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慶代表團的媒體開放日，薄熙來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擊。今天我們就來討論這些問題。
媒體開放日薄熙來的反擊
在人大各個代表團開放日的那一天，可以說重慶代表團吸引了最多的眼球，然而重慶代表團又是大家把注意力關注在薄熙來一個人的表演之上。薄熙來在這次兩會當中，先是在8日那天上午缺席，後來下午又重新出現。在9日那天原來說是媒體開放日不需要申請，結果又以沒有申請（為由）把大部分媒體擋在外面。在開會的過程當中，又是由官方的媒體提問為主，而且還幫助薄熙來轉移外媒那些很難回答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薄熙來可以說是對媒體作秀，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內容。但這裡值得關注的是，他重申了重慶的唱紅打黑，而且說打黑是上面同意的，是上面指導下做的。特別提到了公、檢、法、司、安全部門，不是公安一家做的，是這麼多的司法部門在政法委的協調下面做出來的。因此他實際上是把政法委給拋出來了，為他的打黑辯解。另外還有一些，對自己的兒子、家人的事就公開撒謊。
結果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那些高官，在前兩天對他很冷淡的那些高官態度開始轉變，都對他熱火起來了。這樣一來有人又通過海外媒體開始放風，說薄熙來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事了。這個事情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所謂「沒有事」指的是中央就不再追究了，我想應該是這樣子。但問題是薄熙來在這之前，他究竟挑戰了誰？一般認為他作為一個地方諸侯，在地方上搞了這些唱紅打黑的政治運動，是對中央進行挑戰。但問題是今天誰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實不是中央，而只是利益集團的組合。這些利益集團他們可以組成不同的派系，也可能是獨立的派系。長期的組合，哪些人可以長期的組合再形成集團，是重大的利益或者是重大的血債結合在一起的；而短期可以由於各種暫時的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組合。
薄熙來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眾目睽睽之下和世界和國內高度關注之下，能夠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擊，就說他是有他的空間的，可以活動的空間的。這個空間就是中共整體統治，處於一個相對比較虛弱的階段，它不是說對民眾的軟弱，而是對自己內部控制能力的減弱。這個是由什麼決定呢？實際上是由中共整個所謂接班人的機制決定的。因為它的接班人選拔機制實際上是一種逆篩選的機制，它選的不是最能做好這個工作的人，而是最能討好上級的人，而且是最不容易去否定上一代所犯的政治罪行的人。所以這樣篩選出來肯定就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顯然在兩會期間，這場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現在還不知誰勝誰負。在這種情況下處於一個表面上看似被動狀態的薄熙來，要在公開場合進行表演，這是必不可少的。這種表演會動搖中間陣營的人。而對於不管是哪一方，他要識別誰是他真正的同盟，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膽小的不敢靠攏哪一邊的，或者是敵人，需要在這種場合下進行考驗的。對於中共官員來說，他和民主制度的、世界上正常的國家是不一樣的。就是說他要察言觀色，他要在政治鬥爭當中選擇哪一方，實際上完全是一種隨機的下賭注的行為，這種行為可以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者僅僅就是為了保命。這個是中共政治的特點，而且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你像在文革的時候，最先作為所謂「造反派」奪權的是上海，就當時1967年1月份成立一個「上海人民公社」，後來改成「革命委員會」。當時就是張春橋和王洪文下的賭注，張春橋本人下的賭注，王洪文是參加的。因為他們當時並不知道毛澤東是怎麼想的，所以當時是賭贏了，至少在那個階段他是賭贏了。至於說若干年以後被抓起來，那是另外一回事。
六四以前，江澤民在上海鎮壓導報事件，一方面他是出於本能，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下賭注，因為那時候誰也不知道北京的局勢會向什麼方向發展。而當時各個省由於摸不準情況，表態時間是有差別的，所以各個省其實也是在下賭注。正是因為江澤民在上海鎮壓導報這個賭注下贏了，所以被元老們看中，把他提到中央去，作為下一屆中共的領導人，其原因就是因為通過他對導報的鎮壓，這些元老們相信他不會去否定六四。
在薄熙來事件上，像徐才厚和其他官員態度的轉變，不一定就是胡、溫這一派或者是習、李這一派要放過薄熙來，更像是由於高層到現在無法統一意見，而且行動遲緩，因此騎牆派、觀望派就開始留後路，開始有可能轉向。
兩會在這個時候開，其實對於薄熙來來說，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有一個時間可以讓他在公眾面前表演，來爭取主動；但它的弊端是，不得不在他個人政治生涯最狼狽的時候，必須到公眾面前去露面，而有些時候是很難掩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媒體開放日和在兩會中間，可以被照相機照到很多很多他非常狼狽的鏡頭。
對胡溫來說，在發生王立軍這麼重大事件的時候，正好又碰到開兩會，很難說有什麼有利的地方。他固然可以通過這次會議，通過個人的表現來看到人們是不是忠於自己，但是如果說他為了保持兩會能夠順利召開，而把這件事情向後推的話，他會把弱點暴露出來。而中共的政治就是「牆倒眾人推」，就是有些原本可以投靠自己的，也有可能會通過這段時間倒向對方。在中共內部沒有說哪個派系對哪個派系的人忠誠這一說，它只有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和利益之間的鬥爭。
有沒有一個「中央」
下面就談到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一個被人們所稱謂的「中央」。這就牽涉到薄熙來在這一場權力鬥爭當中，他所持的王牌。上次節目我們講了一部分，就是講薄熙來搞的唱紅打黑，它符合中共正統的意識形態，也符合中共踐踏法律的實踐。上次我們已經討論過了，這一次我們就不花時間去討論它了。另外一個王牌就是政治局常委當中，部分成員的支持。今天我們可以重點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政治當中，最近這些年出現了一種多頭的權力中心，而不是一個權力中心。我們分析一下中共統治它最高領導權力的變遷。在毛澤東時代他是絕對權威，他指誰打誰，別人只有被打的份或者幫助他打的份。到了鄧小平時代，他仍然能一連搞倒兩個自己最重要的改革支柱，胡耀邦和趙紫陽，但是在六四的時候，他仍然不得不需要找那些元老「個別談話」，取得他們的支持才能夠這樣做，所以他已經不是像毛澤東那樣子絕對權威了。
而江澤民他在鞏固權威的時候雖然說也斗倒了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但那個是用離間計讓鄧小平干的，不是他自己的權力幹出來的。到了他搞倒陳希同的時候他已經完全不能跟毛、鄧時期的權力鬥爭相比較了，而必須要用非政治的經濟罪名來進行鬥爭，這樣對中共來說就留下了一個極大的隱患！
我們這裡想說明一下的就是我們在這裡談的是黨內的路線鬥爭或是權力鬥爭，不是針對人民的迫害，就像江澤民發起的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他是針對人民、針對人民的信仰所進行的迫害，它的性質不一樣。就是中共這個系統儘管在內部的權力鬥爭當中，它的絕對權威越來越低，但是它對民眾的迫害從來就沒有減弱過，而且從來就沒有派系和分歧，總是一致的。所以我們這裡不談這一部分，主要談的是黨內的鬥爭。
到了江澤民退休的時候，他就面臨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護他的政治遺產，特別是保護它最主要的政治遺產，就是迫害法輪功這個罪行不被清算，他的家族不被清算，這是他面臨的重大問題。為了保證他不被清算，他就做出這樣的安排，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中盡量多安排自己的人，這些人就是在迫害法輪功的政策當中支持他的人，或者是積極參與迫害的人。結果就形成了政治局常委當中權力的分攤，每個人管自己的一攤，重大事件的時候誰都不出頭，誰都不做決定的局面。
而日常的操作則是由分管的常委來全權處理，其它的常委不去管某一個常委分管的事情，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就出現了在常委內部自說自話的奇特現象。你像溫家寶這幾年來在公開場合經常發表一些政改的言論，而其他人對政改一言不發，就是這種現象。
這裡就出現了有一些分管重要部門的常委，比如說分管政法的周永康，在這個過程當中掌握了超級的權力。在這次重慶代表團一個非正式的開放日，周永康出現在現場，就明顯的是以他政法委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在為薄熙來站臺。常委他本來不屬於某一個省市，因此在人大討論的時候他要參加哪一個團的討論他必須加入到某一個省市去，一般來說，他是加入到一個自己曾經工作過的省市代表團裡面去。你像賈慶林他就會去福建，周永康來自四川他應該參加四川的討論，那是理所當然的。重慶已經和四川分開了，重慶是一個直轄市。一個從來沒有在重慶工作過的政治局常委，到重慶代表團去參加他們的討論，特別是媒體開放日的討論，確實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此只能把這個看做是他公開挺薄熙來的舉動。
周永康他雖然只是個常委，但是因為他掌管了政法委，而政法委的權力在中共這十多年來迫害法輪功和侵犯人權的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發展起來的。再加上現在的「維穩機制」它都是由政法委負責的，使得政法委一方面是中共控制司法系統的工具，來維持中共的統治；那另外一方面它又變成是黨內派系，甚至是個人進行內部鬥爭的工具，它同樣也可能成為加速中共崩潰的因素。
講到政法委呢，我們就要講到中共革命實際上是依靠著兩桿子，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筆桿子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沒有多大區別，基本上就是宣傳部門；而槍桿子就是暴力和鎮壓的工具。所以在戰爭時期主要是軍隊，而在和平時期主要的表現形式並不是軍隊，而是國家機器當中對內鎮壓的司法系統。
正如薄熙來對媒體說的，打黑是公、檢、法、司、安全部門在政法委的協調下進行的，所以他至少證明了一點，他的話說明打黑並不是在執行法律，而是執行中共的政策，或者是執行政法委的政策。如果說它是執行法律的話，那根本就不需要一個黨的政法委來協調。
剛才說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權力，是在迫害法輪功的運動當中強力的擴張和膨脹起來的，又在維穩的方針政策下繼續鞏固和加強。這個「怪胎」，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的這個怪胎，它是由中共反人民的這個屬性製造出來的，但是由於它權力不斷的擴大和不受黨內權力的制衡，同樣的也就可以成為個人或者集團的工具，反過來對中共的統治造成威脅和傷害。這個不是說哪一個人想出來的，當然也就不是哪一個人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就是說在設置政法委的時候它們只想到的是控制司法系統來維護中共的統治，它們不會想到它會反過來傷害到中共的統治。即使說現在想到了，它已經不是中共內部人為的力量能夠解決的問題了。
我們上次討論了中共內部由周永康所控制的武警發動准軍事政變的危險有多大。薄熙來這一次提出來的打黑是政法委統一協調的，其實就是用中共的「盾」來擋中共的「矛」。因為要整他的話肯定也是中共出面來整他，而他就用中共自己的這個系統來抵擋它：這個可是中共中央政法委領導下進行的，你要打我的話你也要連政法委一起打。而他知道政法委就是中共的命根子，中共不能打，也沒有這個力量打。實際上他的策略就是，既然不能夠分享權力，那麼就同歸於盡。其實走到這一步，明擺著就是攤牌了。
重慶何以能越過底線頂風作案
我們再看一下，這次重慶有哪些越過底線的行為？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在北京遭到重慶派去的公安人員控制，這件事所牽涉到的中共危機其實比外界想像的要大得多。這裡面反映了幾個問題，都是和維穩有關係的。
一個就是上訪對地方當局政績的影響。開始於1999年中共對於法輪功的迫害，在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過的民眾大規模的到北京上訪。從1999年7月開始到2001年1月，在北京長期保持有數萬到數十萬法輪功學員上訪，當時中央對這種狀況非常惱火，他們採取的方式就是把這壓力壓到省一級，就是上訪人員多的省份主要領導的仕途就會受到威脅。《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伊恩．強森在他獲得「普利策獎」的系列報導當中，有一篇就提到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由於山東省上訪人數眾多而受到批評。為了保住他的官位免受中央的批評甚至是降職的威脅，他就採取一種方式，就是對下面的官員層層轉移責任和壓力，所以導致了在迫害的第一年，山東省成為打死法輪功學員人數最多的省分，就是預防性的關押和毆打法輪功學員，不讓他們到北京去。伊恩．強森在文章當中提到的法輪功學員陳子秀，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被打死的。
為了不影響政績，不至於被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各個省都到北京派駐代表，專門用錢去買通北京的警方，把本省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被北京警方抓捕的人用錢贖回來，這樣就減少了本省在中央掛號的法輪功的上訪人數，這就是現在蔓延全國的截訪的開始。當然後來當局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製造了一個「天安門自焚」，以為這樣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法輪功到北京上訪的問題，結果就是徹底的打消了一部分法輪功學員向中央討公道的想法，轉而向民眾講真相，那是製造天安門自焚事件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
以後就隨著社會各方面矛盾的激化，由於其他各種原因的上訪民眾越來越多，因此早年那個雛型最後固定成了專門截訪的駐京辦，駐京辦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最後導致中央到去年下決心要清理。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各地地方政權在北京執法的問題，這在古今中外都是大忌，羅馬帝國時代，軍隊和那些沒有交出軍權的統帥是不能夠進入羅馬城市的範圍的。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沒有出現過允許地方政權的力量和武裝進入京城去執法的，除非是造反了打到京城，或者是奉召勤王的軍隊，只有這二種情況才能進京城。只有在中共的統治下，才會出現從上到下人人掩耳盜鈴的現象，就說只要閉上眼睛，只要不寫在紙上，不寫在報告上，上訪的事情就好像沒有發生過。
你想想看，在歷史上哪一朝哪一代會允許在皇城腳下遍地開辦駐京辦，每個駐京辦都有部分在北京執法的權力，在京城任意抓捕良民，私設刑堂，私設監獄，在歷史上有沒有？從來沒有過。然而這種對中央在首都權力的蔑視，又是來源於中央對地方維穩的要求和阻止上訪的要求，因此這種事情沒有解，它是個死結。
這又導致權力的擴大，不受制約的權力它都有一個無限擴張的趨勢。既然在北京執法，中央睜個眼閉個眼，那麼這些執法範圍就會越來越擴大。從一開始的時候，各個省駐京辦在北京對本省上訪民眾的執法，逐漸的擴大到地方官員派警力到北京去抓捕披露本地官員醜聞的北京記者，抓的已經不是本省的訪民了。你像遼寧西豐公安局最出名的，就是由於一篇對縣委書記的負面報導，而縣公安局派警察到北京去抓捕北京《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的事件，當時這個事件是轟動一時，被人稱為是「 最牛縣委書記」。當然黨中央它可以認為抓的是記者沒有關係，因為這本來就是官官相護。但是這種事情效果是有兩個方面的，一方面他威脅了媒體不要去報導官員負面的消息，這個是符合中共統治的利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官場還是民間，他也注意到了地方官員只要有一個「維穩」的名頭，他就可以到京城去，到北京去胡作非為，而在實質上挑戰中央的權威。
跨省抓捕是這種現象的另外一種表現，不是到北京是到別的省去執法，這種事情在一般的國家是沒有的。你像在美國這種跨省抓捕的事情是沒有的，為什麼？因為警察完完全全是地方的，每個地方警察只對自己這個市的市長負責，他根本就不管別的城市的事情，不同城市警察之間沒有隸屬關係，沒有平級互相交換的關係，也沒有上級部門。在州一級為什麼有州警察呢？州警察其實是高速公路的巡警，他解決的是高速公路上開車違法，很快的就會超出城市管轄範圍，所以必須要有州警察能夠跨城市的執法。而在聯邦一級，他有聯邦執法官，他跟地方警察沒有任何上下級關係。就像電影 The Fugitive裡面所描述的，在中文有的翻成《亡命天涯》，也有的翻成《絕命追殺令》，這個電影裡頭實際上就是聯邦執法官在不同的州執法的問題。
這一次薄熙來和黃奇帆所代表的重慶當局，至少有二次直接犯了過界的大忌。一次是涉嫌派警員跨界到四川成都企圖包圍領事館，綁架或者劫持王立軍。當然黃奇帆後來否認了，說是四川警察，但是四川當局一口否認，而黃奇帆他至少承認了是有警車把美國領事館圍上的。圍領館的這件事情，不管是誰，總得有人出面承擔責任，不可能有第三方派警車去把領館圍上的。
中共自己說的「外交無小事」，即使是美國政府不說，美國國會也不一定就會放過它，一定要叫美國政府說清楚，為什麼外國政府可以出動警車來圍美國領事館？因為這是一種外交上的冒犯，即使美國國會不介意，中國方面也不能不給一個交待，因為這種事情一犯的話，各地都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在印像當中除了文革期間圍攻外國領事館以外，真的還很少，幾乎沒有發生過類似事件，即使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當中，他也不是說出動警方或者是政府方面來抗議，而是通過學生以群眾自發抗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另一個跨界就是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在北京，就是剛才提到的，被派到北京的重慶公安人員去抓捕的。在這種風頭上，就是在重慶的警察頭子王立軍已經被調查，而且這個案子要追查到薄熙來，甚至追查到更高周永康的時候，仍然要派人到北京去執法，按照中共自己的話說這就叫作「頂風作案」。這種頂風作案不是一天形成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中共這個政法系統為了維穩無限擴大權力，不斷的犯規，不斷的碰撞底線，長期積累的結果。這個事情在中共的系統之內同樣是無解的，中共最終是被它自己的這個制度給整垮掉的。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