帶資本主義之地。
這解釋了為何公眾對唐英年非法加建2400呎地牢如此反感。同樣，現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2006年未有依地政總署要求拆除僭建物，其實作為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他的罪行可算更為嚴重。
在這兩個例子中，問題並不只是規劃和安全。僭建面積欺騙了政府的收入，但唐英年要面對檢控的可能並不高，因為無論在他以上或以下，都沒有足夠獨立的人能要求他負責。於是，現在形成對公眾有一套法則，對商家權貴又有另一套法則。
在英國管治下，香港兼享兩極的好處：既有民主的保護，又有倫敦輸入的高效能而心存憂慮的行政人員。現在的香港卻兼受兩極的壞處：既有越益嚴重的貪污，又有得到專制政權加持的軟腳蟹本地管治班子。唯一的好消息，是媒體還能自由揭發醜聞，不過這種自由也不知能再維持多久。
管治香港的中國政府不直不太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若要香港維持不變，就只能接受轉變。這個城市的人，再不是甘於受外人統治的難民，而民主是唯一能與英國管治下的混合式政治負責制匹敵的制度。
戴維斯先生最後如此評鑒殖民主義的優劣：「我只期盼並相信，在未來，不會發生香港人把英國遊客拉到一角，悄悄說，香港還是在外國的管治時比較好。」十五年後，越來越多人如此感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