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和胡錦濤
如何評價胡溫時代？
3月14日上午是溫家寶任總理期間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人們明顯感受到他內心的愧疚與堅持，他的愧疚是在任內由於體制與能力的原因。
記者招待會之後，有媒體採訪我，對胡溫當政期間做一個回顧，包括好的方面與不好的方面，我說，好的方面，如溫家寶自己所說，在減免農民稅收，十年義務教育免費，推進農村醫療保險等方面，均有作為，這也是政府應該做到的，因為政府欠農村的債太深重了，如果不一點點償還，農民就沒有任何生活出路了。不好的方面，大家也都看得見，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到北京上訪，中央政府無力為平民百姓主張正義，「發展」像頭怪獸，侵犯了弱勢群體的利益，發展是「堅硬」的道理，超越了法律與人倫底線。
有趣的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也是安徽人，陳獨秀，他引進中國的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科學與民主，兩位先生本是結伴而行來到中國，近一百年後，中共只尊崇賽先生，而對德先生不置一詞，德先生「被失蹤」了。
當中央政府不能通過政治與法律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祭出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信條，「維穩辦」在公安與信訪體系之外，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職能部門，穩定壓倒一切，這一切包括人權與法治。從合法的上訪到正常的學術活動，甚至律師正常的法律維權，也都被視為有礙穩定，予以制止或強制在家居住。某種意義上說，「維穩辦」的設立，意味著執政者的執政能力的完全失敗。無論是中國歷史上，還是世界政治史上，沒有一個國家，通過維穩辦來實現社會治理。因為違法者通過司法途徑，而合法公民享有人權保護，在違法與合法之間，辟出一個穩定的政權概念，它為地方政府公開地非法使用權力埋下了禍根。
網路禁言與刪貼更是無時不在，批評政府或曝光惡性事件的帖子，多以敏感的名義被刪除，甚至總理或其它領導人在國內外的講話，如果涉及到政治改革或普世價值言論，新華社發通稿時，也會照刪不誤。顯然，以莫須有的理由禁止公民與乃至中央領導人言論，已成為不公開的秘密，而這些秘密公開執行，卻內部掌控，甚至被當成國家秘密被保密。政治文明，文，就是形成文字，使人們有章可循，明，就是光明正大地執行，行政行為在陽光下，受到公民與憲法的制約與監督。從網路與媒體對公民言論自由的限制看，政治文明的前提，還不存在。
最為嚴重的政治行為是對獨立候選人的打壓與禁止，去年下半年以來，各地人大換屆選舉，獨立候選人通過印製宣傳單或上門宣傳自己的參選主張，均被以各種方式禁止，而這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均是民間社會的政治嘗試行為，這一屆政府卻如臨大敵，甚至不惜動用警力。它的嚴重性在於，民間社會的參政通道被阻滯，地方政府將一家獨大，沒有任何公開的政治力量對其監督與抗衡。地方政府通過內部指定，使官員或自己信得過的人，參與人大代表候選，這樣，下一屆人大代表就成為聽信政府機構指令的角色，政府與人大同質化，本質上是廢除了共和國的權力分立體制。
理論上的倒退表現還對普世價值的大批判上，儘管胡錦濤與溫家寶在國內外多個場合都對民主自由的價值表現尊重與認同，但在《求是》雜誌這樣代表黨中央聲音的媒體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卻被視為西方價值，中共或中共主導下的中國，要堅守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有關媒體封殺對普世價值的討論與研究，主流媒體則連篇累贅地討論自說自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特色核心價值是什麼呢，是一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搞西方議會制與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等等。經濟上融入世界的中國，不願意在政治理念或人權理念上與文明世界保持一致，要維護的其實是執政黨永遠執政的神聖地位。
正是對普世價值的不尊重不認同,才使執政者沒有了理論高度與價值追求,整個國家陷入不能自拔的經濟追求或GDP崇拜泥潭之中。政治家不致力於政治改革與政治進步，而只是致力於科學發展與經濟繁榮，必然是使政治家淪為政客。
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在於，政客將自己當成政壇上的過客，對歷史沒有責任感，只處理或糊弄自己眼前的行政事務。而政治家高瞻遠矚，對歷史負責，對未來負責，將對政治文明的追求當成自己的神聖使命。
經濟學家韓志國在自己的微博中說，看了總理的答記者問，總的感受是：「政治改革已經無望，經濟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捲土重來危險。」我在微博中回應：政治改革無望，是因為權貴集團已經坐大，即便是財產公開這樣的人大議案，總理也多次提到，也得不到落實，惶論通過政治改革去剝奪他們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權益？而文革捲土重來，並不是危言悚聽，而是離我們一步之遙，因為受文革訓練的那些人還正當年，一些人還正當權，他們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於六十年代，文革的精神與方式，深入其骨髓，當他們遇到異已者，就會視為敵對勢力，他們目無法紀，通過文革的方式無情打擊，得心應手，文革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名義，對異已力量冠以政治污名（「戴帽子」），然後就是進行非法打擊（「打棍子」），以自己的政治正確，來打擊異已力量，以謀取利益集團或個人的權益。以政治名義來超越法律，是「文革」精神遺產中的慣用手法。
江澤民時代的政治負資產
江澤民時代極左力量曾遭受重創，原因是這些極左力量反對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中的核心內容，即，反對江澤民將中共變成全民黨，反對中共吸收資本家或個體經營者為中共黨員，認為這改革了中共的革命性質。極左刊物中流、理論前線等雜誌因此倒閉或被撤消。但極左力量並沒有被摧毀，以烏有之鄉網站為陣地，他們仍然具有雄厚的背景力量與資源。甚至一些高校教授、專家也糾集其中，共同發聲，為極左力量發聲示威。這些極左力量不同情上訪民眾，不為工人建工會，不為農民爭取農會權益，而是致力於恢復對毛的崇拜，以及反美、抨擊「西方」普世價值，將啟蒙民主憲政的公共知識份子妖魔化為國內敵對勢力。他們成為中國民間政治領域裡的准宗教力量，既無理性，又不講人權人性，漠視人類共同的價值原則與法治精神，他們活著僅僅是為自己的精神領袖或極左理念而生活與戰鬥。
極左力量如果僅僅表現為網路或生活中的雜訊的話，中國的權貴集團則在無聲地拒斥政治體制改革。而這也是江澤民時代為胡溫時代埋下了種子。正是執政黨全民化，將經濟領域資本家引入執政黨，而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也權貴化，在尊重財富與資本創造的同時，使權力與資本同居一室，形成權貴合謀的權貴資本主義模式。權力與資本形成合力，政府獲得了發展的動能，當它沒有遇到阻力時，它是推土機，而當它遇到反對力量時，它立即變形為坦克或裝甲車。它以經濟發展的形象出現，而它背後，藏著政府權力的魔爪。為什麼胡溫時代房地產奇蹟般在增長，城市化進程也一日千里，助推力量，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財富軟實力加政府行政權力硬實力。無論城鄉，農民的土地或城市人的住房，只要在權貴勢力開發範圍之內，都會先通過金錢交易來獲得土地，一旦金錢交易無法進行，就會動力政府行政暴力，予以強制執行。
如果說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理論為權貴資本主義合體奠定了理論根基，那麼，朱鎔基的分稅制，則做大了中央政府的絕對經濟權利，國家一方面獲得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合體，另一方面，又通過分稅制抽取民間巨大的稅收利益。從國家計畫委員會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都被賦予了巨大的經濟權利。地方只能通過跑步「錢」進，來獲得國家分配的經濟資源與政策批文。
嗜血的經濟發展一旦成癮，就難以改變。任何體制性的改革或革命，都會使原有的權力與利益鏈斷裂，而這正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沒有清理過的歷史政治負資產，儘管歷史真相通過網路與媒體一點點解開，但執政者如果不通過還原真相，承認責任，通過妥協與和解，或賠償與懺悔，中國的政治改革就難以翻開新的一頁。
政治改革需要政治英雄。鄧小平經歷過戰爭，內心有一份英雄情結，他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組成一個有變革精神的英雄團隊，要做的是回歸生活與政治常識，無論是安徽小崗村的田地分包到戶還是深圳特區的設立，前者是改革，是順應民心，回到生活常識，後者是面向世界，開放探索，要融進世界經濟大市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使改革派從理論上佔領了思想的制高點。
而當代執政者，理論高地喪失了，普世價值的討論，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討論一樣，可惜，應該前進的中國歷史，在這裡陷進了泥坑裡，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憲政、人權、平等、博愛等等價值元素，被視同西方價值，被看成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思想滲透，是顏色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拒斥。接著，獨立候選人也被嚴厲打壓，任何競選地方人大代表的人，都被以各種方式控制。經濟開放三十年之後，政治與社會不允許被開放。
只有廣東的烏坎是一個亮點，可以與當年的小崗村承包土地相媲美。
胡溫沒有組合成一個有效率的英雄團隊。而中國當代的政治改革，需要一個政治英雄團隊。這個團隊不僅需要體制內的政治、經濟資源，也需要國內外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胡溫的團隊與資源都極其匱乏，無力於扭轉正在一步步潰敗的社會，包括社會法治與社會道德，還有人文理想。
這是一個應該進行政治改革，但卻被耽誤的十年，也是一個泡沫式崛起，並走向潰敗的十年。
政治改革要超越「中國邏輯」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溫家寶顯然執迷於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邏輯，也是網友們經常嘲諷的，邏輯分為人類邏輯與「中國邏輯」兩種。總理認為，中國人民只要能管理好一個村莊，就能管理好一個鄉鎮，通過層層民主推進，就能搞好政治改革。現在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全中國只有烏坎村落實了村民自主選舉，而其它的地區為什麼不能有效實行民主直選？既有縣鄉級政府幕後操縱，又有地方家族力量甚至黑惡力量滲透，造成地方民主選舉亂象。
中國的民主選舉，大可不必一定要從落後的鄉村開始，應該從先進的執政者那裡開始，差額選舉執政黨的總書記與政治局委員，每一位參與競選的領導人通過電視公開講演，公開自己財產，公開自己的政績，公開自己的政治願景，通過開放的會議公開投票，這樣的選舉既可以取信於民，又是對基層民主的一次教育，更可以使被選上的領導人獲得自信與尊重。現在由於領導人選拔是組織內部考察與任命，所以經常造成謠言滿天飛，似乎中國的領導人不是選舉出來的，而是猜測出來的。連總理本人也因謠諑而感到內心受到傷害。
如果要進行基層選舉，最應該公開選舉的是縣級領導人，縣級領導人公開直選，既不會受到家族力量制約，黑惡勢力也難以插手，而電視與網路等方式，使被選舉人所有的生活與工作都可以得以展示。讓基層民眾直接參與政治選舉，是對人民的尊重，也不會造成政治動盪。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選舉縣委書記與縣長，可以直選對本縣市負責的縣、市長，而執政黨的書記由上級任命或黨內選舉，執政黨與政府互相制約，以減緩可能造成的政治轉型帶來的衝擊力。
我不懷疑溫家寶總理致力於政治改革的信念與良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可以看成是他的政治誓言，面對記者提問，他也談到了自己的焦慮：「在我擔任總理期間，確實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是心裏也不免感到有些痛 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我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我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我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奮鬥。」
總理對「國家」負責，但遇到焦慮的時候，卻對「社會」產生疑慮。國與家之間，是社會，總理對社會談到過責任嗎？總理致力於建設公民社會了嗎？這正是總理政治理念中的缺憾。「國家」概念中，「家」只是「國」的後綴，胡溫十年，國被繼續坐大，而無數的「家」則難以為繼。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數以億計的進城農民或農二代無法融入自己工作與生活的城市。和平時代造成如此眾多的骨肉分離，世所罕見。根本原因在哪裡？農民的土地沒有確權，不能進入市場流通，城市沒有開放，不能讓居者有其城市公民權。我們看到，地方城市已開始鬆動，讓農民可以成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但由於市民的公民權利沒有真正的代言人，沒有真正的工會與農會，也沒有自己選舉的人大代表，所以，城市化進程，如果不能同時體現公民社會的建設進程，仍然充滿變數，大量沒有公民權利的農民進城，到城市更多的是接受剝削，而難以享受到城市帶來的福利。
胡溫時代還剩下一年時間，我們仍然期待他們開啟沈重的政改之門，給中國人民以政治文明的希望。誠如溫家寶總理所言，如果沒有真諑正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帶來的一切可能還會喪失，甚至「文革」還會重來，這不是危言悚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