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即將謝幕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中外記者採訪時，婉轉而深切地披露了他極為沈重的「心病」——他正在遭受體制捆綁和人性煎熬，其「獨立人格不為人們理解」。這是溫家寶歷屆答記者會最為悲情的一次宣示。
溫家寶答記者問的內心糾結
溫家寶在今年答記者問中，談到「有不少遺憾」是由於個人能力與體制原因（前者是虛，後者為實），希望「人民的諒解和寬恕」。他由此敞開了自己在體制內腹背受敵的內心糾結。他說，「在我擔任總理期間，確實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是心裏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我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由此可見，他的內心痛苦與靈魂的爭扎是何等的強烈。
過去9年，溫家寶多次在公開場合談政改，但他每提一次，都受到黨內保守勢力和左派的圍攻，其施政舉措處處受制，深感被意識形態銬鎖與體制捆綁的痛苦。他除了救災和訪貧問苦之外，在政治、法制、外交、文化、新聞等領域幾乎都沒有用武之地。在今日中國政治生態下，不僅黨務、人大、政協都構成了對溫家寶施政的制肘，而且宣傳、政法兩大保守系統唱紅（核心價值）打異（異見人士），遙相呼應。這迫使他在去年答記者會中自嘆「機會不多了」，今後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頗有點當年趙紫陽在天安門看望學生說「我老了」的味道。因此，當今中國依然看不到真正自上而下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與環境。溫家寶注定內心糾結而沒有回天之力。
彌足珍貴的黨內政改異見
溫家寶自2007年3月17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會見中外記者時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以來，一直在黨內受到抵制，也被不少人批為「作秀」，但以本文所見，在中南海內部能發出如此黨內政改異見，仍然彌足珍貴。
溫家寶在回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時說：我應該像一個戰士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最後一天，做到憂國不謀身，恪盡職守。他說：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他如此直言不諱指出當今中國的制度性腐敗已經有死到臨頭的危險，必須尋求民間的監督。這種表達在黨內高層的確是不多見的。溫家寶更稱世上無恆古之物，只有不斷改革才有生機。如此「無恆古說」令外界猜想他是否暗指執政黨無「永恆」地位。接著，他又在回答「您支持某些領導職位進行直選和差額選舉」問題時說：相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也能管好一個鄉，也能管好一個縣，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句話的意義更在於，對「一人一票」憲政選舉機制的肯定。今年全國人大閉幕記者會上他再次重複了上述觀點。
尋求「同全國人民的互動」
早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溫家寶就說：「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後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對大家立過誓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我還想加上一句話，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前年溫家寶接受外媒採訪，在談到政治改革時說「儘管社會上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阻撓，我仍然要堅定不移在我能力範圍內，貫徹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去年9月14日，溫家寶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行的企業家對話會直言不諱地重新吹響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開」號角，高調發布了包括「司法獨立」等五條具體、可操作目標的政改宣言，將近年來的政改吶喊推向最高峰。溫家寶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年我講過多次；這次會議，不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動，我腦子裡想的實際上是我同全國人民的互動。因此，我感到責任重大，必須準確地、坦誠地談出我對各方面問題的看法。」他接著說，「一個執政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並且嚴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就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 溫家寶如此鮮明地提出導致「權力絕對化」的「以黨代政」問題，併發出要「同全國人民互動」的明確信息，是「六四」鎮壓後的中共最高層，首次有人高調接過胡耀邦、趙紫陽模式的「政治改革」旗幟，重啟「黨政分開」議題。
「六四」釀成的「內心創傷」
溫家寶曾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其間他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專訪，當記者出示1989年6月3日晚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探望絕食學生照片，被問到「六四」事件時，他一度神情凝重，兩唇緊閉，下巴不停微顫，沉默良久說，我相信，在推動經濟改革同時，還需要推進政治改革。
此據英國《金融時報》最新報導，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近年來，溫家寶已在中共高層的秘密會議上，於三個不同的場合提出過「重評六四」的建議，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們的封堵。反對該項建議最激烈的對手之一就是薄熙來。該報認為，「溫家寶是在釋放信號：他打算為89‘六四’做同樣的事，讓其內心的創傷能夠開始癒合。」
雖然這個報導眼下還沒有權威信息來源證實，但是人們不會遺忘，早在2010年4月15日，胡耀邦蒙冤謝世21週年紀念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就罕見地出現了溫家寶題為《再回興義憶耀邦》文章，大肆讚揚前總書記胡耀邦。溫聲稱89年4月胡耀邦病發時一直守在他的身邊：「六四事件」後，每年春節都去胡家探望。該文用意深刻地強調胡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這一心理表達，隨即遭到嗅覺敏銳的極左派大罵該文「包藏禍心」，是要改旗易幟。
被紅色意識形態扭曲的尷尬
然而，溫家寶即使面對記者談政治改革，也只能打著「社會主義招牌」，在其所有政府正式文件中都不能不提「黨的領導」。甚至有時不得不把普世價值倡導的公平正義說成「社會主義」本質特徵才能通過。這便是溫家寶被紅色意識形態與政權體制扭曲的尷尬，也是他由「黨性」原則導致其人格分裂的宿命——他正在被黨性與人性的拉鋸撕扯。為此，今年溫總在人之將去的最後一屆記者會上明確地宣泄了其「獨立的人格不被理解」，深陷黨性之苦，體制之困的「心病」。
其實，中共紅色意識形態，始終都是一臺分裂社會，分裂同類的機器，不斷導致人性的二元分裂。作為自然人，受自然律的支配。人與人是同質的、共利的。人具有同樣的向善情感與愛心，以及追求美好的自由意識，這便是普世價值可以全球聯通的所以然。然而中共紅色政治文化，偏偏要用黨性分裂人性，以「集中」否定自由，假階級意識和暴力鬥爭建立起否定普世價值的思想體系。
任何政黨都是人的組合，本是由具有相近觀點的個體組織起來，以體現不同的階層或集團利益的政治集團。直言不諱地講，黨就是幫派團體。那麼「黨性」從何而來？其實，黨性就是一部分人組織起來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別無其它。人是物質的，客觀的；而黨卻是理性的，主觀的。人性可以還原到自然人的客觀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創造，也是不能被消失。而黨性由其宗旨決定，只能歸咎於其章程、文件中，它既可以被創造，也可以被變化、被消失。因此，黨性是不可能代替人性的。紅色意識形態中的「黨性」，其實僅僅就是停留在觀念中而無法進行真實還原的主觀魔咒。
歷遭黨性分裂人性的生動典例
在中共紅色意識形態中，人一方面屬於自然屬性中的本我，一方面又受制於黨性政治原則的操縱，從而導致了人們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二元背離，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識上虛構假我，因而也就必然導致黨性語話的假、大、空和違心行事的社會現實。人們不該忘記，當年彭大將軍是低著頭走進「勝利者」為他搭成的「凱旋門」的。因為他在服從「毛主義」的同時，犧牲了自己太多的士兵。他此時此刻，正在遭受黨性分裂人性的那種煎熬。1987年1月16日，在中南海裡，曾由胡耀邦鼎力主持平反、解放的薄一波，竟又主持了對胡耀邦進行歷史性批判、圍攻的中共政治局「生活會」，史稱「生活會之變」。那就是一次黨性導致人性分裂的會議。薄一波會上不思感恩，反詆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違反黨性原則。導致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職務。當時，胡耀邦忍不住坐在會議室外台階上，內心備受黨性與人性撕裂的煎熬，竟嚎啕大哭。而89年趙紫陽面對大鎮壓，在天安門看望學生說「我老了，無所謂了」又何嘗不是在經受因維護黨性而導致人性分裂，不敢果斷站在人民一邊的折磨。
解除總理「心病」的民間藥方
薄熙來因王立軍「闖入美館」被免職，並不標誌著「左勢力」就此會退出中國權力中心或社會舞臺。紅色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仍有以「階級鬥爭」挑動和製造貧富對立的極大欺騙性。「左勢力」與紅色意識形態始終是聯繫在一起的。薄熙來只是個果而不是因，一個果子被摘除，並不意味著整株果樹的根系就會枯竭。其實，溫家寶從高調批評重慶現任領導起，就已經捅了中國紅色權貴利益集團的馬蜂窩，因而溫家寶注定要陷入「左派勢力」群起操弓引箭的險局之中。
面對中國如此政治生態，溫家寶苦惱於「獨立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的心結，其實正在於總理這個「官角色」的衝突：是黨的總理，還是國家的總理？是紅色意識形態的總理，還是普世價值的總理？溫家寶在這種角色的糾結中，要想獲取民眾理解，贏得社會支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黨化」、「去意識形態化」，不苟幫派立場，立命國家根基，服務天下蒼生。因此本文所能給出解除病灶的民間藥方，就是徹底拒絕意識形態操縱，否定政治原則奴役，抵制人性分裂，還原自然本我，從突圍黨性窠臼開始，實現人民性回歸。是如此則，溫家寶必將打開大國總理的新文明精神境界，由此才能登高一呼，弘揚普世價值，真正推進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改革——溫家寶的政治生命只能在人民性中得到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