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類大劫難之源自身的危機
——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一、引言
二零零七年以來，自由民主國家普遍陷入經濟危機。美國努力試圖走出危機，但是，它艱難的步履已顯出歷史性衰落的端倪；歐洲在危機中步履蹣跚，老態龍鐘，似乎正在失去過失的榮耀和未來的希望。與之同時，中共極權專制的經濟能量和綜合國力卻急速增長，猶如剛吃下過量搖頭丸的無賴漢，充滿超乎正常狀態的勃勃生機。這種像滴血的刀鋒一樣引人注目的反差，讓一個時代的困惑呈現在歷史之巔——難道極權專制的崛起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衰落，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命運的主題嗎？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起，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懷有兩個急切的希望。一個希望預言中共政權將會追隨蘇聯共產帝國的命運，很快崩潰；另一個希望預言中共會由於經濟發展而逐步走上民主改革之路。然而，時至今日，這兩個希望都沒有實現，而且似乎也看不到實現的前景。這是為什麼？
或許因為過分失望，國際社會對中國已經不敢再有希望，再作預言，而只接受極權專制強化的現實。如果說整個人類處於深刻的困惑之中，那麽臺灣則不得不感到絕望。中共，這個脅持十五億人並成為美國最大債主的鐵血強權的政治逼迫，本就是臺灣的難以承受之重，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賣臺政策，則又給臺灣雪上加霜。《與臺灣關係法》原本或許給臺灣一線希望：當自由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只要臺灣敢於為自由而與強權決戰，可能會得到美國的軍事支持。但是，馬英九一句「永遠不會要求美國人民為臺灣而戰」，已經永遠抹去了美軍介入台海作戰的希望——馬英九不想給臺灣留下任何希望。
人類必須走出困惑，臺灣則應當走出絕望。從本章起，我將向歷史講述人類能夠走出困惑，臺灣可以走出絕望的理由。這個理由並非基於「正義必勝，邪惡必敗」、「自由一定戰勝專制」之類的信念。以萬年歷史為參照系來思考問題，上述信念可能有真理性，不過，要以幾年，十幾年甚至百年為時間基點來審視，邪惡摧殘正義、專制踐踏自由的史實卻屢見不鮮。
我不是根據信念，而根據中共鐵幕深處正在發生的事實來講述。因為，向一個只能聽懂物性貪慾召喚的時代講述信念是多餘的。中共強大甚至豪華的外表下，隱藏著致命的弱點；中共從人類的貪慾中獲得全球擴張的巨大經濟能量，同時它本身的政治癌變也在內部迅速擴散——中共暴政已成人類大劫難之源，而中共內在的危機恰恰又構成消除人類大劫難之源的希望。
不是依靠理想主義的引導或者對正義信念的追求走出大劫難，而只能以大劫難之源自我解體作為希望的根據，這是可悲的。然而，無論如何，屬於這個可悲時代的希望確實存在。
我看到，兩個邏輯過程正在進行時間的競賽。一個邏輯的內容是中共暴政全球擴張的能量聚積和推進速度；一個邏輯的內容是中共暴政內在矛盾趨向爆發臨界點的速率。這兩個邏輯過程的時間競賽結果將決定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命運。遺憾之處在於，人類對於上述關乎其自身命運的邏輯過程，只能作旁觀者。因為，沒有理想主義的引導，人類只能淪為宿命過程的奴隸。不過，我願對臺灣如是說：全人類都可以作命運的旁觀者，唯獨你不能；中共暴政的內在危機爆發之前，它就已經開始消滅臺灣自由獨立的擴張進程，臺灣要想保持自由人的尊嚴，就必須為自由而戰——這是臺灣的悲哀，還是榮耀？對這一問，懦夫和英雄自有不同的回答，而歷史只會記住為自由飄灑的每一滴血。
二、以往中共崩潰和中共政治改良的預言為什麼都受到時間的嘲弄
——思想基點的錯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部分以趙紫陽的智囊為核心的知識份子，追求實施新權威主義，用「開明專制」的模式，推行經濟改革。「六.四」學運爆發後，這個知識份子群體又試圖利用學生運動，樹立趙紫陽的權威，擊敗中共內部反改革的保守派。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後，趙紫陽失勢，中共政治迫害的鋒芒也隨即指向這批原中共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海外。
正是以這批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為源頭，先後湧出兩種理論，即「中共迅速崩潰論」和「經濟發展促進中共政治改良論」。國際上眾多本就對中國只有隔山打牛式理解的專家學者，也搖唇鼓舌，咸與鼓噪，遂使這兩種理論一時成為關於中國問題的最流行的權威之論。
但是，斗轉星移，這兩種理論關於中國前途的預言都已受到時間嘲笑。中國將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又一次逼問歷史和未來。為了準確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對前述兩個判斷的理論錯失作基本的分析。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中共迅速崩潰論最初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甚至亢奮的願望更準確。這批知識份子原處於中共體制內，借權力之光，推行威權政治之理想，可謂春風得意於一時。今日一朝流亡，頓失權力之怙恃，理想之星隨之黯淡。於是，歸國重返歷史中心之意，便轉化為渴望中共崩潰之論。國際間的專家學者，以為原中共體制內的這批知識份子對中共的瞭解必然準確，因而又依據其判斷，敷演出一系列相關論說。
統觀當時之種種中共迅速崩潰論，均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點，即認為中共很快會陷入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將導致中共崩潰；而判斷中共必定陷入經濟危機的依據，在於自由世界通行的經濟學原理。正是這個共同的思想基點，構成中共迅速崩潰論錯誤的根源。
顯而易見，以適用於自由經濟制度的經濟學原理作根據，研究判斷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本就違背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基本規則，其判斷結果又焉能不謬以千里。例如，曾不斷有人按照經濟學原理指出，根據壞賬呆帳比例，中國的銀行早該破產。然而，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破產，反而越來越穩固。
更重要是，當代的中國問題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夠洞察一個真理：中共極權體制本質上是政治的存在；在這種體制下，政治決定一切，而不是經濟決定政治；當代中國沒有經濟危機，只有政治危機，經濟問題只有通過政治危機才能形成社會變革的能量。
能夠論證上述真理的事實可以隨手拈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國出現餓死四千萬人的社會大悲劇。這應當算經濟「大危機」了。可是，這個悲劇並沒有造成中共的崩潰。相反，悲劇發生過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對中共專制提出政治疑問。「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眾多工廠、企業停工停產，經濟停滯，可謂經濟理論上的經濟「危機」。然而，這種經濟「危機」沒有對政治產生明顯影響，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極端匱乏的情況下，仍然熱衷於從事當時共產黨確定的政治運動。
另外，中共極權體制下還有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現象，即中共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常是在其經濟狀況好轉時發生。例如，一九五七年，中共經濟達到其建政後最好的狀態，結果發生禍及數百萬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一九六六年，中共經濟剛從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飢荒」時代恢復過來，就爆發了以內部權力鬥爭為政治實質的「文化大革命」。
現在，當年特定背景下出現的「中共迅速崩潰論」已成昨日黃花。於是，「中國問題專家」們又開始追逐另一個時尚的理論，即「中共崛起必然論」。少年男女對時尚的追求中常有青春的活力閃耀，學者文人追逐時尚的理論，則意味著展示淺薄和庸俗。我們此刻指出當年「中共迅速崩潰論」思想基點的失誤，絕非為追求某種理論時尚，而是為準確預見中共暴政必然崩潰的前景，準備正確的思想基點和思維邏輯。中共暴政政治崩潰的進程，將從二零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之後開始——這是我在本書此後兩章內所作的全部討論的結論。與那些曾作出「中共迅速崩潰論」的人不同，我結論的依據不是任何主觀願望，也不是西方經濟學原理，而是中共暴政鐵幕下隱藏的堅硬的政治現實。
當年，同「中共迅速崩潰論」並駕齊驅、名動一時的另一個理論時尚，可以稱為「經濟發展促進中共政治改良論」。這種理論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是三種人：一是中共御用文人，二是原來曾處於中共體制內的流亡知識份子，三是國際上的「中國問題專家」。御用文人製造這種理論，目的在於散佈幻想，欺騙世界，掩蓋中共暴政強化極權，準備全球擴張的政治本質；原中共體制內的流亡者鼓噪這種理論，原因在於其政治上的「戀母情結」——此類人的政治之母本為中共體制，只是個人命運的偶然性之風，把他們從中共體制內吹到體制外，所以，政治基因使他們天性鍾情於有利中共的理論；「中國問題專家」們對中國的瞭解一般只能達到「盲人摸象」的水平，所以，為證明其「專家」性，便不得不人云亦云地追逐理論時尚。
上述理論的核心內容可以用一句話表述如下：即使「六.四」事件之後，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
隨著時間的流逝，上述理論必將日漸式微。中共專制隨經濟發展而日漸強化的事實，比理論更具說服歷史的能力。
「經濟發展促進中共政治改良論」受到事實的否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個理論違背中共極權的天性。儘管世界上有案例表明，由於社會發展，一些威權政體主動經過政治改良趨向民主化，但是，人類的萬年歷史中，從沒有極權專制主動放棄獨裁權力的情況；當代共產極權專制政治的崩潰，都以人民大起義式的全民反抗作為直接的動力。所以，論證中共會主動放棄極權專制就是在論證幻想。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用鐡與血向歷史聲明：它絕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六.四」血案徹底剝去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夠利用國家暴力、謊言和利誘維持統治的地步。當前中國的「上層一萬家」，乃是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政治黑手黨。這個政治黑幫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一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腐敗的國家權力，在受到專制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良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政治自殺行為，所以，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人的歷史由意志決定。中共實施經濟改革，發展經濟的根本動機，在於實現其政治意志，即強化極權專制。動機決定結果。為其動機所決定，中共經濟改革不會為民主政治構建經濟基礎，而只會為強化專制提供經濟體制的保障。這個體制保障就是現在中國的權貴市場經濟。指望權貴市場經濟會導致民主政治，就像指望母豬生出猛虎一樣可笑。
圍繞「經濟發展促進中共政治改良說」，曾提出一系列偽觀念。現就其主要者討論如下。
「中產階級論」是上述偽觀念中流播最廣者之一。亞里士多德曾有論曰，一個城邦如果中產階級佔多數，則既可以防止少數富有者把財富轉化為特權，又可以防止少數社會底層者的反社會過激行為造成動盪，所以，中產階級佔多數是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要素。於是，中共御用文人和偽「中國問題專家」東施效顰，將亞里士多德「中產階級論」之意，用於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問題，聲稱：經濟的發展會使中國出現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必然提出政治民主的要求，中共則會順應中產階級的要求實施政治改良。
上述觀念無異於痴人說夢。中國權貴市場經濟只會製造極端的兩級分化，而不可能造就一個強大到佔多數的中產階級；另外，權貴市場經濟之下產生的所謂「中產階級」，是凌駕於廣大底層民眾之上的極權政治的贅生物。這個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只有附庸極權政治，以保住其利益之心，而絕無追求民主政治之意。因為，中共極權政治乃是其衣食父母。
「私有化必然導致政治民主化」——這是另一個著名的偽觀念。這個觀念斷言，中共經濟改革的私有化趨向，將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所有權基礎。且不說中共一直沒有，至今也沒有跡象表明其會還地於民，放棄對國家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也且不說所謂國營企業所有制改造實質是中共權貴私分國家財產的犯罪行為，僅就上述偽觀念無條件把所有制與民主政治必然聯繫在一起，也足以表明其謬誤。理由在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常與不同形式的專制相聯繫，並為專制的存在提供經濟制度的保障。
同民主政治相聯繫的，只是一種特殊的私有制，即公民個人所有制。個人所有制前冠之以「公民」，意味著這種私有制是以公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為前提。換言之，唯有建立在公民政治和社會權利法律保障基礎上的私有制，才能構成民主政治的經濟制度基礎。而中共極權以否定公民的政治和社會自由權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中共極權體制之下，根本沒有公民政治和社會自由權受到法律真實保障的政治生態環境。所以，屬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私有化，不僅不會導致政治民主，反而只會強化極權政治的社會基礎——權貴階層的經濟能力。
另一個偽觀念，即「人均國民產值增長標誌民主政治論」曾經能夠風行一時，恰是證明了這個時代知識份子的普遍淺薄。依據這個偽觀念，世界上諸多國家的民主化都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某種統計學的指標為象徵，因此，只要中國經濟發展，並達到相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數，中國的民主化就會實現。
這個偽觀念之淺薄首先在於，用與中國狀況具有深刻而巨大差異的其它國家產生的統計數字，來對中國作出判斷。顯然，這種判斷又是違反思維邏輯基本原則的產物。其次，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判斷定性分析的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偽科學。因為，人的意志常常是非理性的，非定量的，即使在物慾主宰的時代，物性貪慾引發的社會進程，也不是理性的定量分析所能規範。
我們否定中共因經濟發展而實施政治改良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中共極權將長久存在，而是要說明，極權政治構成中共政治命運的歸宿，它已沒有超越極權政治的前途，它將死於極權政治的崩潰，而且這種死亡方式是中共自己決定的。
三、中國社會全面危機的政治意志化
——中共極權割肉自啖的政治天性
中共暴政已經作為人類大劫難之源，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地平線上。同時，中共暴政內部的社會矛盾也急速趨向極端，並呼喚社會大變革，呼喚民主政治的拯救。這種社會矛盾的本質，在於中共官僚階層同民眾之間的剝奪與反剝奪，壓迫與反壓迫的不可調和的對抗；極權政治體制則是社會矛盾的孕育者。
任何極權政體都具有與社會為敵的天性。「六.四」屠殺之後，由於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除物慾引誘之外，中共極權越來越只能靠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和國家製造的謊言維持統治。當代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墮落、最偽善、最狡詐、最凶殘的極權形式。這種極權形式正在通過權貴市場經濟，在積累全球擴張的能量的同時，也積累將導致其崩潰的社會矛盾的能量。
中共的所謂改革最終形成的權貴市場經濟，是由腐敗至極的國家權力主宰的經濟運行機制。由於極權專制之下國家權力屬中共官僚集團私有，以自私的國家權力為主宰的經濟機制不可能以社會公平為原則，所以，權貴市場經濟運行的總的趨向，就必然表現為社會財富湧向國家權力的擁有者，即中共官僚集團及其家族成員。而且，權力越極端，便越腐敗；權力越腐敗，社會財富湧向權力的速度便越瘋狂。於是，製造社會兩級分化便成為權貴市場經濟的宿命。
據中共高層一位良知人士利用職務之便進行的統計，當代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七十二的社會財富；最富有的一萬個人中，百分之八十六點九屬於中共權貴的家族成員。由於中共鐵幕的遮蔽，我們無法檢驗上述統計數字的準確度，但是，從不同途徑透露出來的有差異的統計，都在表述一個共同的事實，即當代中國財富的兩極分化已達人類歷史之冠。
人民對社會財富極端兩極分化原因的政治解讀，構成社會動盪的起點。上個世紀中國出現餓死的四千萬人的悲劇；悲劇過程中，人們寧願默默地餓死，也幾乎沒有人提出政治的抗議。其原因在於，當時中共建政不久，由於欺騙宣傳，整個時代對中共抱有希望，社會悲劇缺少轉化為向中共提出政治疑問的條件。所以，即使中國人餓死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中共極權政治仍然十分穩定。現在，中共六十餘年的實踐已經使其成為政治道德的破落戶，它製造的國家謊言的欺騙效應越來越低，所以，雖無餓殍遍野，但是財富的極端兩級分化，已演化成十餘億中國民眾對中共合法性的強烈的政治疑問；「不患寡，患不公「的古訓，正通過社會動盪能量的積累，再現其真理性。
中國的兩級分化並不只限於財富領域，更表現在權利範疇。中共權貴階層通過壟斷專制的國家權力，壟斷了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部社會資源。這種全面壟斷轉化為全面的特權是邏輯的必然。普通民眾被剝奪了以選舉權為中心的政治選擇權，從而處於政治奴隸的地位。中共狗官及其家族成員的橫行無忌，驕奢淫逸，時時在提醒普通民眾記住政治奴隸的屈辱；國家一切權力的運行過程，處處劃出特權者和政治奴隸之間的界限。
柏拉圖說「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這位先哲或許對人提出過高的期許，因為，許多人似乎並不懂得追求意義。我願說「人是懂得尊嚴的動物」。即便淪為乞丐奴僕，人的心底裡也沸騰著對尊嚴的渴望，而且社會地位越低賤，渴望便越熾烈。當前，現實每天都在論證中國民眾的低賤和特權階層的「高貴」，都在論證官權對民權的肆意踐踏。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對人的尊嚴的渴望，正轉化成對中共極權專制合法性的另一個逼問。
社會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經濟機遇的公平與法律權利平等，構成兩根支撐社會正義之柱。當代中國，財富的極端兩級分化摧毀了經濟機遇公平的可能；權利的極端兩級分化使民眾不可能相信中共專制之法會堅持法律權利平等的原則。支柱摧折，社會正義隨之崩潰。而社會正義崩潰必定打開社會反抗的閘門，並提出政治變革的要求。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稱：二零零五年以來，不包括藏人、維人等少數民族的動亂在內，年平均發生「群體性」事件八萬三千起，參加人數最多的達四萬餘人。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中，所謂「群體性」事件，實際是指起自民間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官權暴政」的行動。這種維權抗暴活動形成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也是中共面臨社會大危機的象徵。
我曾指出，中共極權之下，只有政治危機，沒有單純的經濟危機和其它社會危機。而現在，中國全面的社會危機正在政治意志化，即正在演變成政治危機。其標誌就是遍佈中國大地的群體性維權抗暴運動已經開始了政治意志化的過程。所謂政治意志化的基本涵義在於，民眾不再把自己權利受官權侵犯和社會非正義現像當作個案，當作官員和中共權貴的個人行為的後果，而是將其視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必然結果，並以此作為根據，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另外，維權抗暴活動的秘密的准組織化，也成為民眾反抗活動政治意志化的重要內容。理由在於，維權活動自發的秘密准組織化，意味著民眾對中共國家組織和法律秩序的徹底背棄。中共中央政法委二零一零年一月的一份內部通報稱：二零零八年以來，全國發生的退伍軍官和軍人為生活待遇而進行的群體上訪事件，包括一千多名軍官參加的到北京軍委總政治部上訪事件，都有退伍軍人自發組建的「戰友會」程度不同地參與組織協調；數起三峽大壩移民自行返回庫區事件和遼寧富錦地區農民自主分地事件，均由農民自發組織的秘密「農會」發揮「煽動和組織」作用；近年廣東和上海規模最大的農民工討要拖欠工資事件，是由農民工中的「同鄉會」組織領導。
反抗運動的組織化是社會大變革的最強有力的政治形式。中國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雖只處於准組織狀態，卻也足以令中共心驚肉跳。胡錦濤對上述通報作出下述批示：「要堅決打擊取締‘戰友會’、‘農民會’、‘同鄉會’等非法組織。另一方面，各級領導都要把緩解各種社會矛盾，當作維護我黨執政地位的大事抓緊，抓好。」
中共確實受到危機地挑戰。不過，對中共的最嚴峻的挑戰，還在於中共解決危機的政治能力正日趨弱化。
極權政治實施的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由於權力高度腐敗，中共暴政已把國家權力私有制推進到極端的狀態。這種極端狀態的內涵可以表述如下：每個官員都把其所掌握的權力視為私有物，視為攫取經濟、政治、文化和其它利益的私人工具。
國家權力私有制的極端化，使國家權力分裂為數千萬官員手中的特權，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國家權力的整體性效應。顯而易見，為應對嚴重的社會全面危機，中共應當緩和各個領域的矛盾。但是，由於絕大部分官員都從個人私利的角度理解其掌握的權力，因而就出現了對中共極權政治極為致命的現象——一方面，為維持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私有制，需要官方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每個官員基於不可遏止的貪慾，都把其掌控的腐敗權力發揮到極致，以攫取更多私利，而腐敗權力的瘋狂的非理性使用，必然以對社會和普通民眾利益的侵害和剝奪作為直接後果。如此一來，社會矛盾的加劇必呈狂瀾即倒之勢。
維持政治生存的需要和腐敗權力實際運行的價值取向之間嚴重背離，中共實已人格分裂。古籍中有載，兩壯士為比勇敢而割肉自啖，直至血流滿地，死於非命。當前中共數千萬狗官運用權力的模式，恰似割肉自啖，自尋死路。所不同處只在於，古壯士是為競比勇氣而自啖，故雖愚昧卻尚有令人動容之豪情；中共狗官是為滿足吞象之貪慾而瘋狂，故不僅愚蠢，且復醜陋不堪。
中共狗官的腐敗權力一方面直接作用於社會，激化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還作用於自然環境。為攫取私利而對自然資源進行毀滅性開發利用，已成中共政權割肉自啖天性的另類表現。中共經濟改革二十餘年，自然環境慘遭塗炭。神州大地，壯麗河山，已成毒氣污水之鄉；黃河斷流，長江水枯，珠江色變，淮河敗壞；北方風塵彌空，沙漠洶湧，南方黑煙匝地，石漠裸露，西方核彈污染，千里死寂，東方渤海腐臭，魚蝦蒙災。於是乎，怪病叢生，癌變竟成流行之症；活在毒氣污水間，中國人人面有晦色。自然環境對中共的報復便是通過產生大批生態難民，加劇社會矛盾，激化官民衝突。已有眾多學者預言，越來越多的生態難民即將形成中共無力解決的另一個社會危機。
中共割肉自啖的愚蠢，還通過對藏人和維人的政策表現出來。藏人和維人同中共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關鍵在於藏人和維人要堅守自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命運的存在，而中共則試圖通過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把藏人和維人的故鄉，徹底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關鍵在於藏人和維人不願再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而要作有民族尊嚴的自由人。面對藏人和維人頑強不屈的抗爭，中共暴政早已黔驢技窮，喪失解決危機的政治能力，只能越來越依賴於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通過大規模逮捕和屠殺的恐怖效應，維持統治。當缺乏政治道德基礎的國家暴力成為極權者唯一的選擇時，它所實施的每一次逮捕和屠殺，都同時是刺向它自己的利刃——多把一個反抗者關進監獄，極權者就為自己多積累了一份仇恨；藏人和維人在每一次屠殺中湧流的血，都如激流怒濤，沖蕩著中共專制的政治基礎。
國家權力的每一次運用都會產生積累社會矛盾能量的負效應——這是一個政權病入膏肓的象徵。當前中共就處於這種狀態。國家權力運用的自戕效應不僅表現為前述國家權力私有化的極端狀態，更通過腐敗權力主導的權貴市場經濟表現出來。
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所有關於中國前途的論述，都把經濟發展指數當作判斷中共政治極權鞏固或者衰敗的基礎性指標。這種現象表明，當代世界範圍內的中國問題研究都陷入一個盲區，即認為經濟下滑將構成導致中共政治崩潰的首要原因。在此，我願作出一個完全相反的預言：中共政治崩潰之日，必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仍然發展之時。
作出上述預言的理由在於，導向社會兩極分化，乃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和鐵律。權貴市場經濟創造出的經濟指數越高，為中共權貴積累的經濟能量越巨大，它所導致的在財富和權利雙重意義上的兩極分化便越趨於極端。而極端的兩極分化是中共政治崩潰的社會矛盾根源。所以，我判斷，中共暴政將死於其權貴市場經濟「繁榮」之時。那就如同日內瓦湖的噴泉，達到最高處之後，便頹然跌落，一瀉千尺，無可挽回。
四、中共將在腐爛中走向滅亡
——一種最醜陋的死亡方式
「六.四」屠城，中共雖保住專制權力，卻深陷政治道德的危機之中。屠城首犯鄧小平為讓中國人忘記其罪惡，決意把歷史推進瘋狂追逐物慾的時代。他要讓中國人在物慾中腐爛；這個老政客深知，道德良知腐爛了，人們就不會費心記住過去的罪惡。不過，在引導中國走上非理性的追逐物慾之路後，首先徹底腐爛於物慾的，乃是中共官僚集團。在中共數千萬官員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貪官污吏集團的過程中，江澤民與曾慶紅「功不可沒」。
對於江澤民，掌握中共的最高權力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命運的偶然性。由於缺乏雄厚的政治資歷，再加上上海小男人本就甚少政治大魄力，一旦身居高位，江澤民最初惶恐有加，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建立領袖權威。
據知情人透露，正當江澤民束手無策之時，曾慶紅為其獻上一策，名曰「普遍放寬權力運用尺度」。曾慶紅解釋道：領袖建立威信無非鐵腕和收買，即威恩並用。然而，鐵腕立威需要政治強勢，而江澤民缺乏的正是政治強勢，所以鐵腕可偶爾用之，但不可常用；無強勢政治而常用鐵腕，乃取禍之道。所以，根據江澤民的自身情況，建立領袖威信唯有收買一途，而欲收買數千萬官員則唯有讓權力變成財富。所謂「普遍放寬權力運用尺度」，名為充分發揮每一個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實則是允許官員把其掌握的權力視為私產運用。
專制權力天性就有腐敗的趨勢，歷代最高專制者為避免官民矛盾激化威脅政權的存在，常對各級官員的權力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即便如此，權力腐敗仍然是所有專制體制的痼疾。如今江澤民聽曾慶紅之計，為收買官心而縱容官員權力私用。一時之間，數千萬官員像尾巴被點燃的公牛，眼瞪如燈，聲吼如雷，撥土揚塵，奔入權貴市場經濟的原野，盡情打滾撒潑；數年之內，中共便淪為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時至今日，腐敗已成中共官場的正常政治生態，視權力為自己的私器已成官員的普遍信念。江澤民的中共領袖的權威由此而建立，中共暴政將腐爛而死的命運也由此確立。當今中共狗官腐敗之斑斑劣跡可略數如下：
權錢交易乃腐敗之首要內容。黨權、行政權、司法權，凡權力運行之處，無不有受賄之事；中央建設項目，地方建設項目，凡有國家項目之地，無不有貪污之舉。大官大貪，江澤民、曾慶紅、朱鎔基、李鵬、胡錦濤、溫家寶的家族成員，無須奔走，便成超億萬富翁；小官亦不安於小貪，村莊、鄉長、科長，魚肉百姓，強取豪奪，便可得巨資。金錢如逐臭之蠅群，爭先恐後飛入中共狗官之錢袋；貧困似漫天黃葉，紛紛落入尋常百姓之家。狗官之子女或驕奢淫逸，橫行如蟹於國內，或寶馬香車，豪宅巨室，一擲千金於國外。百姓之子女至可憐者，為娼為妓，出賣色相，只為一日之餐，其數已達八百萬；百姓之至可悲者，不得不賣血以替子女交大學之費，而官宦無良，為飽私囊，抽血不換針頭，竟使賣血者罹愛滋病之難——河南愛滋病村因此而生。
如果說權錢交易天良泯滅，中共狗官只待天譴。那麽，權色交易則表述中共狗官腐敗之香艷風流的神韻。
中共權力意志之首，亦為以權謀色之冠。江澤民雖貌醜體朽，卻戀慕少艾：左擁歌星宋祖英，賞之以少將之銜；右抱央視女主播，纏綿於中南海華屋之內。更於中共大會莊嚴之主席台上，天下記者千百鏡頭之下，江澤民賊眼燁燁如炬，死盯紅衫女侍，似處無人之境；其目光熾烈當可融鐡銷冰，淫慾焚身之意如描如畫。胡錦濤因糖尿病久不能行人事，不過風流不肯人後，效古宦官對食之意，與其僚屬王三運之妻，肉體相依偎，精神長苦戀，貪鄙之徒王三運因此官運亨通。
上行則下效。數年之內，中共狗官人人妻妾羅列，無數金屋藏嬌娘；個個情人成群，行雲布雨之香窟多於鼠穴。其剽悍者如重慶警酋文強，以強姦女星享權力之樂；其不堪至極者如海軍副司令王守業，以齒裂娼妓之乳顯權力之威。
當今之中國，夜幕低垂之際，十萬夜總會遍佈宇中：燈火輝煌，儘是中共狗官淫樂之所；八百萬妓女妖嬈於其間，皆為腐敗權力俎上之魚肉。貴州有一秘密民間組織，專事調查狗官穢行惡舉，以備中共崩潰後起訴之用。據這個組織的一項調查，進入貴陽最豪華的二十家夜總會淫樂者，無一例外全部是中共官員和奸商惡賈。此種場合，奸商惡賈不過是官員攜帶的會諛媚之笑的錢包，而官員之名色則法官、警官、檢察官齊至，書記、政委、區長皆備，稅務、工商、監察俱全。
情愛，這人類生命之泉的源流本應純淨，如今卻被腐敗的官權污染，中國人還能到哪裡去尋找生命的道德尊嚴。國家權力已成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而墮落之至深者，乃在教育領域。
為控制人的精神，中共向來不允許民間開辦大學。大學官辦，教育遂成官僚猖獗之地；官權腐敗，大學難免池魚之殃。今日中國之大學，招生、畢業、分配、轉專業、學位論文答辯等，所有環節必須錢色行賄，方能事遂人願。教師之職已成撈錢之網。教授碌碌，專思漁獵錢色，以得肉慾之享受；學者昏昏，只想用學術阿諛暴政，以求虛名高位。教授學者渾不知真理為何物。
教育墮落之最荒謬者，乃各級官員佔盡天下財富、美色之後，又如「附庸風雅之土地主」，思得學位之虛榮。中共狗官有所欲，官辦大學便有所行。於是乎，各種在職學位教育紛紛出籠，花樣繁多，水陸並呈。大批狗官於貪污受賄，吃喝嫖賭之餘，腦滿腸肥之際，又搖頭晃首於大學教室之內，宛似聽琴之牛群，教師則樂於對牛彈琴。其狗官至大至尊者，甚至不必屈尊至教室，到時自有導師教授為之找人代寫論文，奉上學位。中共官員本多猥瑣不堪、貪鄙無度之小人，然而，二十餘年間，狗官竟大多頂戴博士、碩士之花翎。真是斯文掃地，冠絕古今。
知識份子有民族智慧之鏡之譽，有社會的良知之稱。今日中國的「智慧之鏡」映出的，只有對腐敗官權的媚態；今日中國的「社會良知」能聽懂的，唯有物慾的召喚。教育腐敗之後果一至如斯，怎能不令人大悲無淚。
中共權力腐敗，荼毒蒼生。同時也在吞噬它自己的生存能力。對於中共極權的生存，致命之處在於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最嚴重的危險在於吏治腐敗。中共吏治腐敗之大者，有下列數項。
中共吏治腐敗之首，當推賣官鬻爵。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賣官鬻爵逐漸成為官場潛規則。現在，中國的大官小職均明碼標價——所謂「明碼」是指，雖無明文規定，但相關者人人心知肚明，心領神會。中共之官職乃屬當代最具增值能量和暴富可能的商品。民族道德整體淪喪之時，投機取巧者日眾。欲買官以暴富者，多如過江之鯽；官位買賣由此成為一項繁榮如百花怒放之生意。
許多人不惜破釜沉舟，毀家買官，舉債鬻爵。據中共組織部二零零八年底一份絕密的內部通報稱：該年之內，有二百零三人因買官不遂，血本無歸而自殺；八百一十七人因買官不遂，為還買官所借之債而犯賭博罪，甚至索要賄賂罪。儘管如此，官職買賣仍屬賣方市場。只因一旦買官成功，得到權力，便如手握點石成金之杖，只須心狠手辣兼之以偽善詭詐，不旋踵間即可收回買官之成本；對於今日中共之狗官，「一年清知府」又何止「十萬雪花銀」。只是眾狗官皆以虐民攫財為能事，鮮有人為極權長治久安計，暴政又焉能不危。
中共吏治腐敗之二，可謂之曰權力的極端私利化。專制權力本就私有，但是，在運用權力過程中，私有意識一旦達到每個官員都可以為私利而不惜損傷極權體制整體利益的程度，則吏治腐敗已至極端。有一經典案例，足以對上述情況「一葉知秋」。
王樂泉憑藉江澤民之信任，治疆十五年，惡名全疆昭彰。江澤民下臺，胡錦濤本欲用其親信，河北的「毒奶粉」省長胡春華，取王樂泉而代之。王樂泉手眼通天，得此信息便欲製造一次在他控制之內的「維族動亂」，以證明治新疆非他不能，令胡錦濤知難而退。二零零八年，廣東韶關發生傷害維人事件。王樂泉藉機秘密遣人在新疆維人中煽動對漢人的仇恨。七月五日，數百維人在烏魯木齊人民廣場集會示威；王樂泉十餘個小時不派警力維持秩序，終至釀成舉世震驚的「七.五」事件。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民怨沸騰，事件失控，王樂泉雖一時阻止了胡春華入疆，卻也難以繼續長久在新疆立足，而且為遭政敵整肅留下後患。
王樂泉為封疆大吏，號稱「新疆王」，臨事卻能為私利用權，製造「動亂」，而毫不攷慮暴政整體的安危與穩定。由此可知，中共貪官污吏數千萬，能為暴政整體利益而籌思者鮮矣。只此一項，中共吏治腐敗之危險不問可知。
中共吏治腐敗之三，在於官員的幫派化和權力的黑社會化。中共專制官場之上，唯才是舉，任人唯才永遠只是幻想或者欺騙，任人唯親才是鐵律。任人唯親政治的極端形式便表現為權力的小幫派化。如果說毛澤東、鄧小平屬虎狼之輩，當代中共領袖便只配稱為蛇鼠之屬。然而，越是蛇行鼠竄之徒，便越依賴於小幫派政治，蓋因其缺乏勢能壓眾的政治權威。江澤民的上海幫、胡錦濤的「團派」都是如此。
小幫派政治的直接效應，就是使官員普遍喪失對黨紀國法的信心，而相信只有結成幫派，才能立足於官場，免受政敵之傷害。十數年以來，中共官員通過「結拜兄弟」這種古老的形式結成幫派已蔚然成風，甚至有為保證「兄弟」關係的嚴肅性而歃血盟誓者。每一個這樣的小幫派都是一個綜合權力體系，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中必有警官、檢察官、法官、黨的紀律委員會官員，擔負保衛幫派成員不受政敵整肅之責；必有稅務、工商、金融、計委等經濟部門官員，為幫派成員謀利提供權力支持；必有黨委、組織部的官員，為幫派成員保官、陞官護航。
小幫派政治由於喪失基本的政治倫理，而必然趨向國家權力的黑社會化。利用黑社會力量從賭博、販毒、娼妓等所謂非法行業榨取錢財，以飽私囊，同時，用國家權力為黑社會提供保護——這是當前中共官員的各級
小幫派勢力正在作的事情。中共權力的黑社會化已成時代趨勢，不可遏阻。
當前中國的權力腐敗，是由數千萬貪官污吏每日每夜都在萬里河山之間刻寫的黑色史實。我以只筆尺紙，即便寫至墨干筆禿又豈能表述其罪惡於萬一。不過，相信從以上寥寥數千言中，讀者當能相信，「中共將在腐爛中走向滅亡」此言不虛。死於徹底的腐爛——這種醜陋至極的滅亡方式，或許正是命運對暴政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