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個問題是中國和世界廣為關注的問題，但因為厲害關係和政治立場各不相同，對什麼是硬著陸，大家其實有相當不同的定義。
一種在中國財經界比較流行的定義就是，如果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低於6%，就是硬著陸，因為在這個增速下，中國會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因而會引發社會不穩定和金融危機。而在許多國外人看來，6%的增長是一個很不錯的速度，只要中國還能夠正常進行國際貿易，對國際市場作正常反應，就不算硬著陸。
我傾向於認同後一個定義。按照這個定義，最近發生的王立軍事件，減少了中國經濟在近期發生硬著陸的可能性。薄熙來在打黑獲得成功之後，進而提出「共富」綱領，極大地加深了權貴階層、富裕階層和自由派的恐懼。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如果薄熙來在十八大得勢，中國會急劇向左轉，或者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會導致經濟政策的混亂，嚴重惡化社會對未來預期，從而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現在，由於王立軍事件，「害群之馬」薄熙來出局，改善了富人和多數政治精英的政治預期，給中共最高當權者比較從容地調整經濟和社會政策，提供了機會。
這是否意味著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不存在了呢？不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貨幣政策的調整空間已經非常狹窄。目前中國經濟銀根短缺，不僅危及民營經濟，且已危及到國營經濟，如不放鬆銀根，很可能導致硬著陸。但放鬆銀根不僅會增加通脹壓力，而且會加劇權貴階層藉機再撈最後一把的瘋狂，加劇社會不滿。儘管權貴階層對薄熙來的出局而感到高興，但他們也知道，十八大之後，中共不得不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重大改革，撈錢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容易了，而且，未來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以及國際經濟形勢，都存在極大不確定性。權貴和富人的這種心理，必將影響放鬆銀根後的資金流向，從而增加金融市場、資產市場的投機性和風險。
因此，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是中國穩定經濟的合乎邏輯的選擇。但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存在嚴重的制度和政治障礙。最大的制度障礙就是對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的系統歧視。薄熙來正是利用這個問題，為自己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最近，北京以不尋常的方式宣布，放鬆對農民遷入城市的戶籍控制，首次允許農民比較自由地獲得地級市的居民身份和福利待遇。
這一非常舉措，令許多人感到意外，因為地方政府並未對此作好準備。由此引發的地方財力和服務能力不足，有可能引發新的衝突，而且在短期內，戶籍改革對擴大內需穩的效果並不明顯。加大財政政策的力度還遭遇到嚴重的制度和政治障礙。這首先表現在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這個問題在醫療服務方面尤其突出。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不僅能力不足，而且嚴重腐敗，道德淪喪。因此，迅速擴大公共醫療服務會加劇醫患矛盾，並且增大公共衛生危機的風險。
直接向底層人群進行收入轉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服務能力不足的問題，也有助於迅速改善收入分配和提升內需。比如提高對農村老人的直接補助，就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直接向農村加大收入轉移的力度，將會減少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增加工資上漲的壓力，從而不利出口，也不利控制通脹。
不過，目前世界經濟需求不足，對抑制通脹有利。人民幣堅挺，並且和美國達成了避免競爭性貶值的約定，這就有利於中國通過大量進口石油和大宗商品來對沖中國的通脹壓力。但是，一旦中東發生戰事，原油價格飛漲，則會對中國經濟非常不利。
綜合來看，中國經濟在十八大之前發生硬著陸是小概率事件，主要危險，國內方面來自貨幣政策嚴重失誤和地方政府在中央權力交替過程中失控，在國際方面則是中東危機導致原油價格過高，引發滯脹。在十八大後，中國經濟硬著陸是大概率事件，因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留下的是全面危機，中共必須進行全面改革。正如孫立平所言，目前中國的「容錯空間」已經很小，而各種危機相互激發，集中爆發的可能性則空前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