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執政黨不受法律的約束
1955年1月間，張鼎丞（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向劉少奇匯報工作後，劉少奇作了許多指示，他說：「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
1955年7月間，劉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指示說：「我們的法律是要保護人民去同敵人鬥爭，而不能約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
從劉少奇的上述指示來看，他認為法律是由黨領導制定的，明確把執政黨置於法律之上。這種觀點與「執政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活動」的法治理念相距甚遠。
二、政法機關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作黨的馴服工具
1955年7月間，張鼎丞和梁國斌（最高檢察署副檢察長）在北戴河向劉少奇匯報工作（彭真在座），劉少奇說：「憲法已經規定了，逮捕和起訴都要經過檢察院。如果不經過檢察院批准，捕人是違法的。所以檢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訴全部擔負起來。黨委決定要捕的，檢察院要閉著眼睛蓋章。這樣做也可能有錯，這在黨內可以講清楚，但對外，都要由檢察院出面擔起來。……如果檢察院不做黨的擋箭牌，民主人士就會利用這點來反對黨，結果可以說等於是檢察院反黨。」他強調說：「必須告訴檢察院的同志不准鬧自由主義，不能因為你們閉著眼睛蓋章，有了錯案就說‘這個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負責’。如果有人這樣講，就是泄露了黨的機密，就是和黨鬧獨立性。檢察院要做黨的擋箭牌，在黨內可以講清楚，對外，就要講這些案子都是經過檢察院批的，都由我負責。這樣才對。不然，就是違犯了黨的紀律，要受黨紀的制裁。」劉少奇還再三強調：「檢察院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這個機關同公安機關一樣，同樣是黨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銳利武器，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在組織上絕對純潔。」
上行下效。一些當時的台上人物紛紛發表指示。
1955年9月19日，羅瑞卿（時任公安部長）在全國21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中說：「公安、檢察、法院都是黨的工具，是黨的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鎮壓敵人的工具，這點必須明確。但是在憲法上又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所以，關於檢察院和法院在對內和對外的講法上要分開。當然，如果有些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規定來對抗黨的領導，那就錯了。凡是對這點認識上有偏差的，必須糾正。」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第二部分是「關於政法工作問題」，他說：「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統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一部分人想藉口‘司法獨立’來擺脫黨特別是地方黨委的領導，同黨分庭抗禮。」
從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開了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重點是揭發批判「司法部黨組所犯的嚴重錯誤」。會議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向中央報送的《關於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特別強調：「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法院工作服從黨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黨對審判具體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