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男性相比，女性無疑是溫柔和同情心的象徵。但希特勒對德國女性的蠱惑，卻使她們中的許多人淪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惡魔；而毛澤東對年青一代的唆使，則把一大批女學生「教導」成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歷史表明，納粹和共產黨同是毒害女性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腦，她們也會像一些男人一樣成為凶橫殘暴的冷血動物，無知地行惡。——題記
1945年9月17日，人稱納粹「頭號美女軍官」的伊爾瑪‧格蕾澤被紐倫堡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死時才22歲。
在留存下來的伊爾瑪‧格蕾澤的照片中，有一張半身像尤為引人矚目。照片上的這位妙齡女郎身穿軍服，皮膚白皙，鼻樑高挑，金髮濃密，眼波蕩漾，特別是那一臉迷人的微笑，讓人為之傾倒。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典型的德國美女卻是個人面獸心、十惡不赦的女魔頭。當年，成百上千的猶太女囚就死在她的手裡。
伊爾瑪‧格蕾澤生於1923年，小小年紀就成了一名狂熱的納粹黨徒。她原本學的是護士專業，後來卻選擇了集中營女看守的行當。憑著虐待、折磨、殺害猶太女囚的異乎尋常的熱情，十八、九歲時她就獲得了令眾多女看守羨慕不已的鐵十字勛章，在20歲之前又被破格晉升為女囚集中營的看守長，掌管著3萬女俘的生殺大權。
在互動百科有關伊爾瑪‧格蕾澤的詞條中，記載了一個令人髮指的真實故事。
那是1943年4月5日的清晨，位於波蘭境內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處在大片濃霧的籠照之下。一輛滿載著戰俘和囚犯的卡車，沿途穿過霧氣和重重關卡，停在了集中營的大鐵門前。「新到的囚犯！」司機喊到。隨後，那扇沈重的大門緩緩打開。卡車駛進去後，大鐵門隨即「哐鐺」一聲再次關閉。上午8點整，所有的囚犯都從車上被帶了下來，站在集中營的院子裡。這個院子很大，地上有綠草和野花，四周均是6米的高牆，上面佈滿電網和鐵絲網，高牆的四角各有一個塔樓。院子對面是棟高大的波蘭式建築，看上去像辦公樓。它的旁邊是一所低矮的白磚建築。囚犯們剛從車上下來，立即被一群德國士兵團團圍住。一個穿著褐色黨衛軍制服的納粹軍官朝他們走來，他用標準的波蘭話對囚犯說話，意思是讓他們進到大樓裡接受身體檢查。隨後，囚犯們在士兵的押解下進了大樓。囚犯裡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湯姆是一個15歲的男孩，他來自英國，他爸爸是英國人，他媽媽卻是個猶太人，他們一家本來住在英國，後來他爸爸去波蘭作生意，他和媽媽也來到了波蘭。隨後，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媽媽慘遭殺害，他和爸爸也被抓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同被抓去的還有他在波蘭的叔叔。他也在人群中。上午10點半，一些囚犯再次站到了院子裡，一些則被帶進了位於大樓旁邊的低矮建築裡。湯姆和爸爸、叔叔則被帶到了大樓一間非常大的屋子裡，納粹軍官說要對有家庭的犯人進行再審核。在那裡，他們看到十來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囚犯跪在地上，幾名身穿黨衛軍制服的納粹女看守正用皮鞭抽打著他們。皮鞭落在他們赤裸的身體上，立刻形成一道道血痕。有幾個女犯人和上了年紀的男囚犯經不住抽打，被打得躺在地上，那幾名納粹女看守就用皮靴在這些人身上來回地碾踩，直到犯人中有幾個斷了氣，她們才作罷。爸爸不想讓湯姆看到這種血腥的場面，他摀住了孩子的眼睛。這時，一名同樣穿著褐色黨衛軍制服的納粹女軍官朝他們走來。她看上去相當的年輕，準確地說應該是個少女，最多不超過20歲。
她對站在旁邊的士兵說：「經過審核，這兩個可以離開這裡了。不過這個男孩有猶太血統，不可以讓他走。」她說這話時面無表情。湯姆的爸爸剛想說話，就聽女軍官大聲對士兵喊道：「把這兩個男人帶到卡車上去，把孩子帶到我面前！」湯姆的爸爸和叔叔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4個納粹士兵推著往門外走，同時他們看到一個納粹士兵把已經嚇得哆哆嗦嗦的湯姆拖到女軍官面前。
女軍官先命令士兵將男孩捆起來，然後她將男孩踢倒，隨後，便一腳接一腳地踢在男孩的胸上、背上、頭上，男孩瞬間頭破血流。女軍官金屬跟的靴子沈重地踹在他身體的每個致命部位，直到男孩再沒有站起來的力氣，扒在地上呻吟。女軍官走過去，再次用皮靴的靴尖狠狠地踢男孩的頭。當她發現奄奄一息的男孩竟然還沒死時，就用靴子又踩住男孩的脖子用力地碾踩，直到踩得那男孩的舌頭都從嘴裡伸出來了為止。男孩就這樣一命嗚呼了。整個踩踏過程中，孩子的慘叫聲，以及女軍官那自始至終平靜無任何表情的臉孔，都給湯姆的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他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噩夢。
這個將猶太男孩湯姆活活踢死的納粹女軍官不是別人，就是伊爾瑪‧格蕾澤。湯姆的父親後來僥倖活了下來，1945年審判納粹時，他成了重要的證人，上面這段故事就是他講述的。
伊爾瑪‧格蕾澤的暴行絕非僅止於此！據倖存受害者回憶，這個女納粹就不把猶太人當人，最多時一天曾殺死過30名猶太人。在她任過職的三個集中營，俊俏的女子會被她害死，長相一般但擁有一雙豐滿乳房的囚犯也會被她毀掉。她甚至親自動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爛。她一旦發現某個女囚有懷孕的跡象，馬上就會打發她進毒氣室，有時還要朝孕婦的腹部一陣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產或者折磨死。最令人頭皮發麻的是，個子不高的她喜歡穿著土黃色的納粹軍裝在集中營裡走來走去，看到哪個囚徒不順眼，她就會手起槍落結束那個人的性命。因此每當聽到她的皮鞋聲響時，每個囚犯都是膽顫心驚，盡量把頭低得不能再低。
在希特勒統治時期，類似伊爾瑪‧格蕾澤這樣心狠手辣的女納粹絕非個別。當時大約有230多萬名德國婦女曾加入納粹黨及其所屬的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各種各樣的法西斯團體，數萬多名中青年婦女穿上了黨衛軍制服，六千多名女青年充當了集中營和滅絕營的看守，曾經掄起皮鞭和棍子對無辜的猶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們趕進毒氣室。數以百計的德國、奧地利女護士，直接投身於消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精神病人和重殘病人的T—4行動，把注射器、灌腸器變成殺害重病人的凶器。還有近百名凶悍的德國、奧地利少女，直接開槍殺害無辜的猶太居民，成為臭名昭著的特別行動隊的一員。
正如歷史學家凱薩琳‧科姆佩斯在其所著《女性作惡者：納粹制度下的女人們》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女人同男人一樣殘酷無情，她們不僅充當了大屠殺的幫凶，有的集中營裡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還凶殘。二戰期間，約3,200名婦女效力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其中一人名叫卡琳‧馬格努森，她1908年生於不萊梅，是一名傑出的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馬格努森因其所從事的高尚職業受人尊敬，但在納粹時代，她變得異常殘忍，竟然用約瑟夫‧門格爾（綽號為「死亡天使」的納粹軍醫）從關押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活人身上取下的眼球進行人體虹膜的染色實驗。
通過分析歷史資料，科姆佩斯還發現，一旦涉及到鎮壓民眾對政府的反抗，女人同男人一樣盲目狂熱。大多數向希特勒政權報告反納粹活動的人都是女性。她們還向蓋世太保告發行蹤可疑的鄰居、猶太人以及納粹政權的其他敵人，告發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德國杜塞爾多夫市發現的蓋世太保遺留下的文件中寫道：「女性通過告發丈夫是間諜、共產黨或反納粹分子，來改變家庭權利平衡。」
女納粹固然是希特勒時代的特殊產物，但在共產黨國家，類似這樣的女打手女惡魔也大有人在。所不同者，女納粹信奉的是納粹主義，殘害的是猶太人，而後者追求的則是共產主義，折磨的是「階級敵人」。文革中那些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不就是中國版的伊爾瑪‧格蕾澤嗎！
當年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就是被這些「革命小將」活活打死的。
北師大女附中建於1917年，是北京歷史最悠久的中學之一。文革前的北師大女附中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在這裡就學，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官子女佔了一半。文革前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便是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獲毛澤東「讚揚」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負責人之外，還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三個學生也在校內貼出了該校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並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緊接著，按照官方的統一部署，北師大女附中開始停課搞文革，校園裡貼滿了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師的大字報。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
「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學生為主體，……尊重群眾自己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在這一系列最高指示的蠱惑下，文革的火焰在這所校園裡越燒越旺。1966年7月31日，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正式成立。很快，更大的厄運就降臨到了卞仲耘等人的身上。
作家林莽是當年親見卞仲耘被毆致死的現場目擊人。他在《目擊卞仲耘校長殉難》一文中回憶說：「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實驗樓底層圖書室，忽然聽見從窗外大操場上傳來亂嘈嘈的人群聲，還有一種金屬的敲擊聲，嘈雜聲中還夾雜著一種嚎叫聲，越來越響。顯然是人群從大操場走到小操場上來，離我們這實驗樓越來越近了。小操場就在這座樓的前面。我趕快跑到窗戶邊，打開紗窗，把頭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簡直不敢相信，這種場面是怎樣精心策劃出來的：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為卑劣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複，來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著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著的鐵畚箕，發出破鑼的聲音。在她後面跟著的是副校長胡志濤，她的臉也被塗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鐵畚箕，而是一個破臉盆，敲在上面的聲音要比鐵畚箕響得多。她嘴裡喊出來的話，內容與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報自己的姓名和職位不同罷了。再後面是副校長、教導主任、副主任，除了一個副校長和一個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長的喊話，多了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在這一行被勒令游鬥的走資派兩旁，都有紅衛兵押著，都是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是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於是，那個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槍杵的立即放大嗓門拚命地喊。往往喊不了兩句，聲音又小了，於是又打，又大喊，實際上是在嚎叫。嚎到這時分，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那個患有高血壓症的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難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個沙啞的喉嚨發出響亮的喊聲來？女紅衛兵也對她們狂喊著。這個喊，那個也喊，一片嘈雜，聽不清喊些什麼，大抵也就是命令她們喊響些吧？‘走資派’實在無力遵從這種無法履行的要求，這便氣壞了紅衛兵，她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著翻牛皮軍靴的腳，照准走資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著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這種尖銳的叫喚聲，連我立在樓內也聽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那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湧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居然自稱‘老子’了。我以為既然倒下，嚇唬嚇唬這個女書記就算了，沒想到紅衛兵，而且是女的會這麼狠！她們用穿著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紅衛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腳。
雖然不踢了，她們還要創造性地喊出這樣的口號：‘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場面，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那氣勢真夠雄偉。寫到這裡，我忽然明白，好像識破天機，‘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這一場游鬥的全部過程，都是傑出的、精心的首創製作，這不是首創是什麼？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可稱得上是最深刻的體會。四十年過去，從來我都以為是紅衛兵過火；四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的久經琢磨終於讓我認識到，是誰教導紅衛兵這樣做。
這時，她們坐下來休息了，打人打累了，罵人罵渴了。有人買來整整一紙箱冰棍。不知她們在高談闊論些什麼，也聽不清。而她們嘻嘻哈哈，而這笑聲使我覺得她們已經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像個女孩子嗎？一道最高指示一下來，她們就變成了這樣，還要美其名曰，這是鬧‘文化大革命’。
校領導人飽受皮肉之苦後，紅衛兵又命令他們勞動改造。小操場左側，有一小堆磚，磚旁邊有一小堆沙。這叫什麼勞動改造？只是讓他們把磚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側去，移完了，又讓他們再移到左邊來。這樣來回地搬著，這不是拿人來折騰嗎？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來跟著搬。她哪邁得開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著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後看，想起我打掃廁所的任務，便趕快離開實驗樓。剛打掃完一個女廁所，從裡面走出來就碰見一個女紅衛兵，她對我厲聲說：‘跟我走！’我跟在她後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幹什麼？一直走到女生宿舍，進了東邊側門，剛進門，卻看見盥洗室外北牆邊，站著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撐不住自己，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壁。這時，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襯衫上有血跡，後來，才從傳聞中聽說，原來打她們的棍子頭端是釘著鐵釘的。
紅衛兵命令我：‘拿把笤帚來，交給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掃女廁所。當我從門背後拿出一把笤帚交給她，她也試圖來接，還沒來得及接住，手一離開牆壁，就暈倒在地上了。雙目緊閉，不住地呻吟。女紅衛兵對她大聲吼：‘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女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從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離開。」
卞仲耘的死只是一個開端，在隨後掀起的席捲全國的文革造反狂潮中，不知又有多少女紅衛兵成了高喊革命口號的打人凶手，又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她們的手中。而類似這樣的「女革命者」，在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又何止成千上萬？！
與男性相比，女性無疑是溫柔和同情心的象徵。但希特勒對德國女性的蠱惑，卻使她們中的許多人淪為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惡魔；而毛澤東對年青一代的唆使，則把一大批女學生「教導」成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歷史表明，納粹和共產黨乃是毒害女性的不折不扣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腦，她們也會像一些男人一樣成為獸性大發的冷血動物，肆虐作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