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燒日記和寫回憶錄
一九六零年中國青年雜誌社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我徵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樓的宿舍，和我貼鄰。他平時知道我喜歡作點雜記，其中個別篇章，他還看過，這是他勸我選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從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一者為了消磨時間，二者有時拿出來翻翻，作為流逝的年華的紀念，完全沒有想發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絕了《中國青年》雜誌的徵稿要求。
開始只是記錄一些趣聞趣事。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到一九六六年時，已經積累了四十幾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著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裡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裡。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燬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麼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
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
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
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
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一九七七年夏，葉劍英到三零五醫院檢查身體。檢查間隙，葉同我談到往事。他說：「你給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時間可不短了。你應該將你知道的事，寫了出來，這也是歷史啊」。他並且說，他要向一些報刊代為宣傳。
此後多種報刊雜誌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們願意優先刊登。但是我不願投稿。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凡是講真心話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為右派，即冠以反動文人的稱號，沒有一個可以倖免。我又不想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願意讓我的這些年的經歷，湮沒無存，於是我重新拾起舊憶，撰寫回憶錄。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執筆，斷斷續續，又寫了二十多本。我並沒有想整理髮表，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何況我不想因之取禍。這只不過作為我和嫻逝去年華的雪泥鴻爪，留作紀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勢日趨嚴重。兩個孩子、兩個兒媳，都十分焦急。他們一再催促我攜嫻來美國求醫。
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嫻繼續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嫻的飲食和治療，雖然嫻多次提到，將舊作整理出來，但是我哪裡有這種心境和時間呢?
十二月中旬，嫻因感冒，病勢急轉直下，送入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點檢行篋，取出了舊記和帶來的全部資料，開始了寫作生活。這一方面是對嫻的永久的紀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
如果讀過這本書以後，讀者能夠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嚮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將是我和嫻多年來的最大願望。
經過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戰爭，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統治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亞。由我大哥的從中介紹，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嫻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香山門診部，後遷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門診部。
我工作勤奮，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級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的讚譽，被選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甲等工作模範，吸收入黨，並被任命為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後為中南海保健辦公室主任、中央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副秘書長及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三零五醫院院長。
一九五四年，經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推薦，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意，由周恩來批准，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並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處工作，即驚異於他的生活習慣與眾不同：飲食睡眠都沒有一定的時間，正是「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對他說來，一天二十四小時之分，畫夜之分，毫無意義。他的一切公私活動，甚至接見外國元首，都以他的意願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採取突然行動。即使在身邊工作的人員，也摸不清他下一個行動是什麼。加上共產黨內部控制嚴密，強化保密制度，毛本人親自規定：「不要說這裡的事情」，所以他的真實狀況，從政治活動到私人生活，都籠罩在一層迷霧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權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鬥。但是我雖在他身邊，在他的周圍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進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漸穿過這層密障，進入了他的生活實際。原來他正如演員一樣，除去前臺的經過種種化裝的他以外，還有一個後臺的真實的他在。
共產黨核心領導中的鬥爭，既複雜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謂「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演變到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實際上卻存在一個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有「反史達林」，「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引起一連串反應。毛從種種跡象感到，他作為全黨的最高領導地位受到動搖，因而作出系列相應的反應。正如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所說：「毛認為，全黨沒有誰都可以，可是不能沒有他。」
毛的私生活駭人聽聞。外表上，他凝重端莊，儼然是一位忠厚長者。但是他一貫將女人作為玩物；特別到晚年，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他沒有別的娛樂，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樂趣。汪東興說：「他是不是覺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撈一把。要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興趣，這麼大的勁?」江青說過：「在政治上，無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他(毛澤東)的縱橫捭闔的手段。在生活問題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給毛寫傳記，只不過作為毛的保健醫生，在二十二年的風風雨雨中，將我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筆之於書，用以紀念與我患難與共的愛妻嫻，沒有她生前對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勵，我不會寫成這本書。
時間間隔太久，又沒有讀些參考文獻，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盼讀者方家斧正。
毛澤東之死
「主席，你叫我?」李志綏醫生說。
毛澤東盡力抬起眼睛，嘴唇囁囁地動著。呼吸機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著。我俯下頭，但除了「啊，啊……」外，聽不清他說些什麼。毛的頭腦仍然很清醒，但聲調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澤東的專職醫生，也是他的醫療組組長。自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廳內的心電監護器顯示心肌梗死之後，兩個多月以來，我們二十四小時照顧他。護士人手原本不足，從醫院又調來一批，每班三個人，另有兩名醫生做心電圖監護。我晝夜二十四小時待命，一個晚上只斷斷續續睡上三、四個小時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個桌子下面。
毛澤東已成不死之軀體。對成千上億的中國人來說，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個神祇。將近二十年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與日常生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已儼然成為事實。全國各地的街道、工廠、學校、醫院、餐廳、戲院和家庭中，充斥著毛的肖像 --還有這句口號。甚至那些懷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會活得較一般人長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當時即將被選為毛的接班人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林彪聲稱，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歲。誰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
中國人民此時仍被蒙在鼓裡，不知道毛病倒了。他們只能從毛與國外顯貴會晤的幾張應景照片中，略窺毛衰老的情況。毛的最後一張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與寮國領袖凱山的合照。雖然那張照片顯示他們的領袖已垂垂老矣，新聞媒體仍堅稱毛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仍高喊著 「毛主席萬歲」。
但在那天晚上，我們這些隨時在毛身邊的人心裏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副主席華國鋒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名委員張春橋和汪東興，這四個人自從六月二十六日毛髮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後，也一直分成二組；輪流晝夜值班。
負責拯救主席生命的華國鋒對毛忠心耿耿；他誠摯地關心毛的健康和舒適，試著瞭解醫生的解釋，並相信醫療組已竭盡所能。我們建議從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飼食時，只有華國鋒願意先親身試試這種新醫療方法。我喜歡華國鋒。他的正直和誠懇，在腐敗的黨領導階層中十分罕見。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時，認識華國鋒的。華國鋒當時是韶山所屬的湘潭地區黨委書記，毛非常欣賞他。兩年後，在大躍進使全國經濟衰退之際，許多地方領導仍在謊報糧食產量節節高升，只有華國鋒有勇氣直言。他說：「經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折騰，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講什麼高產糧食，是不可能的。」毛對我說：「他的話，我看是大實話。」
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這是毛死前權力鬥爭的一大勝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華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哀悼周恩來，並抗議造反派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這個遊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動」。毛為了安撫造反派，以煽動不安罪名整肅鄧小平。毛為了搞調和，不選造反派，而選華做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因此成為毛確認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黨務，造反派轉而指控華右傾。
華決定他無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訴毛主席造反派的攻擊危及他的地位時，我也在中南海。會後華與我透露他們的談話內容，並把毛寫的字條給我看。毛蜷曲的字體寫著：「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著急」。那時毛已口齒不清，他發現用筆比較容易溝通。華國鋒將紙條拿給政治局看，毛的紙條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點，毛澤東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為了急救，剛剛給毛從靜脈的輸液管道內注入了升脈散，血壓由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強了一些。華國鋒殷切的眼睛望著我，他低聲急促地問我：「李院長，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了?」王洪文、張春橋和汪東興都湊了過來。
我沉默地凝望著華國鋒。室內除了呼吸機的嘶嘶聲以外，空氣好像凝結了。我小聲說：「我們已經用盡了各種方法……」大家又沉默下來。
華低下頭沉思了一下，然後對汪東興說：「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員，要他們即刻來北京。」汪起身出去時，內室中的一位值班護士跑過來，匆匆對我說：「李院長，張玉鳳說毛主席在叫您。」我繞過屏風，走到毛的床邊。
張玉鳳是毛十四年最親近的的隨員。張玉鳳曾為毛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上的服務員，現在則是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與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長沙舉辦的晚會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時年方十八，天真無邪，有著大大圓圓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膚，她主動請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會上，毛與張連續跳了幾場舞，等到舞會結束，我親眼看見了毛攜了張玉鳳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與張的關係十分親密，毛也有其他幾位女友。有兩位原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孟錦雲和李玲詩在做毛的護士，替他擦身和餵食。但張玉鳳待在毛身邊最久。雖然在歲月催折下，她也開始飲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因肺癌住院，張便接管毛每日批閱公文的收發。在毛視力衰退以後，她便負責將那些公文讀給毛澤東聽。張於同年年底由汪東興正式任命為毛的機要秘書。
我是毛的私人醫生，給毛檢查身體時，還可以見到毛，談幾句。別的任何人，要見到毛，首先要經過張玉鳳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華國鋒到游泳池來，要向毛報告工作。叫張玉鳳三次，張睡覺不起，另外兩個值班的是孟錦雲和李玲詩，不敢向毛說華要談工作。她們說，不經過張，直接同毛講了，就不得了。華等了兩個多小時，張仍然不起床，華只好走了。
張玉鳳能爬到這個位子，完全是因為只有她聽得懂毛的話。連我都要透過她翻譯。
張玉鳳對我說：「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
毛用力點點頭，同時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橈動脈的搏動很弱，幾乎觸摸不到。兩側面頰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豐滿的面容。兩眼暗淡無神，面色灰青。心電圖示波器顯示的心電波，波幅低而不規律。
我們六週前將毛從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號為「二零二」這座大廈內的一個房間。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發生了強烈地震。北京東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毀。二十五萬餘人當場死亡。北京市雖沒什麼傷亡，但房屋倒塌多處。數以百萬的市民唯恐再發生一次強烈餘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幾個禮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進了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內游泳池內一個房間裡。地震時游泳池也受到強烈震搖。我們決定將他遷往更安全的地方。
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舊平房被拆掉，蓋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廈，旁邊又修了隨從人員的住房。大廈有走廊連接游泳池。這座大廈就稱為 「二零二」。唐山大地震當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這棟屋內，幾乎沒有任何感覺。
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和汪東興此時靜靜地走到毛床前。我聽見另一批人從屏風後面悄悄進房的聲音。房裡都是人，大家正準備換班。
我站在那，握著毛的手，感覺他微弱的脈搏時，江青從她居住的春藕齋趕到。她一進門就大聲嚷道：「你們誰來報告情況?」
如果將毛十四歲時，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卻拒絕圓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內，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顧共產黨政治局的激烈反對，與江青在延安結婚。毛和江青長年來各過各的生活，但毛並不想和她離婚。毛恢復自由之身後大可以和別人結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搬去釣魚臺國賓館。直到毛六月發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齋旁新建的一所華麗的大房子。
華國鋒搖搖手說：「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長講話。」
雖然我心裏清楚毛毫無希望，我仍試圖安慰他。這幾年來他的健康情形每況愈下。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後不久，當時身為黨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毛欽定接班人，全中國公認為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背叛毛，並策劃暗殺他。林彪事件後，毛更形沮喪，無精打采，且持續失眠，最後他終於病倒了。
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幾個禮拜前，毛仍抗拒著醫生所給他的任何醫療措施。直到尼克森預定抵達的三個禮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狀況再不改善，他便無法親臨這場外交會晤。他叫我給他治療。
當時他的病況過於嚴重，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經過不斷的治療，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臟功能明顯好轉，水腫在消退，但是直到會見尼克森的時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頸部和雙手水腫還沒全消，兩足更是明顯，原來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雙大鞋，他此時行走仍很困難。我在中南海室內游泳池門口迎見尼克森總統的座車，領他到毛的書房後，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將急救設備準備好，以防萬一。
八十三歲的毛百病纏身，他長年吸菸的習慣毀了他的肺，並有慢性氣管炎、肺炎和氣腫發作。他的左肺中有三個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側傾臥，這樣右肺才能充分膨脹吸入足夠的空氣。他常常只能藉助氧氣機器呼吸。在幾次急救中，我們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訪問中國時送的美國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診斷確定，毛的病是一種罕見而又無藥可救的運動神經元病，就是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只能活兩年。現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毛的病情如專家所料的惡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臟--那老邁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臟。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張玉鳳一次劇烈爭吵中，爆發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則是第二次。第三次發生於九月二日。醫生們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臨，但沒有人敢明言。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剎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時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裡我不只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閒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時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我剛開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鬥。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時，這崇拜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終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我那時仍是共產黨員，但我對它毫無信心。「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著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著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麼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裡，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著多麼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麼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舉動中都能嗅出陰謀。二十年前我們就處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務集團中的一員。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值班，醫療組的同志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裡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歲，是政治局裡最年輕的委員。他從原本是上海一家紡織工廠安全幹部，竄升到最高政治權力階層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給他取了個「火箭式幹部」的綽號。沒有人知道毛為何喜歡這年輕人，並如此迅速的提拔他。
毛垂危病榻時，王原本該負起看守的責任。但他卻常跑去國家高層領導專用的西苑軍用機場獵兔子。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觀看香港進口的電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權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說：「醫療組的每項工作都報告了我們，我們都清楚，也……」沒等王說完，江青搶著說：「為什麼不早通知我?」
但我們早跟江青報告過好幾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們醫生從來將病情說得嚴重，是謊報軍情。她怒斥我們是資產階級老爺，還說醫生的話最多只能聽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聽過我們對毛病情惡化的正式報告後，她氣沖沖趕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華國鋒打電話將江青從大寨催回北京。當晚江來了一下，說太疲勞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處，並沒有詢問毛的情況。
九月七日，毛已進入垂危狀態，江青下午來到二零二，與每一個醫生和護士握手，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她似乎以為毛死後她會當然接管權力，我們也會期盼她的領導。
這時張春橋背著雙手，踱著八字步，兩眼看著地上。一旁的毛遠新則臉色鐵青，走來走去，似乎在找什麼東西。
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小時和江青處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二十多歲。他寫信給毛為自己與江青不睦的事道歉。這時只有三十多歲的毛遠新是瀋陽軍區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毛遠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聯絡員。江青信任毛遠新。
其他人們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像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飼說些什麼。張耀飼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與江青素有嫌隙。汪當時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並身兼數個要職。他不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是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及中央警衛團黨委書記。想發動政治局政變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面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裡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麼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著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志，謝謝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面說：「好的，江青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