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出口下滑、資本流動不暢、地方政府債務巨大以及經濟通脹風險揮之不去，中國政府對今年領導人平穩交接的政治需要，始終是防止經濟硬著陸的最好的保護。
在今年深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移交權力之後，中國應該不會在經濟上出現大的問題，在沒有任何經濟衝擊的前提下，恐怕全年增長率會是這兩位十年前上臺以來最低的。
在一個用穩定來證明共產黨的統治不可挑戰的政治體系裡，這談不上。這正是為什麼任何對經濟體的重大的威脅的反應都絕對不能走錯半步。
"這是考慮事情的唯一標尺，" 紐約諮詢機構MES Advisers總裁Paul Markowski指出（Paul Markowski還為中國貨幣政策決策者擔任長期投資顧問）。
"當金融風險太大，債務所有權的組成意味著政府可以為了現在不考慮重拳出擊的手段，"他這麼說。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中國的政府債務已經佔到GDP的26.9%，遠遠低於被視為穩定分界線的國家金融的60%的國際門檻。並且2011年的財政收入再破記錄，達到10.37萬億元人民幣，（1.64萬億美元），本年度的預算赤字僅僅佔GDP的1.1%。
即使考慮到10.71萬億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壞賬，還有分析人士認為的1.26萬億或者同等規模的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或者任何各種各樣的重組成本，最悲觀的預測也不認為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60%。
這說明，沒有任何信號表明中國政府願意再用四萬億人民幣刺激經濟發展，在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到達頂點時它曾公布了這樣靜靜刺激計畫。因為那時，大部分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所依賴的國際貿易凍結了。
政府堅信"微調"的經濟政策：調整稅率，減少官僚習氣以及放寬銀行準備金率，這樣銀行必須保證貨幣供給穩定增長，從而與國際資本流動複雜多變的大背景進行抗衡。
美洲銀行及美林證券（中國）的經濟學家盧婷認為，流動風險被誇張了，因為分析家錯誤解讀了每月外匯交易數據，以及沒有考慮因中國努力擴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使用而進行貨幣交易所帶來的影響。
盧認為，沒有必要激進地調整銀行準備金率，他預測到今年年底，會有兩次，每次50個基點的降息。
但是，在公布下一年財政預算的兩會召開前兩個星期，2月18日，銀行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至20.5%。來自香港興業銀行的經濟學家姚偉說，不應該低估這一事件的意義。
姚在給其客戶的備忘上這樣寫道，"這次調整的時機暗示，在三月初的兩會上，將會出臺更多的財政放寬政策。這與我們最初的預想是一致的。"。
政府到底會公布希麼可能出乎個人的猜測。
"圍繞著中國經濟政策的種種混亂根源在於這一事實，即中國政府依舊控制著經濟的眾多方面。在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裡，不會有這麼多政策變數可以持續影響經濟發展的軌跡，"她寫道。
2008-2009年的經濟刺激計畫曾帶來過房地產市場的投機風潮。而現在，按計畫已經有兩萬億的人民幣用來建設大量保障房，從而抵消由政策導致的私營房地產市場逐漸冷卻所帶來的風險。
里昂證券新加坡首席執行官Fraser Howie 認為上一次的經濟刺激計畫凸顯了北京干預經濟的意願，以及這種干預所孕育的風險。
"中國沒有奇蹟。他們不能打敗經濟學原理，"Howie說。"他們所做的只是帶來了到現在都始終無法解決的麻煩——這就是兩千萬失業工人——然後當事情發展到某個時候，他們用一個壞的債務問題替代了它。"
這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對經濟硬著陸的恐懼揮之不去。
2011年，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淨阻力。由於中國最大的出口品市場歐盟正苦於與債務危機的惡魔作戰，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第四季度低至8.9%，是兩年來的最低。
當時很多分析家認為對出口的焦慮是不必要的。
"雖然近一半的中國出口品發往歐洲地區，但其中四分之一發往德國——這一區域最強的經濟體，"倫敦勞埃德銀行的分析家們在給客戶的備忘裡這樣寫道。
官方數據表明，2011年中國向深陷麻煩的經濟體，如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和西班牙的出口總額共計62.3億元，不足GDP的百分之一。而向德國一國的出口額達到76.4億元。
同時，發展中的經濟體的需求依舊是穩固的。世界銀行估算，在過去五年中國際進口的增長的70%都來自於此。
紐約高頻經濟諮詢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Carl Weinberg不明白的是，鑒於人民幣依舊在穩健升值以及別的地方存在的投資風險，為什麼外國投資者會離開中國。Carl Weinberg認為資本外逃論沒有道理。
"即使中國的GDP增長在今年放緩——我們始終懷疑這一點——它依舊比世界上其它大的經濟體增長的迅速，"他在給客戶的備忘中如此寫道。"巨大的資本回報率足以說明問題，並且使中國比起哀鴻遍野的歐元區來像是天堂。我們懷疑投資者是否真的會放棄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