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百姓生活照（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自1900年以來，清廷對外賠款的壓力十分沈重，《辛醜條約》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共九萬萬八千多萬兩，加上各省教案賠款，《馬關條約》的對日賠款等，總計在十萬萬兩以上，每年實際支付不下於二千五百萬兩，巨額的賠款以關稅、鹽稅等主要財源為擔保。新軍二十六鎮加上舊軍巡防營，軍費開支也很龐大，財政收入入不敷出。
清廷財政入不敷出，赤字嚴重
宣統二年各省試編下一年度的預算，不敷在一百萬兩以上的有貴州105萬、江蘇108萬、安徽、福建各115萬、廣西137萬、湖南157萬、雲南193萬、江西254萬、湖北539萬、四川774萬。各省所列歲入中不少省列有協款收入，並無保證。各省實際的財政赤字只會更大。
宣統三年也就是辛亥年的全國預算，歲入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兩，歲出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五萬兩，缺口在四千萬兩以上。那些年每年的財政赤字大致都在這個數字上下。
各省財政也是如此，當時各省印出的《財政說明書》幾乎都提到財政極其困難，江蘇省稱「近年財政異常竭蹶」，陝西省稱「入不敷出」，奉天省稱收入「幾已竭澤而漁」，湖南省稱「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甘肅省稱「財政至今日紊亂極矣」，向為東南財賦之區的浙江在財政說明書中說：「近年以來，新政繁興，在在需款，欲加賦則民不堪命，欲節用則事不易行，徒令司空仰屋而嗟，計臣束手無策揆厥。」（轉引張朋園《預備立憲的現代性》，第113頁。）
1911年9月16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檔案中有一份第二季度的新聞摘要，其中涉及湖南、浙江、湖北三省的財政困難狀況：
估計湖南省財政虧空達五百萬兩銀以上，……在實際支出方面，僅新軍建設一項每年就得支出一二百萬兩，手頭資金完全不能滿足教育、法政、警政、辦公以及軍務等多方面的支出需要。
年初估計湖北今年將虧空二百萬兩銀，即使算上批發扣除和硬性節支，省當局仍遠遠不能夠使收支達到平衡……
浙江省也存在類似情況，去年全省財政總虧空已突破一百萬兩銀。藩司拖欠未付的款項有：應交付給海關的釐金收入；對鹽稅局、漕糧處和各家銀行的五十多萬兩銀的欠款；必須上繳中央政府的八十二萬兩銀的稅收。（《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八卷，第78、79頁。）
雪上加霜的清廷財政狀況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廷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各地要款的電報雪片一般飛到北京。
10月12日，湖廣總督瑞瀓急電北京內閣、軍咨府、海陸軍部、度支部、郵傳部，要度支部籌撥銀二三百萬，以備餉械犒賞等項之用。
同一天，兩廣總督張鳴歧電奏，財力異常艱窘，要求將應解京部各款，酌量截留，以濟目前之急。14日，諭旨下達：「至所請截留京餉一節，著度支部議奏。」
10月17日，湖南要求將應解京的四十四萬多兩緩解，批准緩解十萬兩。
10月19日，瑞瀓還給載澤發電：「兵費緊急，請速撥銀百萬兩，交德華銀行電匯。」
10月21日，朝廷收到江西巡撫電奏，「江西財政奇窘，近日商家競提存款，民間爭兌現銀，市面支空，非現銀不能挽救，請飭部電滬分銀行，先借二十萬兩來贛。至贛省額解各款，請俟防務稍鬆，再行照解。」內閣奉旨，「著度支部速議具奏」。
10月23日，朝廷要求兩江總督張人駿添募軍隊，又說「部庫支絀，無款可撥」，經費自行解決。他與鐵良、張勛聯名電奏：「惟江南財政困難，至今已極，實無可移之款，息借之外債經分別抵還，已所餘無幾。……惟有仰懇天恩，仍飭度支部保全東南大局，無論如何為難，迅即先籌的款銀一百三十萬兩，分撥應用」。結果只批准先撥二十萬兩，連零頭都不到。
同日，新授四川總督岑春煊電奏要添募八營，請度支部電上海大清銀行籌撥一百萬兩現銀。10月25日，下旨著度支部迅速籌撥。其實一直沒有撥款。
安徽巡撫朱家寶請撥銀五十萬兩以便募兵，朱批由兩淮運庫借撥十萬兩。朱家寶後來的奏折說，三次電請撥款，一分錢也沒見到，所以沒有添募一兵。
浙江巡撫增韞要求向大清銀行借銀二百萬兩，遭到拒絕。
10月27日，廣西要求撥五十萬兩以增兵餉，上諭只是「著兩廣總督量為勻撥」。
同日，會辦長江防守事宜調補江南提督張勛奏：「臣非不知部庫支絀，鮮可撥濟。然江南財政困難，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此次驟增多兵，無款移就。而戎機甚迫，焦灼莫名。」11月4日奉朱批：「所需餉項槍械，著度支部、陸軍部迅速籌撥。」
無款可撥的窘局
也是這一天，荊州將軍連魁等以六百里加急奏，旗營的餉銀米折一向是湖北藩、鹽兩庫供支，武昌、宜昌相繼失陷，餉源斷絕，九月的餉銀會商荊宜道吳筠孫設法籌集，吳面告「道關兩庫存款無多，交通阻滯，市面緊急，籌款不易。且軍務方興，支用浩繁，恐難持久」，目前旗營俸餉米折兩項，每月約需銀四萬二千餘兩，尚無著落。（《辛亥革命》五，第297-298頁。）
10月31日，河南請求接濟四五十萬兩，上諭批等到借到洋款後撥。11月1日，天津請借內幣銀一百萬兩，上諭批度支部酌量支借。11月6日，張家口請撥銀元二十萬元，批「無法籌撥」。
同日，新疆請求接濟五十萬兩，上諭著度支部速議。直到12月24日，新疆布政使陳際唐給內閣袁世凱電說，「迭次奏請部撥款五十萬兩，藉資接濟。至今未蒙匯撥。」
廣東南韶連道左紹佐在11月5日和7日的日記中感嘆：「而兵單財絀，惟有相顧咨嗟」，「無兵無餉，民窮財盡，公私赤立，何以圖存。」（《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第514、515頁。）
11月15日，河南道員祖謙等給袁世凱電，從前軍餉就地籌集，「而今筋疲力盡，屢次電省無款」。（《辛亥革命》六，第106頁。）
11月17日，山西大同鎮總兵王得勝奏，每月需銀一萬二千兩。幾天後奉朱批，「著軍咨府、度支部酌量籌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一輯，第200頁。）
11月25日，張錫鑾受任山西巡撫，上奏要款：「……凡此急需之項，非有現銀百十萬兩不足以資分布。無米之炊，實深焦灼。」要求度支部先行撥發銀四十萬兩，攜帶前進。當日奉旨「著度支部酌量迅速籌撥」。（《辛亥革命》六，第197頁。）
11月26日，河南巡撫寶棻奏：「現值軍事未平，大局未定，經費則困難萬狀，用款則日益發生……」籌備餉械，需款較多，奉旨只有「該部知道」幾個字。（《辛亥革命》七，第370、372頁。）（未完待續，敬請關註明日曆史版）
寄希望於舉外債以解困
清廷府庫空虛，根本無力應付各省各地要款的要求，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外債以「渡過」危機。
當武昌起義發生時，清廷度支部庫存二百萬兩，僅蔭昌出兵武漢就撥出一百五十萬兩，府庫空虛，根本無力應付各省各地要款的要求，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外債。
為消除幣制借款最後障礙，1911年10月11日到北京的四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認為，四國銀行團作為它們政府的半官方代理人面臨著一個困難的局勢，因為北京立刻需要一筆借款以付軍餉，從而「渡過」危機。（《清帝遜位與列強》，第271頁。）
法國駐日本公使館武官貝爾當寫信給陸軍部長說，北京的財政收入很不穩定，「外國列強大約都被試探性地詢問過是否願意提供資金甚至物資援助。」（《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七卷，第361頁。）
10月17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寫信給布拉姆說：
星期天我電報說清軍部借外債與四國銀行團接觸，美、法贊同，德反對，英未定。但朱爾典毫不猶豫地認為不應提供貸款，我當然由衷地贊同他。……我將在報上盡我所能反對貸款。（《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第762、763頁。）
10月21日，英駐華公使朱爾典致電英國外交大臣格雷：
沒有財政資助它（清朝）不能維持下去，但我認為，儘管這種保證像通常那些不能履行其義務的國家一樣，在我們向它提供援助前仍應堅持，無論其形式是更多的貸款還是暫緩償付賠款。
作為必要的保證，我建議各省主要使用借款的部門也像北京一樣雇佣海關外國職員擔任監督或助理，他們服從於一個財政大臣屬下的審核部門，所有成員均為外國人，按照統一制度辦事。（《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八卷，第89頁。）
朱爾典在信裡提出需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借款給清廷，但美、法、德國的使節並不完全同意。法國代辦坦白地表示，他們的政府已準備好所需的款項，主張迅速採取國際調停。但他也認為，在這緊張混亂的日子，國際調停不容易實行。
四國銀行團不予借款
司戴德說了一句話：「四國銀行團決定了皇朝的命運」。
度支部侍郎大臣紹英每天操心的就是借款。他並不知道，11月8日在巴黎東方匯理銀行舉行的法、英、德、美四國銀行團已通過一個決議：由於局勢不明朗，暫不考慮借款給清廷。11日，英國銀行團的匯豐銀行代表阿迪斯寫信給坎貝爾爵士說，「四家銀行一致認為，他們在目前緊要關頭的態度應像各自的政府一樣，保持中立。他們認為，介入一場結果尚不明瞭的衝突是不明智的，以財政援助來加深內戰的恐怖是不得當的」。
司戴德說了一句話：「四國銀行團決定了皇朝的命運」。
當時只有一個實際上沒有錢的法國男爵勾堆願意借法郎九千萬或英鎊三百六十萬，年息六厘，九六扣，六十年還清。合同都已草定，紹英他們滿懷希望，以為這筆借款雖然利息高、條件苛刻，但畢竟可以緩解財政緊張。
12月1日，他一早就到內閣請袁世凱看借債合同，袁令函達郵傳部辦理附件鐵橋事，愛國公債的事資政院已議妥，令度支部辦奏會同內閣具奏。晚間，外務大臣胡惟德等三人來找紹英，為修正漢文合同事，他們說，「合同九條、十三條已經修改，餘款大致不差，亦可無須修改，俟明日資政院開會，可與諸議員陳述。」然而，從胡惟德口中，紹英聽到了不妙的消息，「因英國反對，此次借款恐將不成，且郵傳部鐵橋附件未經簽字，亦不能即照會法使也，應請郵傳部速為簽字為要。」
次日，紹英即上折提出請病假，並請另簡員署缺，想由此脫身。他在日記中透露心跡：精疲力竭。
12月6日，在外交部任職的曹汝霖寫信告訴好友汪榮寶，「法國借款已成畫餅，兩合同均已簽字，而法政府來電言，英、美、德、法、俄、日六國連約決定不借華債，真是致命傷。京師僅餘十日之糧，過此必將生變」。12月8日，外務部大臣胡惟德告訴紹英，英國銀行已肯商議借款，袁世凱囑周自齊前往接洽商借，最後也是空歡喜一場。
12月11日，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的意見是不應向袁世凱貸款，「不向雙方提供財政支持，騷亂會解決得更快。……應強烈地勸銀行不要貸款。」
同日，總稅務司安格聯寫信給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說：「北京政府的困難是缺少經費。」
法國駐華公使代辦斐格寫信向法國外長匯報：
應當承認，在目前的形勢下，領導度支部是一項相當地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個部很難找到一個最後的正式任職者。（嚴修缺任期間）由紹英署理，但他從任命之日起便請了長假。
紹英一直想辭職而不得，只有經常請假。
財政困難將南北雙方推向談判桌
清廷庫空如洗，南方獨立各省同樣面臨財政困難，財政拮据最終把雙方推向了談判桌。
正是財政困難將雙方逼向了南北議和這一步。12月7日，高拉爾德向法國陸軍部長報告，「每一個黨派都在與最尖銳的財政困難搏鬥：失去往日財源的政府正在設法簽訂借款協議……政府希望用借款來維持自己並削弱沒有稅收這一辦法的對手。……其它列強國好像還沒有決定是否幫助袁世凱以避免王朝的崩潰，即簽署惟一能夠解救王朝形勢的借款協定。」
在紹英任上，對外借款始終不成。12月17日，袁世凱對日本公使說：「目前北京政府財政困難已達極點，首先令人擔憂者，輒為軍隊餉源問題。……本人正在焦思苦慮，務期籌得少量借款，以濟燃眉。」問他要借多少，他說少則二百萬兩，多則四百萬兩。
12月21日，唐紹儀對來訪的日本駐上海領事有吉和參事官松井說：「如果北京方面終不妥協，致交涉破裂，北京財政較革命黨方面更為窘迫，故其地位必更加困難。」
南北議和開始後，對外借款更沒有希望，因為南方代表拒絕承認給清廷的任何貸款。12月29日，許鼎霖給趙爾巽的信說：「目前病在無餉。果能得餉，北軍可操勝算。革黨甚畏北軍，所以百計阻撓外債也。」
紹英深知財源枯竭，無力一戰。12月28日，以召集國會決定政體的詔書下達，他在日記中寫道：「竊思國事危迫已極，為人臣者，無法補救，憂痛何如，惟願天心垂佑，如有轉機，或定君主立憲，或可一戰而勝，誠為天下幸福，否則共和政體恐不能辦成，已召糜爛瓜分之禍，大可懼也。伏惟上天有好生之德，當不致戰禍不息，仍享和平之福，不禁馨香祝之。」
1912年1月6日，朱爾典寫信給格雷說，農曆十一月的頭四天內，至少必須有七十萬兩的款項，供立即支付軍餉及軍事裝備之用，而滿足這筆需要，從天津鑄錢局得到的現款中，僅有二十八萬兩的結余可以使用。此外，這個估計不包括其它或多或少的極為必需的費用在內；有人計算，按照已經縮減的標準，維持清朝行政當局兩個月內的最低款額為三百萬兩。
靠發行「愛國公債」獲得了一百萬兩左右。據說，從皇族成員的捐獻中，另獲得了兩百萬兩。從1911年10月10日起，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廷僅僅1月29日從奧國瑞記洋行借到過一筆錢，七十萬鎊，作為維持北京市面之用。
借款無著，財政匱竭
「北京財政匱竭，所有各部薪水本月已概不發給」，行政經費到1912年1月4日已盡，清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借款無著，未獨立的北方幾省要麼不再上交賦稅，要麼財政窘迫，不斷求助，清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11年11月20日，英國武官遞交給朱爾典的調查報告說：「目前帝國金庫缺乏金錢，各省納貢實際已停止」。12月7日，法國武官高拉爾德向陸軍部長報告，「每一黨派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問題都是財政問題。政府現在只能獲得三個省的稅收，由於維持作戰部隊和購買武器彈藥，國庫已空。」
北方尚未獨立的各地要款電報不斷，朝廷無力接濟。12月6日，張勛南京兵敗逃到徐州的次日，即致內閣代奏電：「臣兵至徐，分文皆無，請速撥款，立即先撥五十萬，以應急需。」從11日河南巡撫齊耀琳給內閣、軍咨府、陸軍部電可知張勛當時「餉械缺乏，焦灼至極」的困境，齊說：「豫省財力已萬分支絀，惟張軍苦戰之餘，且近在鄰境，嘩潰堪虞。不得已，籌銀一萬兩」。（《辛亥革命》七，第112、114頁。）
12月23日，河南布政司倪嗣沖致電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在穎州、光州一帶帶兵，所帶銀二萬兩已將用罄，「而餉項支絀，幾於不名一錢，實深焦灼。應請迅飭撥餉銀六萬兩，用備要需。或先電飭長蘆運司由周口商淮鹽局借撥銀三萬兩，以濟眉急。」（《辛亥革命》七，第206-207頁。）
陝西戰事激烈，甘肅軍隊與獨立的陝西革命軍鏖戰。陝甘總督長庚早在11月19日就致電內閣總理袁世凱，甘肅防務各軍需餉械，奉旨暫行就地設法籌備。他陳訴甘肅地瘠民貧，不同於東南繁富之區，平時籌款即很困難，何況現在，「餉械兩絀，焦灼萬分」，希望迅速籌撥接濟。12月2日，他再次致電內閣度支部，「寧夏失陷，土匪四起。藩庫存餉僅支一月，有支無收，危急萬狀」，要求度支部速撥百萬，由歸綏、迪化分起匯解。12月19日，他再電內閣請代奏：「雖蒙度支部允撥借款，但遠莫能致，難濟急需。……無論如何為難，務懇度支部先由票號匯寄銀五十萬兩，暫濟燃眉。」
不僅長庚一次次告急，12月10日，署陝西藩司彭英甲致電內閣，「甘藩庫空如洗」，危急萬分。昨向比利時借外債，該公使回電，非袁世凱認還不可，他要求准借外債二百萬，由陝、甘兩省認還。此後，他又電袁內閣，「擬借比國公債，實出於萬不得已，蓋部庫現值奇絀之時，而此款又系急需之項……無論如何為難，務祈登高認可，迅賜與該公使面訂，借撥銀百萬或兩百萬兩」。
1912年1月9日，長庚再一次致電朝廷：「惟甘庫如洗，兵餉不能接濟，萬分焦灼。無論如何為難，先設法湊銀六十萬兩，即奏請內幣亦無不可，分撥北京天成亨三十五萬兩、協同慶八萬、蔚豐厚十二萬、大德恆五萬，電兌到蘭州。」等比利時借款一到，即可將這六十萬扣還。他所求的款項最終也沒有著落。（《辛亥革命》六，第107、108、112、109、113、123頁。）
1月19日，陝西漢中鎮總兵江朝宗向朝廷電奏，「處境可危，餉械尤屬支絀，不光紳民不肯捐輸，地丁錢糧也都不納，屢次呈請督撫派兵濟餉，未有回應。」他不知那個時候督撫長庚、升允同樣缺錢。（《辛亥革命》六，第120-121頁。）1月24日，河南巡撫齊耀琳給內閣的代奏電說：「庫款已罄，羅掘無從。事機危迫。前經節次電請度支部籌撥四十萬，實系萬不得已。伏懇俯念豫省餉項告竭，勢將不支……」（《辛亥革命》七，第385頁。）
他們不知道朝廷此時捉襟見肘，也快揭不開鍋了。12月16日，《時報》的消息說，「北京財政匱竭，所有各部薪水本月已概不發給」。12月27日，資政院總裁李家駒對藍公武說，和議無成，行政經費到1912年1月4日已盡，借款難以指望。
正是清廷庫空如洗，無力支付戰爭需要的餉械，外國列強不肯借款，事實上保持了相對的中立。此時，南方獨立各省同樣面臨財政困難，列強也不借款。財政拮据最終把雙方推向了談判桌。共和的共識可以說是被動達成的，但是被動達成與主動達成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共識就是共識，不管是什麼原因達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