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權鬥這臺政治戲劇具有前所未有的觀賞價值。（Getty Images）
各國共產黨政權的歷史表明，權力更迭時期就是統治內部危機發生之時。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權力交接順利完成之後，西方一些中國專家曾經讚嘆這一黑暗傳統將在中國結束。但2012年中國發生的高層權力鬥爭再次證明，這一黑暗傳統並未結束。
這次權力鬥爭有與改革30餘年以來歷次高層權力鬥爭不同的特點：
一、2012年高層權力鬥爭被給定的性質之寬泛前所未有，從路線錯誤、政治錯誤、腐敗（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預留了定罪之由。
路線鬥爭。這是溫家寶3月14日答記者問露出的口風。溫在要求「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後，接下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聯繫到溫相在同場記者會上談到「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肅清」，而薄熙來又主張「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溫相談話明顯是指北京與薄熙來的鬥爭屬於文革與改革開放二條路線之間的鬥爭。
清除腐敗變質分子。這是習近平發表於3月16日《求是》雜誌上的文章所持說法。習近平說，要求各級黨員保持廉潔，「別以為入黨就是為了撈好處，對屢教不改、無可救藥的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將會堅決革除出黨」。按習的說法，罪名大概應在「無可救藥的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這個框架內做文章。考慮到習近平的文章應該至少在半月前交稿，發表時間晚於溫講話，溫講話應該是高層新口徑。
重大政治錯誤。據中共中央辦公廳3月15日《關於王立軍事件初步處理情況通報》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王立軍事件的有關情況匯報。會議認為，「王立軍事件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起省部級領導幹部私自進入外國領事館滯留的事件，情況複雜、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社會關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視，嚴肅對待，穩妥處理，努力把這一事件給黨和國家事業帶來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該通報指出王、薄關係惡化的原因是遼寧省調查的重要經濟案件與薄的家人有關（其他消息源說家人就是指薄妻谷開來）。
鄧小平廢胡耀邦總書記一職，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態度過軟，犯了政治錯誤；1989年整肅趙紫陽，是說趙在處理「六四」事件中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江澤民將陳希同投入監獄，胡錦濤整治陳良宇，打的都是「反腐敗」旗號。薄熙來與後兩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胡溫等中央高層對其預定的罪名卻用上了對地位相當的政治對手才使用的「路線錯誤」。此前只有毛澤東將其與政治對手的鬥爭稱之為路線鬥爭。
非常寬泛地預定罪名，說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達成最後定議，還得在查辦過程中搜尋各種證據，審時度勢，根據黨內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博弈情況再做決定。
二、與歷次高層政治鬥爭相比，應對格局之高、處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來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將薄熙來免職之後，還要求將胡錦濤在兩會期間對各大省（區）、直轄市黨政負責人的重要講話層層傳達，並要求各地方黨政負責人明確表態，服從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中國各網站與媒體上都登了重慶各界（尤其是警備區）表示要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卻不知其他省區也在傳達、表態，比如上海電視臺報導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向縣區一把手傳達胡的講話，各級幹部明確表態與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區）明確表態與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出現過。在陳希同與陳良宇案件時未有此現象。但薄的政治身份僅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無法與身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相比，其個人聲望更不如在廣東改革及總理任上積累了聲望的趙紫陽。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讓外界猜疑：胡溫等人要對付的政治敵手，絕對不是薄熙來一人，而是薄熙來背後的支持者。否則對胡來說，實在有點自降身份與防衛過度，並抬高了薄熙來的份量。
三、薄熙來背後有支持者？
這裡談的「支持者」並不是指那些為重慶模式出謀劃策的新左派學者，以及孔慶東、司馬南及烏有之鄉的一干人士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從。這類人再多，在中共高層眼中也不過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溫擔心，只能是那些能夠真正參與政治博弈的重量級人物。
細心的觀察者當然會注意到，在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受到國內新左派為主的各界人士熱捧時，對胡錦濤政績的否定之聲也非常明顯。 2011年6月，在以香港為基地的共識網上，一篇由該網負責人周志興親自採寫的「共識之途——採訪張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關鍵看點如下：一、「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怎樣把我們的國家從本來已經走錯的道路上拉回來一點」；二、對當朝者的指責，「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張木生與劉源交往甚密，這在中國媒體上是公開言說的事情。張木生父親是老幹部，曾為董必武、周恩來當過秘書，張本人任職不高，1996年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至今。知內情的人大都認為，張的底氣不是來自於他本人，而是其身處的圈子。
與此同時，胡溫政績還遭受到「紅二代」群體以各種形式發出的批評。在中共高層眼中，有些紅二代還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兒女」曾於2011年發表了「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9稿）——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座談會發言材料之一」。該文乾脆對如何組建黨委提出具體建議，「採取在原有各級黨委會、中央委員會的盤子上增加20%的直選黨代表。在增加直選黨代表中選拔20%的優秀分子，進入黨的核心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政策委員會」，「人大、政協可考慮面向社會層面開放」，這些人應該從對紅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產生。
上述言論與活動，如果不是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國安系統扼殺消除。胡溫等人如何看待這些活動（尤其是這些活動之間有無聯繫），以及這些人對薄被「免職」的反應，都將決定薄熙來今後的命運。中國名記楊海鵬在其<午夜政治觀察86>中說，「鐵幕後面的角鬥正激烈進行中，至少50個以上交叉關聯的圈子在彼此纏鬥，幾乎捲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國是個信息不透明的社會，這種以真名實姓發表的來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視，其中「50個」這數字不必較真，但牽涉之廣卻可從胡溫等高層的高度防衛可見。
最後一個特點比較有趣，即這次權鬥發生於網路2.0時代，即自媒體時代，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場大戲，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層等各位演員登場演出之外，還有各類人士充當「旁白者」串場，在網上發布各種信息與評論，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種不由自主的互動。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被網際網路拼接在一起，再加上雜然紛陳的中外視角，使得這臺政治戲劇具有前所未有的觀賞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