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間我奉派在國外工作，這個時期通常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如今回憶起來最突出的竟是一個「餓」字，與「吃」有關的故事、軼事源源不斷湧現出來。
為了國家形象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食物
臨時出國的人員按規定在國外期間發少量的零用錢，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湊足十幾法郎。過去，人們大多買一些有當地特色的小工藝品或精緻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國人員無論級別高低，都不約而同用那點零用錢購買食品帶回國，也有買維生素和其他補品的。還有人，買了黃油放在箱子裡，回來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兒三個月時隨一個規格很高的黨政代表團訪問越南，主人發零用錢並陪我們到「友誼商店」購物，我買了白糖，結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國寫檢討。那時還沒有明令禁止出國購買食物，後來（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國人員在外購買食品日益成風。與此同時，儘管對外封鎖甚嚴，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國際上對我國經濟情況也議論紛紛。於是傳達了一道命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食物回國，以免損害國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後，這就成為紀律，事關反帝反修大業，如還有人犯規就是客觀上為敵人反華宣傳服務了。此之謂餓死事小，面子事大。
因為「面有菜色」女士人人須化妝
大約是1963年春，我被借調到全國婦聯，隨婦女代表團出國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此時中蘇關係已經相當緊張，爭論已經公開化。那一次照例在出國前召開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會議，由團領導交代方針、精神。團長講完「寸步不讓，堅決鬥爭」等精神後，做了一項特別交代：大家要注意儀錶，臉上化化妝，免得在各國花枝招展的婦女群中顯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說我們是餓的！那是「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但為外交鬥爭需要，為了國家體面，不妨愛一次「紅妝」。
拖延工作時間混夜宵
事實上，那時我和不少同事已經得了浮腫。有一段時期每天早晨醒來感到睜不開眼睛，總覺得沒有從疲勞中恢復過來。後來就越來越明顯，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坑。可能1961—1962年間是最困難的時候。此時出現了兩點極不尋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許，甚至鼓勵有海外關係的人接受海外親友寄贈物品；二是不再強調全力以赴地工作，而號召「勞逸結合」，減輕工作負擔，必要時縮短工時以保存體力。因為那段時期是中蘇關係最複雜多變之時，多反映在國際會議中，所以我所負擔的工作不但不能減，反而更重，照樣開夜車。不過按規定，晚上工作過十一點就有夜宵，大師傅端上熱湯麵或烙餅，是一大享受。甚至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個時候。那段時期出國開會照常進行，我發現一個奇特的體驗：每到國外，兩三天後浮腫自然消減，有一種忽然神清氣爽的感覺。很明顯，就是吃了三天飽飯，而且有足夠的高蛋白補充。
喝特批牛奶名額有限引發內部不滿
當時廖公（承志）是外辦負責人，又主管我們單位的工作，所以對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腫以後，我們單位領導就以此為例，並以我工作特殊為由，乘機向廖公呼籲，申請補助。剛好此時又發生陳樂民在工作中暈倒搶救之事。於是在廖公授意下，我們單位以我們夫婦健康惡化為例，打報告為本單位職工申請營養補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數量的牛奶。從那以後一個時期，每天上午十時，工間操時間，大家到一個地方去喝牛奶，魚貫而入。有人掌杓，從一大鍋熱氣騰騰的牛奶中每人發一碗。雖然供應人數不少，也不可能全體職工人人有份，名單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見必然有人感到不平。當時喝到的同事開玩笑說沾了我們兩人的光。但是到「文革」開始，此事反過來成為本單位領導和我們本人的一條罪狀，特別是廖公靠邊站後，此事更成為批判內容。儘管有此照顧，我的健康還是嚴重透支，到1964年雖然形勢已經好轉，我卻積勞成疾，全面垮臺，大病一場，足足休養了兩年才恢復正常。此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