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劇界，「須生」指表演老生的演員。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須生余叔岩、高慶奎、馬連良、言菊朋各自創立了獨具風格的藝術流派，被稱為「四大須生」。其後，高慶奎因為嗓疾而漸退舞臺，余叔岩和言菊朋於40年代先後去世，「四大須生」的提法隨即有所變化。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周信芳。他們各具特色的表演，為他們贏得了無數讚譽。
隨著中共於1949年建政，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周信芳的命運也隨之起伏。其中比較「幸運」的是楊寶森，他於1958年病逝，沒有經歷文革的慘烈，而其他幾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傷害。
1965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藝界、史學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這成為毛髮動文革的導火索。曾主演京劇《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牽連，被江青趕出了北京京劇團。文革爆發後不久，馬連良被打成「漢奸」、「戲霸」，還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價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後，他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內，並時常被揪出批鬥。
據其弟子回憶，馬連良在被隔離期間，一天，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紅衛兵」手執鞭子，闖進所謂「黑屋」，命令裡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讓他們逐個「交代」每人掙多少錢，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後，「紅衛兵」又大聲斥責：「你們掙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發給十二元生活費。」還有一次，開會批鬥所謂的「走資派」，馬連良被強迫陪鬥，其衰弱之狀讓人心痛。
凌辱和恐嚇將馬連良嚇的人體浮腫、不能進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馬連良在買完飯後摔了一跤，16日即含冤去世，時年66歲。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至今不明白，我怎麼了？我為什麼這樣了？不明白！」
此時在上海擔任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的周信芳的命運也同樣令人扼腕。1965年，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劇院黨總支會議上批評江青讓劇團停止演出，單打一地排「樣板戲」，耗資人民幣幾十萬，指責這是「勞民傷財」、「耽誤演員的青春」。不久，上海《文匯報》開始連篇累牘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上綱上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文革爆發後，周信芳與兒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劇院交待問題。紅衛兵則直衝周宅，用磚頭石塊砸家養的警犬，用軍用的皮帶抽打其兒媳敏禎，揪住孫女玫玫要給她剪牛鬼頭示眾。敏禎被打昏，玫玫被嚇瘋。
據《周信芳傳》記載，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遊街示眾。他被反剪雙臂掛牌示眾，「鼻孔裡，嘴角上，都流著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周夫人裘麗琳則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開肉綻，最終臥床不起。
1968年，張春橋親自批捕了周信芳。接著，又抄周家，並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獲釋，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沒能見上最後一面。1970年，周少麟因說了江青就是電影演員藍蘋這樣一句話，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勞改營。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含冤去世，終年80歲。
而身在石家莊京劇團的奚嘯伯在文革時也被扣上了「反動藝術權威」和「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鬥和體罰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發50元的生活費，後來被降到15元。生活水準的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並患上了急性肺炎，後來還因為中風偏癱。
1976年5月，奚嘯伯對前來探望自己的弟子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麼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麼，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兒。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1977 年12月10日，奚嘯伯悄然去世，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他只給兒子留下了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和未了的心願。
另一位在北京京劇團擔任副團長的譚富英一直心向中共，於1959年成為中共黨員。令人頗有微詞的是，在文革批判一些同行時他不吝言辭，失去了傳統做人的忠恕標準。其後，他被江青等人勒令退黨，遭受了一些迫害。1977年，譚富英病故。
一代著名須生就這樣結束了他們的藝術生命。若地下有知，他們該明白到底是誰讓他們活得如此不堪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