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月六日王立軍投奔成都美國領事館到現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北京高層內訌危機的各種消息在國內外鬧得沸沸揚揚。從表面上看，有許多人認為這場鬥爭僅僅是第四代核心的和諧模式與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之間誰將佔上風的路線危機；是一場發展模式的危機；或是一場誰能入主中共十八大的權鬥危機。
但實際上，這場危機所真正體現的，卻是胡溫從上臺第一天起就從中共體制內所繼承的所有政治和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其中又與鎮壓八九年六四民運和鎮壓法輪功這兩者的關係尤為直接。對六四的鎮壓使中國走上了一條毫無平等可言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國社會深刻的平等危機。而鎮壓法輪功則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更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機。社會平等危機和道德信仰危機，是胡溫在中共現行體制下無法逾越的兩大危機。
鎮壓六四民運所帶來的平等危機
眾所周知，胡溫之所以高調提倡「和諧」，是因為中共「白貓黑貓」式的實用主義改革造成了中國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這種差距所帶來的重重社會矛盾和極端的不和諧。而重慶模式則是中共左派嘗試解決這些矛盾與危機的選擇。也就是說，從表面上看，和諧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的關鍵，是採用何種方式去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或路線之爭。
換而言之，如何實現社會平等是模式之爭的核心。本來，共產主義理想的核心就是平等，就是「等富貴，均貧富」的烏托邦式的平等。但是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多年的歷史已經證實了這個烏托邦夢想的破產。現在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為什麼 「摸著石頭過河」和「讓資本家入 黨」的貓論模式會造成如此深刻的社會不平等？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先讓我們來看看西方國家所講的自由平等中的平等的涵義。讓我們一起來回答以下這個問題：「我和我老闆的兒子能平等嗎？」
如果您是一位沒有富二代背景的窮留學生，從中國到美國留學拿了博士學位。有了學位之後工作四十年退休，以平均二十萬（偏高估計）的年收入來算，您這一輩子大概總共能賺八百萬。可是您的老闆的兒子還在娘肚子裡，人還未出生他的老爸就先給他開了一個一千萬的私人戶頭。請問：您與您老闆的兒子之間平等嗎？更有甚者：您可能是公司裡最能幹的人，公司的大部分決策都是出於您的謀劃和運作。可是有一天老闆去世了，老闆的兒子才二十啷噹歲，沒有任何貢獻就當了公司的總裁，成了您的上司。請問：您與您老闆的兒子是否平等？
如果您覺得您和您老闆的兒子之間是不平等的，那只能說明您腦子裡的共產基因還沒有清除乾淨。在西方人的觀念中，您和您老闆的兒子之間並不存在不平等的問題。您的老闆完全有權去支配他的公司和財產，這是一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問題，根本就不涉及是否平等的概念。
那麼西方社會平等的概念又是什麼呢？
從經濟權利上講，主要是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也就是說：您的老闆有權決定如何去支配他的公司和財產，這是他的私有財產權。而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時所支配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是官員們自己的私有財產，所以他們制定出來的政策就必須給所有的納稅人提供一個均等的致富機會。
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才是西方觀念中經濟權利的平等。
當然這種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平等必須建立在基本的政治權利之上：民眾手上有選票，才有可能監督官員制訂公共政策的整個過程。
明白了西方的平等觀念，再反回去看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不難看出為什麼當年對六四的鎮壓會造成今天深刻的平等危機。鄧小平提出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利用公共政策上的不平等讓官員和官員的親戚朋友先富起來。這就是典型的公共政策上的機會不均等。而六四提出的口號是：反官倒、 反腐敗和要民主。這個口號恰恰是要求用公民的政治權力去保障公民在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可惜，這個訴求和那些在天安門絕食的學生一起，被慘無人道地輾碎在中共的坦克車履帶之下。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六四槍響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終於不得不為六四鎮壓付出代價，不得不面對中國社會今天巨大的貧富不均。根據社科院的內部統計，象徵中國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於是，我們看到了今天的和諧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問題是，中共連體制內嚷嚷了十幾年的官員財產公開化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實現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而沒有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又如何能減少貧富差距，達到和諧？至於以薄熙來為代表的重慶模式，則不過是中共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現代迷你版，歷史已經證明了此路不通。
今天中國社會的仇富心理並不是表面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人人都想富，人人都愛富，為什麼要仇富呢？中國人仇的不是富，而是官，是官權和特權所造成的公共政策上的機會不平等。而這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則是中共體制。毫無疑問的是，胡溫要想實現其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就不得不重新回答六四民運的一系列政治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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