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據各省份公布的數據，除臺灣和香港、澳門外，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超過萬億元的省份已達23個，人均GDP則從從1978年的381元上升至2010年的29,992元（折合4,430美元），中國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這是個敏感的數據，通常而言，如果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10000美元，處於向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爬坡過半的階段，既有可能成為發達國家，也有可能因為社會經濟矛盾增多、社會不平等而陷阱權貴經濟、斷層社會的泥淖。
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之後，「中等收入陷阱」焦慮如影隨形，成為現實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GDP為何反人性？
中國的GDP依然在增長，但速度越來越慢，耗費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如此，GDP的高速發展，日益顯示出違反人性的一面，與促進人類幸福的涵義相違背。
根據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以EPD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中對北京市1997年綠色GDP進行核算的結果表明，按生產法計算的綠色GDP佔GDP的74.94%，按支出法計算的綠色GDP佔GDP的75.75%。
僅以環保部門公布的環境成本，就可以看出GDP的質量每況愈下。根據《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8（公眾版）》，2008年的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12745.7億元，佔當年GDP的3.9%；環境治理成本達到5043.1億元，佔當年GDP的1.54%。這是自2006年第一次公布2004年「綠色GDP」結果之後，第二次公布相關結果。和2004年相比，環境退化成本增長了74.8%，虛擬治理成本增長了75.4%。
中國各大城市霧霾越來越多，藍天越來越少，越來越不適合於人居。GDP的上升沒有帶來相應的幸福感，抗議聲絡繹不絕。經過激烈的爭議，反映城市大氣細小懸浮顆粒物指標的PM2.5，終於獲得首肯，在2013年在113個重點城市被納入監測範圍。民眾的環保意識在渤海成為內陸死海、北京可能被沙漠吞噬、環海儘是化工廠的現實面前覺醒。
另一方面，在權貴資本主義俘獲利益分配的背景下，GDP增長加劇了貧富差距分化。有觀察家認為，「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正是因為社會情緒如火山噴發。
直觀的現實是，當越來越多的人受困於通脹、受困於難以維持生活尊嚴時，當第一代民工至死無法獲得城市認同時，2011年，中國奢侈品增速世界第一，2012年，中國象牙消費世界第一，中國凱迪拉克豪車消費世界第一。
一項由科學出版社最新發布的《中國居民消費需求變遷及影響因素研究》顯示，從1978年到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增加近43倍。與此同時，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擴大。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而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
隱性收入與灰色收入居高不下，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2008年，中國隱性收入9.3萬億，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其中最高端的10%就佔了隱性收入的62%。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倍。
財富分配差距如果是人的能力先天不足所造成，可以通過稅收等財富二次分配方式彌補，如果財富分配差距由世襲制下的權貴通過血統形成，如清代的八旗制度；如果財富分配差距是通過負利率、虛擬資本等方式隱性掠奪形成——這一體制將最終將扼殺中國的經濟動力。
所有的領域、所有的行業都成為積聚能量正欲噴發的火山口，娃娃官員成為縣長、壟斷行業的壟斷紅利，證券市場在普通投資者普遍虧損下的瘋狂造富機制，房地產行業的高價掠奪機制，創富機會不平等，使得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都變成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不公平情緒的長期鬱積。
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結果平等，大家財富一致，而是建立公平的市場機制，讓所有的人都擁有創富機會，公平的市場經濟將減少貧困人口，而權貴市場經濟必然增加貧富差距。最典型的案例來自於拉丁美洲，雖然當地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帶來的惡果是，經濟發展停滯，無法成為平衡的發達國家。
為什麼阿根廷與清代GDP成為悲劇？
覆轍猶在。
一百年前，美國與阿根廷經濟實力相等，百年後，前者成為超級帝國，而後者陷入「百年孤獨」。在19世紀的最後三十年，阿極廷的移民數量、修建鐵路里程、吸納外資、對外貿易進入大發展階段：220萬移民進入阿根廷；鐵路里程從1870年的458英里到1880年增加到1500英里，1900年達到1萬英里。從1880年到1900年，英國投資從2000萬英鎊上升到2億英鎊以上。1900年，阿根廷的工業企業總數已經有2700家。農業的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從1870年的150萬英畝增加到1901年的1700萬英畝以上。出口值從1870年的3000萬金比索增加到1900年的1.5億金比索，增長了4倍。
阿根廷的貴族與大農場主文化從來沒有讓任何一個新來的移民真正擁有一個阿根廷夢，而美國讓所有的移民擁有了美國夢，無論是西進成為農場主，還是從事手工業或者金融業，在財富機會面前人人擁有相對公平的機會。
沒有公平創富機會的阿根廷，在自然資源的饋贈以及大量移民流入的刺激下，仍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在19世紀末肥沃的土地被圈點完了之後，安富尊榮慣了的貴族們卻拖延了工業化的步伐，他們滿足於小群體的優雅生活，把絕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並不奇怪，阿根廷移民多，但入籍的、熱愛阿根廷的移民少，一小撮優雅的阿根廷貴族毀了阿根廷經濟。
意識到工業的薄弱，阿根廷二戰後關門搞工業化，由此造成了廣泛的貿易摩擦，使得阿根廷出口銳減、債臺高筑。此時阿根廷政局不穩並不奇怪，不過是經濟失衡、創富差距擴大在政治上的自然反應。就如同泡沫破滅後的日本一年兩任首相，日本是幸運的，在泡沫產生之前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而所有沒有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一旦進入經濟泡沫期、一旦由創富機會不公形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到社會難以忍受時，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引用一組數據：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約為前殖民宗主國西班牙的兩倍；到1975年，西班牙人平均比阿根廷人富裕兩倍；20世紀50年代，阿根廷差不多比日本富裕3倍；到80年代初，對比倒了過來。
表面的經濟實力掩蓋不了脆弱的內核。不僅阿根廷，中國清朝同樣如此。依據經濟史家麥迪遜的研究數據，鴉片戰爭前二十年，中國GDP佔全球GDP的33%，直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1900年，中國GDP仍然佔全球比重的11%，無論如何都算是經濟大國。不料對外戰爭一敗再敗，對內則驕狂虛妄固守八股原則，所謂康乾盛世的末年，已經民怨沸騰，四處起義。八旗尸位素餐，農民衣不裹腹，盛世當然只能自封。
以不公平的機制製造更大範圍的不平等，即使GDP全球領先，內囊必然耗盡，此時惟一保持穩定的辦法是維持社會的底線與創富機會的基本公平。當經濟發展，人們生活好轉，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辦法就是各階層平等的權力，不要忘記，法國大革命是在法國人日子好過之後，出於對強烈不平等的憤怒，對貴族阻止工業化、阻止公民平等發出的致命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