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症，幾乎已成中國新生中產階級的階級病、時代病。按社科院陸學藝的中產階級職業說，中國的新生中產階級主要包括國家公務員和國企管理者，私營企業主、高級白領和知識份子等，約佔人口的22-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這個新興中產階級的壯大，自1990年代初市場經濟正式啟動以來，就被當作新興公民社會的主體，被賦予了中國社會中堅、改革支持和民主希望等等多重使命。但是，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他們看上去卻不堪重負，瀰漫著總體性的焦慮，彷彿時代精神的寫照。
焦慮：一種時代精神
所謂焦慮，又稱焦慮性神經症，是以廣泛性焦慮症（慢性焦慮症）和發作性驚恐狀態（急性焦慮症）為主要臨床表現，常伴有頭暈、胸悶、心悸、呼吸困難、口乾、尿頻、尿急、出汗、震顫和運動性不安等症。不過，這些心理學和神經學上的焦慮症狀，更多地與害怕或者恐懼有關，就像著名畫家蒙克1893年的組畫「尖叫」所表達的。普通人口中，焦慮症的比例在4-到17%之間，按美國相關協會的估計，美國人口中大約有四千萬焦慮症患者。
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是最早關注焦慮問題的，最初，他認為焦慮與被壓抑的利比多有關。不過，1926年，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第二次工業革命之際，弗洛伊德出版了《壓抑、症候、焦慮》，大幅修訂了他對焦慮的理解，首次將焦慮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背景聯繫起來，因為「自我」的出現本身就代表著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下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焦慮則是這種現代性壓抑環境下個體主體性困境的擔憂。在弗洛伊德看來，焦慮可劃分為三種：客觀的、神經性的和道德的焦慮。客觀的焦慮與潛在威脅有關，神經性焦慮則是自我壓抑的結果，道德焦慮來源於良知的痛苦。當然，弗洛伊德的理論困境在於過分倚重閹割焦慮，而有後人從相反方向出發，指焦慮可能源於對喪失快樂能力的恐懼，閹割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並非所有焦慮都是神經性的，人類必須探求焦慮、或者快樂的社會性起源，它與工業文明乃至後工業文明的關聯。
雅克·拉康，我們熟知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大師，大大發展了我們對焦慮的理解。拉康宣稱，與弗洛伊德觀點相反，焦慮具有客體，是一種「相關的想像性的結構性自我」，這種結構性還包括記憶。在拉康1962到63年期間進行的有關焦慮主題的研討中，焦慮被理解為隱藏性的、並且位於沉思的極限。也就是說，焦慮是現實中的最後選擇，窮盡解決和思想的所有可能，無解的解。在這個意義上，焦慮可能具有集體性、社會性或者階級性，可能被某個集體或者社會的自我想像而影響，而且兼具歷史性、現實性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比如基於某種集體創傷和即將到來的集體幻滅。這種階級性的焦慮，指向整個階級、乃至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的現實困境，當我們恍然發現計無所出、面臨沉思的極限，已經身處集體焦慮之中，對集體或者階級的屬性進行自我否定。
焦慮：福利主義的缺失
所以，我們今天關心的中產階級焦慮症，是瀰漫性的、社會性的、道德性的集體焦慮，它反映我們的時代精神，反映我們對制度和未來的看法，而更隱蔽、更慢性、更長期。雖然沒有全面估計，但是焦慮症的一個精神性病徵——抑鬱症的患者，在有限人群的調查中，比例卻很高。
2011年8月公布的一項職業心理健康調查表明，對中國內地6省市13,177名職業人群進行的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該群體焦慮和抑鬱狀況較為嚴重，分別有25.60%、23.52%和1.58%的人處於輕度、中度和重度抑鬱狀態。華西醫院心理諮詢中心提供的報告稱，職業人群在就診人群中所佔比重高達30%，公務員、警察、教師、醫生、企事業管理人員——這些中產階級職業人群——都是高危人群。
另有研究對中產階級的預備隊——大學生的焦慮調查，結果更驚人，近半數女生有過焦慮情緒，超過60%的大學生則有社交焦慮。不過，與國人平均10%的社交焦慮相比，這不算壞。如果以農村婦女的高自殺率來比較，如果以兩岸三地多所高校對富士康工廠職工心理調查所反映的打工群體的普遍焦慮來比較，中產階級的精神狀況可能已經算是最幸福的。特別是，若以中國社會當下最引發焦慮的問題「物價上漲、房價太高、收入過低」等三項指標來對照新興中產階級的生活，對於這些月入過萬、已經有車有房的群體來說，他們的焦慮卻在另一層面——與福利相關的痛苦與不安全感。
曾有一份網文，「中國中產階級十大焦慮症」，在網際網路上流傳，大體符合筆者對新興中產階級的觀察。這十大焦慮，歸納起來，基本上可謂福利主義焦慮，分別涉及職業場所待遇、家庭再生產如子女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險等，而涉及階級間衝突如仇富和淪入底層階級的擔憂則與普遍福利有關。他們的工資雖高，卻是納稅比例最高的群體，可支配收入不足，以北京中產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佔人均GDP的40%，維持體面生活需要付出巨大努力。雖然直接稅在當前國家稅收比例中不超過20%，但是，中產階級作為直接稅的主要貢獻群體，卻沒有享受到應用的福利回饋，反而，需要以個人和家庭收入作擔保，大幅支出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等，等於事實上的高強制儲蓄，而非自願儲蓄，即強制性剝奪。
而且，這種集體性的福利主義焦慮還通過社交性焦慮進一步強化和再現。美國的社交焦慮患者大約有1400萬，中國人口中大約也有10%的社交恐懼者。這些估計只是考慮精神症候性的人際交往焦慮，日常生活中，幾乎絕大多數普通人、新興中產階級們，更經常地陷入所謂「丈母娘剛需」、攀比消費、親戚大病救助等等社交焦慮之中，普遍性的社會福利缺失讓整個新興中產階級們被迫承受全社會的福利焦慮，社會分配不公即社會正義缺失讓受益與新自由主義的新中產階級們不得不面臨無法言說的焦慮，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立場的。
無法言說的焦慮
結果和事實上，福利主義的缺失帶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的尊嚴喪失，他們付出巨大辛苦後缺乏享受這種體面生活的休閑時間和公共空間。不僅令幾乎所有為中國模式世界工廠做出貢獻的新興中產階級懷疑這種GDP增長的意義，而且，因為享樂/休閑的時間的被剝奪、制度性權利的不確定，產生一系列的閹割焦慮。因為休閑和公共空間和尊嚴三者緊密相關，尊嚴是在公共空間內所體現的，而公共空間則是福利所支撐的，並且需要足夠的休閑才得以再生產。這種尊嚴缺乏的焦慮，不能不令任何一個中產階級分子聯繫到制度的缺乏，特別是財產權，包括土地權、地上建築所有權、知識產權和企業財產所有權的保障缺乏，這種缺乏幾乎是經歷過短缺經濟時代的集權體制在社會和制度供給上的短缺的繼續，形成司法獨立制度的缺乏和政治生活的匱乏。結果，越來越多的無論西安藥家鑫案還是上海蟹媽案，或者北京草場地稅務案，這些中產階級的關聯訴訟，都引發中產階級的整體道德焦慮，那麼，大腦和財富外流是情理之中，創造力萎縮和思想市場萎縮也是自然結果，福利的焦慮最終轉化為對制度的焦慮。
當前中產階級的飯局上、媒體中，議論最多的，就是這種與制度缺失、福利缺失相關的各類話題，他們的集體性焦慮在有限的公共空間得到了充分印證，集體焦慮在沉思的極限處表達出來：談論最多的民主、改革甚至革命，恰恰就是現實和思考中最為無力的部分——政治生活缺失的焦慮。類似的情形可以在北非革命的前夜看到，飽受中產階級貧困化之苦的埃及中產階級們，彷彿患上了階級再生產障礙的白血病。在大部分社會財富被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帶集團掠取之後，社會福利幾近於無，在鄉村兄弟會成為唯一的公共福利提供者，而城市社會的中產階級因此面臨著威權主義統治下集體尊嚴殆盡和階級再生產的雙重困境。2010年埃及1000萬失業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失業率竟是受過小學教育者的10倍；同時，埃及30歲以上人口60%男性和47%女性尚未結婚，大齡「剩男」、「剩女」充斥社會。以至於，1月25日埃及革命爆發後，最初響應、參加開羅解放廣場抗議的主要示威者多為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學生，甚至還有一些富裕群體的下層人士，他們多在30歲以上，即「成熟青年」的「剩男剩女」們，還有許多中年人。以革命手段建設世俗公民社會成為埃及城市中產階級克服焦慮的集體治療。
這種北非革命前夜的情形與弗洛伊德和拉康對焦慮所做的精神分析的時代背景有著驚人相似。弗洛伊德在1926年修正焦慮理論之前三十年，見證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對中產階級人性的異化；而拉康在最後，提出焦慮的表達——哭叫，卻回到了生命的起點，即原初的焦慮，曾經在1967、1968的各個廣場上得到充分的表達。但是，又如拉康所說，焦慮的功用，卻早於客體的讓渡，被福利短缺和制度短缺所困的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們，他們的焦慮的焦慮甚至在於無法言說，無法言說早於短缺的三十年前、六十年前的焦慮，儘管有不少中產們已經熱衷於所謂民國情結或者民主的先聲。
此時此刻，我們當然無法言說焦慮的根源，焦慮是我們唯一確信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