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無孔不入的腐敗，統治精英的無法無天，和滲透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沒有方向感。發生另一個天安門事件的條件可能已經具備。
【看中國記者魏錦華編譯】本文是裴敏欣4月4日（週三）發表在《外交學者》上的文章。
西方媒體很大程度上錯過了最近這些天中國政治發展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不是薄熙來戲劇性的倒臺，儘管他的倒臺是後鄧小平時代精英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是，自20多年前的天安門鎮壓事件以來，中國上層社會對有爭議的政治問題討論復甦的跡象。
當然，關於這些敏感問題的討論，在大多數官方刊物上是不太可能找到的。這些問題範圍很廣，很多樣化。儘管這些後1989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復興的知識份子有不同見解，但討論很快聚集在三個關鍵問題上。首先，中國思想界有普遍共識，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死亡或陷入停滯。其次，那些認為經濟改革已經死亡或停滯的人認為，只有政治改革，尤其是那種減少當局權力，讓政府對人民負責的政治改革才能復甦經濟改革（也有人主張更為激進的民主化變革，但對此還沒有共識）。第三，僵化的專制權貴資本主義的現狀，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出現轉換方向的根本性轉變，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基於很多原因，中國知識份子覺醒的跡象非常值得注意。這個覺醒的時機當然是相當重要的。很多人把這種趨勢與中國領導層更替聯繫起來。在中國，像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領導人更替經常在知識份子之間引發關於國家未來、以及關於即將卸任領導人的成敗的討論。中國的知識份子，大多是自由派，可能要抓住這個十年一次的機會，重啟關於現行的政治體制是否符合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和民族團結的需要的討論。
另一個，也許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天安門鎮壓後超過20多年來，中國的思想界已經意識到了天安門事件後的共識已經基本破產，這個共識的特點是給經濟改革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一黨制和管理不善）一次機會。換句話說，後天安門模式，不會為中國未來幾十年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導。
人們可能容易把這些討論視為是被邊緣化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閒聊而加以忽視。這將是個錯誤。這些討論的一些參加者是有影響力的輿論製造者或當局的顧問。他們的觀點反映了至少一些黨內人士的思想想法。他們的意見所表達出的沮喪語氣和焦慮顯示了黨內的開明元素（他們中有些可能會在領導換屆中擔任高層或重要職務）也懷有同樣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要嚴肅看待中國知識份子復興的另一個原因是執政黨需要一點點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儘管它主要依賴政治高壓和經濟增長來維持權力。如果中國的領導人被知識界的精英普遍視為是改革的障礙，那麼他就難以為繼。如果中國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多數公然挑戰中共領導人改革的資格，並高喊「皇帝沒有穿衣服」，那麼結果不僅僅是政治尷尬，而是這些領導人失去權威和公信力。
這些知識份子重新覺醒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是新的自由派的出現，他們已經在中國瘋狂的政治中忍受了將近20年。他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潮水正在湧向天安門事件後新的獨裁政權。隨著越來越分化的不平等、腐敗的氾濫、統治精英的無法無天（正如薄熙來事件所揭示的）、高層分裂的跡象、以及貫穿中國社會所有層面的迷失方向的感覺，這使得中國的自由派（他們中有些是前政治犯，或被列入黑名單的不能在官方媒體上發表作品的學者）可能會認為他們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機會推動民主變革。如果說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提供了什麼啟示，中共現在應該感到憂慮了。在1980年代，每一次知識份子復興，如1986政治改革辯論或1988年「文化熱」，隨後都出現了當局和民主運動之間的公開對抗。在1980年代，中共在那樣的衝突中佔了上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都記得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清洗，併發生了血腥的1989年64鎮壓）。
現在，當然，我們為這些知識份子是否能夠超越僅僅出版些精英作品和在網上論壇進行討論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是，如果我是一名政治局常委，我會感到非常擔心。 這些中國知識份子現在在與黨的政策越來越格格不入的民眾中引起了共鳴。尤其是，這些聲音對中國受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應該有吸引力，這些人的人數比天安門事件時已經增長了好幾倍。2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消費，和當局鼓勵的民族主義可能會讓他們麻木、對政治冷漠。但是，當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親身經歷了現行制度的不公、腐敗和無能時，他們最有可能被敦促根本性變革的聲音所影響。
自從23年前發生的天安門悲劇，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疑問，即是否會發生另一個天安門事件。當局已經做了所有能想到的一切來確保這不會發生。隨著中國進入一個更加不確定的十年，越來越明顯的是，很多產生了天安門事件式危機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已經重現。知識份子的復興肯定是其中之一。
作者簡介：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學院教授。他曾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國家利益》，《現代中國》等刊物發表過研究報告。他也曾在《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發表評論。
（譯文略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