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讀到《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最後一節「陳寅恪之死」後，不免掩卷長嘆，為之扼腕：一代國學大師如此慘死，真乃中國文壇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學貫中西、被視為「三百年來學問惟其一人」的陳寅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大陸，從此命運便注定。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
1953年，「喜歡歷史」的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剪伯讚「紅色學者」等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范文瀾均馬上赴任，惟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篯。當時汪篯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篯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主張學術自由的陳寅恪還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沒有答應，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但是當1966年大鳴大放開始時，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
隨著陶鑄被江青等「文革」新貴打倒在地，曾受其保護的陳寅恪的處境也變得十分艱難。助手黃萱被趕走，三名護士被撤除，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驚悚。
更為恐怖的是，大字報逐漸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夫人唐篔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的哀怨。
瘋狂的造反派們還對陳家財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掠奪，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十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二十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陳家財物盡失。
造反派們為了驗證流傳在中大校園內的「陳寅恪有驚人記憶力」說法的真偽，將躺在病床上的陳寅恪拖下床，強迫其背誦毛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辱罵和毒打。
為了達到將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目的，造反派們想出了一個毒計：先是把幾隻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當即抱頭在床上打起滾來。
造反派們一見十分興奮，遂加大力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播放。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正月，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見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淒然。
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相愛至深的陳寅恪夫婦常常相對而泣，感嘆命運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據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三百年一見的國學大師就此遠去。誰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