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遇害的唐積勛
1967年的11月17日，好像是應23中「8.26」的請求，「偏師」（註：成都20中的「8.26」派學生組織）的頭頭們決定主動出擊，拿掉紅成派佔據的23中，以幫助戰友並擴大勢力範圍。
23中在成都西門花牌坊街後面的農村，是一所只有初中的學校，因此不僅人不太多，而且都是些十三四歲的娃娃。那天當我們和23中「8.26」派的人聚在一起時，大概有三四十個人。不過等「戰鬥」開始，我只看見了我們學校的人，23中的一個也看不見了。我們散開圍住被23中紅成盤踞的教學樓，觀察一番後，「偏師」的頭頭方蕭學發出進攻的命令。那天，雙方使用的武器都比較原始，主要還是刺刀鋼釺。我們這邊去了大概30來個人，也沒有什麼武器，可能就是有一支手槍。本來是準備去攻佔他們的教學樓的，但是，圍攻的一方圍而不攻，防守的一方又龜縮不出，大家僵持了好半天。鑒於我們摸不清楚對方的情況，也實在找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結果幾個頭頭商量，認為倘若是顯示威力嚇嚇對方，也差不多達到目的了。於是，頭頭們決定先班師回營，擇機再戰。
沒有想到，我們才一開始撤退，對方就跟著衝出來了。我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聽見「轟」的一聲巨響，只覺得從後腦杓的頭皮到腳後跟一陣發麻，我前面的一個魏姓同伴一跟斗栽倒在地。不知是誰叫了一聲：「手榴彈！快跑！」我跑上前時，魏同學已經從地上爬起來，我看見他的右手胳膊內側流著血，顯然是受傷了。但他卻顧不得了，左手緊抓右胳膊拚命地逃跑。我也趕緊往外面跑去。要到花牌坊，是一大片住房街巷，弄不清方向，我只好東穿西穿地見巷就鑽，見彎就拐。跑著跑著，才發覺已經只有我一個人了。而我跑的方向是朝城裡去的，穿出一個巷口，竟然已經是北巷子了。這時候，我才覺得屁股上火辣辣地疼，一摸，屁股上居然有血跡。我想可能是被那手榴彈的碎片擊中了罷。所幸並不嚴重，沒有傷到腿啊手的（後來回到學校脫下褲子看，才曉得是一粒綠豆大小的彈片穿透我的兩層褲子，嵌進屁股裡去了）。跑在我前面的那個同學，卻是被一塊彈片從右腰與右胳膊處穿過，受了輕傷。那個同學回家療傷後，再沒有參加過學校的活動了。
我沿著石灰街向西走去。剛剛要到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平時我們叫慣了「無機校」）大門時，我看見一大群人正扭打著一個帶眼鏡的人往學校大門走去。被他們抓的人我依稀覺得是我們學校的，但我不認識他。不過看見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紅顏色的絨質運動服，印有「成都20中學」字樣。那是我們學校先前為體育運動比較好的同學制發的「校服」，一般來說是代表學校的意思。我佇立在那裡呆呆地看著，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情。等那夥人進了「無機校」後，我又往西走去。不一會兒，看見黑壓壓一群人迎面走來。走近一看，原來是我們自己學校的人。我連忙向他們說我看見的情況。從他們那裡，我才知道被「無機校」的紅成抓去的是我們學校高三年級一個叫唐積勛的同學。
唐因為跟他班上屬於「8.26」的同學關係好些，因此也參加了「8.26」。但是他從來沒有參加過「8.26」的任何活動。他的家就在花牌坊，在「無機校」的旁邊。他本來在家裡，聽見爆炸聲，就走出來站在家門口看發生了什麼事。不料被23中和接應他們的「無機校」的紅成看見他身上穿的印有20中字樣的運動服，把他當作參加武鬥的人抓了。我們商量一陣後,認為一來這個唐同學根本沒有參加任何活動,加之他家住那裡,是可以說清楚的,應該問題不大。如果我們現在去「無機校」，不僅沒有辦法把他救出來，說不定反而給他添麻煩。
打了「敗仗」，大家垂頭喪氣地回了學校。半夜，有人接到電話，說「你們的人已經死了。快去殯儀館。」我們都很吃驚，我們的什麼人死了？大家都不能想像是昨天被「無機校」的紅成抓去的唐積勛，因為他跟這些兩派之間的爭鬥可以說毫無關係。況且，即使因為如此被抓去，才一個晚上不到，怎麼就會死了呢？
帶著滿肚子狐疑，次日天剛亮，我們幾個人還是去了殯儀館。
問了問工作人員，他說在昨天晚上是送來一具屍體，在裡頭，你們自己去看是不是。進到停屍間，我們一個個拉開那像一排櫥櫃似的屍櫃，都沒有認識的。我們正在以為是誤傳，鬆了口氣。不知是誰突然尖聲大喊了一聲：「在這裡！」一看，在牆角的一副帆布擔架上，躺著的血肉模糊的屍體正是唐積勛同學。
雖然在此之前，我們學校的學生因為文革的武鬥已經死了兩個人，但像唐這樣莫名其妙死掉的卻是第一個。唐的家境十分不好。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是由奶奶帶大的。他死後，他的奶奶就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我們知道這些情況後，都非常同情唐和他的奶奶。也很痛恨對立面的那些人。
既然人都死了，何況他也可以算是「8.26」的。因此「偏師」也就「作古正經」（註：川語，即一本正經）地把唐當作「烈士」開了追悼會。
後來，大家慢慢才認識到，要說耍嘴皮子、筆桿子，那自然是高中生、大學生厲害，而說到動手打架殺人，則初中學生要厲害得多。23中雖然都是初中學生，卻一點不比我們這個由高中學生管事的「偏師」差勁。我們那天其實是有槍有手榴彈的，但就是沒有敢用。而人家看見我們撤退，就敢於扔出手榴彈來「突圍」。末了，還要順便抓個俘虜，而且還敢三拳五腳往死裡打。
沒過幾天，「無機校」的「紅成」竟然有人敢於到我們學校附近來參加活動。原來，我們學校附近一個屬於「紅成」派的農民群眾組織搞什麼活動，邀請了「無機校」紅成的參加。而「無機校」就派了兩個人來參加。看來，他們沒有把我們這個「8.26」的「偏師」放在眼裡。跟他們對立的農民組織的一個人，不滿他們的活動，企圖騷擾未成，反而被他們追打。那人便一口氣跑到我們學校來了。得訊後，我們立刻行動，派人衝到他們的會場，把那「無機校」紅成的一男一女兩個人抓了回來。
從一被抓來，那男生就不斷哭著求饒。那女生緊張害怕得不停地打抖。但是，我們卻沒有任何人動手打他們或者侮辱他們。因為我們那些高中的大同學，尤其是我們那些大姐姐戰友，堅持我們應該文明和仁義，不准「亂來」。
大概是對方立即向成都警備司令部報告了。警司的電話和巡邏車馬上也清查到我們學校來了。於是，我們決定迅速轉移這兩個人。好像怕太招人注意，似乎就是一個蔣姓（綽號「蔣老亂」）同學開車，由我負責看守押送。
我們把那個男生捆得像個粽子似的，嘴裡塞著破布，眼睛也蒙上了，弄上了一輛大的公共汽車；那女生則叫她坐在車廂地板上不准動。我們要把他們送到同是「8.26」的成都12中學去。我們的公共汽車路過「無機校」時，那女生想站起來，我毫不遲疑地一拳把她打在地板上。
警司的車和人幾乎跟我們同時到的12中。顯然是我們學校有人向「警司」報了信。可能沒有10分鐘，12中的「戰友」就向警司交了人。
然而，我們的這些幾近謙謙君子的做法，並沒有得到對方的認同和回報。幾個月後，我們遭受了更大的打擊。
武裝宣傳兩人殞命
1968年3月底,因為生病，我在家裡住了幾天。一天中午，我在家門口的青龍巷口閑逛時，忽然看見對面三醫院大門外來了一輛卡車，有人正忙著往下抬傷員。我一看，正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們。於是趕忙跑過去。一問，原來剛剛在西門車站跟西鄉路中學的「紅成」打了起來。我們有兩個人遭了（註：「遭了」，川語，即挨了、壞了、倒霉了之意）。送人的同學要進醫院去，我就自告奮勇在那裡守車。
我的腦子還在想到底是哪個被打傷了，突然一夥人一擁而上把我們的汽車團團圍住。帶頭的傢伙操著重慶口音，喊我趕快讓開，他們要把車開走。我當然不答應，就跟他們喊叫吵鬧起來。因為三醫院這個區域是屬於「兵團」、「8.26」的勢力範圍，來搶車的顯然是重慶「反到底」的人。都是一派的，說開了還是不至於怎麼樣。我說：「要幹啥，我們剛剛跟紅成打了一仗，才送進去兩個，你們是不是又要打？！」
那個帶頭的傢伙見說我不通，用他的手槍抵著我的頭，說：「再不讓開，老子打死你！」
說實話，我心裏還是閃過一絲恐懼。但想到我們的人就在裡面，我於是也鼓起眼睛，擺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拿腔拿調地說：「我不信，在這兒還把船翻了。」
正說著，一群拿著衝鋒槍、機槍的人跑著過來，把我跟那幫重慶「反到底」的都圍了起來。口裡喊道：「要幹啥子？不認黃了嗦？」
我一看，原來是三醫院對面13中「8.26」的。其中有幾個是我們打過球的熟人。是他們有人看見並且認出我來，專門喊人出來幫忙的。
這下，形勢立轉。重慶人還是轉得快，七嘴八舌地忙說，有話好說，誤會，誤會。這時，我們學校的人也出來了。一聽重慶人想搶我們的汽車，就氣得破口大罵。有人拿起槍就要去打那個帶頭的重慶人。
我們送來的兩個人都死了，大家正在悲痛和憤怒中。看見抬出來兩具屍體，大家都沒有說話了。我這時才看清楚，是高二年級的羅順喧和初一年級的宋崇林。
已經沒有什麼話想說了。我立即跟夥伴們一起把兩個死去的同學送到了「8.26」的大本營川大去。我們把他們直接送到了川大的理科大樓生物系的實驗教室。在那裡，給他們進行了屍體的防腐處理。
羅和宋是在武裝宣傳的時候被對立派成都西鄉路中學的人打死的。按照計畫，他們深入到了西鄉路中學、23中學和無機校「紅成」控制的西門車站，準備在那裡的廣場和周圍的主要建築上張貼自己的標語以顯示力量。但是，這個計畫被對方事前獲悉了。於是，對方作了精心的準備——包圍了整個區域。
我們的人幾乎還沒有開始所謂的宣傳行動，對方就打響了槍。我們這邊負責武裝保衛的也立即還擊。一時間，整個西門車站槍聲大作，路人急忙四下奔逃。雙方使用的都是部隊的常規武器，什麼衝鋒槍、機槍、步槍都一應俱全。完全是一次真正的戰鬥。從對方各種火力的分布點，我方馬上就明白我們已經被包圍了。但對方在暗處，而我方在明處。可以說，從開火的那一瞬，這場戰鬥的勝負就已經決定了。於是我方只好決定趕快撤退。
羅和宋是奉命負責掩護大家撤退的武裝人員之一。羅是機槍手，宋則是他的副手，也負責協助和掩護他。在一邊還擊一邊撤退時，他們已經快脫離陷阱的時候，羅突然中彈了。宋見狀毫不猶豫地又匍匐折身去救他。結果，宋也被對方的狙擊打中。他們平常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不能肯定宋是不是「義無返顧」的英勇無畏，但那一刻出於對朝夕相處的兄弟的情誼，他不可能選擇放棄。其實，羅是眉心中彈而一槍斃命的，宋去不去救他都不會改變羅被打死了的結果，反而是多搭上一條命。我想，這可能是他們倆的緣份罷。
事前，我們學校的軍宣隊因為不放心，所以也派人跟著去了。在雙方激烈對射的過程中，軍宣隊一個叫「大魏」的人站在交火的中間地帶，揮舞雙手高聲叫喊，要求雙方停戰。雖然他身著軍裝，雙方會有所顧忌，一般情況下不會有意朝他開槍，但在那種情形下，他這種勇敢的態度和精神確還是非常感人的。
在將近兩年的文革武鬥中，我們20中的「偏師」幾乎沒有打過勝仗，卻因為武鬥、車禍等死了六七個人。甚至還被西鄉路中學的「紅成」摸進學校偷襲過一次。不過那次並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孟老亂」遭遇車禍
開汽車，是武鬥時期學生娃娃最有興趣的事情。反正汽車在哪裡都可以弄到。站在馬路上，看見有車過來，把槍亮出來晃晃，沒有哪個司機敢不停車交車。而那時根本沒有什麼交通警察，更不需要有什麼駕駛執照。我們因此也沒有進行過任何正式的駕駛訓練，純粹是「自學成才」、「無師自通」。誰的膽子大，誰敢先「吃梨子」，誰就是師傅。
1967年年底的一天，我們的同學開一輛老掉牙的美式吉普車，本該只坐5個人的車裡擠了12個人！結果剛剛開出茶店子南街拐上成灌公路，就摔下了一個來。被甩下的那人居然沒有受傷，於是罵罵咧咧地追著車跑了很長一段路。而車上傳來的卻是陣陣笑聲。看著那車飛逝而去，這個因此逃過一劫的同學只得怏怏而返。
那天晚上11點過，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突然聽見門篤篤地響。我問：「哪個？」又沒有回應。我趕忙抓了一支「54」手槍，輕輕走到門邊，靠在牆邊，猛地打開房門。定睛一看，是跟我同室的慶慶。昏黑的微光下，他滿頭是血，一臉凝重，呆呆地站在門口。見我開門，他用嘶啞的嗓音低聲說：「遭了，翻車了！」
進得屋裡，他才告訴我，他們到郫縣的永興公社去，當地的地方大哥熱情款待，又是肉又是酒的。結果回來時車被一個綽號「孟狗兒」的同學開翻了。現在孟、王胖和一個姓張的都送到醫院去了。他驚魂不定地說，「可能都‘莫眼’（註：成都方言，沒有希望或沒有辦法之意）了。」
一會兒，學校裡的人都紛紛起床了。大家商量馬上到醫院去。
我們趕到了醫院，醫生說孟已經沒救了，要求馬上通知家屬來。我看見躺在急救室手術床上的「孟狗兒」，頭腫得老大，呈紫色；整個人不停地抽搐，已經完全沒有意識了。
幾經周折，我們把孟的父親接到了醫院。天沒有亮，孟就嚥氣了。
躺在隔壁的王胖不斷地說自己什麼感覺都沒有，哭泣著問醫生到底是「咋個的」。後來，好像連夜又把他送到成都軍區總醫院，才確定他是第七頸椎骨折了，是高位截癱。所以，他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覺。還有一個姓張的，也直直地躺在觀察室的床上。不過，他沒事，第二天就出院了。
把孟的屍體送到殯儀館後，我們去了他的家，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慰。
孟的父母都是共產黨的老幹部。據說他的父親曾經是周恩來的司機；父親原先的名字就叫孟其鵬，後來因為兒子喜歡這個名字。拗不過兒子，父親就改名叫了孟其貴，把「鵬」字讓給了兒子，自己用了「貴」字。
這個孟其貴先生那時是中共西藏工委駐四川辦事處的主任，為人忠厚，有些木訥，是個慈祥老人。我們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本來是該叫孟其鵬的死的，因此是兒子替父親死了。孟的母親的前夫是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她本人則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二黨校的校長。是個非常能幹的女人。而「孟狗兒」自己也是個很有天資的人。雖然戴一副眼鏡，但行事風格卻十分膽大。
在學校，自文革後，大家又給他起了個「孟老亂」的綽號。「孟老亂」自樹一幟，特立獨行，一個人成立了個所謂「極左派」的「‘野鴨子’戰鬥隊」。孟時常就國家及地方文化革命的局勢發表一些宏論，雖不見得說得準，更是起不了什麼實際的作用，但聽起來卻是頭頭是道的。那不容置疑的語氣和高瞻遠矚的氣勢和儼然思想領袖的口吻，不能不讓人景仰。至少，那時的我對他非常佩服。當然，他究竟也只是20歲不到的中學生而已。死於自己肇事的車禍，的確始料不及。他是家裡的獨子，因此對於他的家庭父母說來，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的父母在自己備受衝擊的動盪不安中，還要承受獨子夭逝的打擊，白髮送黑髮，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跟他同時遭遇車禍的王胖，在病榻上躺了三年後也死了。
橫死街頭的章岸清
因為水生在我們年級的一班，為了跟他玩，我跟他班上的不少同學也很熟悉要好了。甚至有一段時間，我乾脆搬到他們班上的寢室去了。其中跟我最要好的一個就是「八一校」的，叫章岸清。他也時不時要尿床。但這沒有影響我跟他很長時間睡在一間床上。我們無話不談，親密無間。
岸清的父親是西藏軍區汽車團的，好像是團長一類的官，很少回內地。1963年中印戰爭結束後，岸清的父親給了他一輛小型的「菲利普」自行車。因為我也有一輛「菲利普」，看起來比他的就大得多。所以我始終認為他的是「女式」；但岸清堅決不同意我的看法。
岸清的家在老南門外江西街東側的農村巷。那是一座有好幾間房子的獨院，不過收拾得像個農家院，跟它所在的農村巷倒很是般配。岸清的母親是個農村的婦女，沒有什麼文化，就在家裡為丈夫帶孩子守家。
岸清還有個妹妹在讀小學。在那時，他的各方麵條件算是不錯的，雖然不是很特別。沒有想到，他卻死於了文革武鬥的槍口下。
本來，岸清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更沒有捲入任何「群眾鬥群眾」的武鬥中；他是屬於呆在家裡混日子的「逍遙派」。他完全可以平安地度過那段瘋狂的歲月。但是，他還是沒有逃過厄運。
1967年，在成都武鬥最厲害的時候，他奉父命回陝西老家避風和相親。然而，就在他回成都那天晚上，剛剛下火車的他，在全然不知的情況下，卻誤入了兩派武鬥（所謂的「‘紅成’十中保衛戰」）的中心地帶陝西街。在聽見槍響後，他又以軍人子弟的警覺和常識，立即趴在地上匍匐而行；這一下，雙方都以為他是對方的人。而守衛方的「紅成」更是認定他拿的行李是「炸藥包」，而他的「低姿」爬行更像是訓練有素的爆破手。霎時間，無情的槍彈密集地向他掃去。幾天後，武鬥結束。他的屍體被「叫花子」們在大街上拖來拖去，無人認領。他同班的蔡姓同學看見被人拖在梨花街口，倚放在水泥電樁那裡的一具屍體（蔡是紅成的，可能那時就在十中裡），認為「很像」他，於是打電話告訴我去辯認。
章岸清的頭部基本上被子彈打得稀爛，整個下顎幾乎都沒有了，手、腳也都被打斷了好多處，身上更是滿佈彈孔。我僅僅是從他那還算基本完好的額頭確認這是我的朋友章岸清。
後來，我們整理遺體，從他的身上翻出了他從西安到成都的火車票和學生證。
章的死狀儘管很慘烈，但由於此前我已經看得太多因武鬥而死的人。所以我們除了惋惜一陣，並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
我常常慶幸自己沒有喪命在那個混亂動盪的時代。在那個年代，到底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無謂地殞歿，官方沒有準確的說法。但看到有資料稱可能有兩千多萬人在文革中死於非命。那種無政府狀態下，危及的不僅僅是對立的群眾組織，或者備受衝擊的「走資派」、「反革命」等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測而丟掉性命。我們成都20中自1967年初夏一個叫周孝孺的被「保守派」的農民打死後，延至1968年底下鄉以前，兩年不到的時間裏，因武鬥、翻車，一共死了8個同學！
（本文作者文革爆發時為成都市第二十中學66屆初中學生。本文節錄自作者長篇回憶錄，題目是編者另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