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大搞「重慶模式」運動的行為動機完全基於個人野心的權力慾。（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毛澤東曾經說自己一輩子只干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打蔣介石，另一件就是發動文革，如今他的文革已經被徹底否定。薄熙來有點像毛澤東，自己也有值得誇耀的一件事，就是驚天動地的「重慶模式」。「重慶模式」意在重蹈覆轍，走毛澤東階級鬥爭文革老路而廣受批評質疑。在薄熙來免職之後，人們對「重慶模式」仍然譭譽互見。究竟誰是誰非，「重慶模式」到底是好是壞，不應妄下結論，為釐清迷亂，必須進行理性分析。
按照「重慶模式」自主造勢宣傳內容來看，其亮點主要有三，一是唱紅，二是打黑，三是經濟領先全國。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唱紅」「打黑」和「經濟發展」的實質進行認真分析，由此探討薄熙來的動機、目的和手段，才能對「重慶模式」做出理性判斷，從而得出可靠的結論。
一、唱紅的實質
「唱紅」是薄熙來「重慶模式」的第一個亮點，是由薄熙來在重慶市率先倡導的一場運動。薄熙來入主重慶就任伊始，就用一整套組合拳定下紅色基調，首先為毛澤東重塑金身，建造了一尊全國最大的毛澤東像，意在政治上認祖歸宗，利用毛澤東在中國政壇上居高不下的有利地形，確定人治政治路線，擬全盤繼承毛澤東人治路線的政治遺產，並捷足先登而一舉佔領毛澤東紅色政壇所處政治立場的制高點。有了毛澤東政治資源這樣強大的政治依托，自己由紅司令塑像身後名正言順地閃亮登場，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唱紅」運動。薄熙來搞「重慶模式」正是以此為出發點，為這場「重慶模式」大戲正式拉開序幕。唱紅特點如下：
1、「唱紅」效仿毛澤東文革運動方式，發動群眾，表面上是走群眾路線，實際上是利用洗腦和精神控製法呼風喚雨，鼓動並操縱民意，建立自己的群眾基礎，為自己的執政方針造勢。
2、唱紅具體而言是「唱讀講傳」，名義上以弘揚「紅色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實際上無非是效仿文革唱語錄歌、讀紅書、服從和執行最高指示，然後活用宣講的翻版，是極端集權統治文化的復辟。
3、「唱」「傳」二字是唱紅的關鍵，先唱後傳，你傳我唱，近唱遠傳，上傳下唱，一反面將自己的重慶模式的樣板效應橫向傳遍全國，另一方面「傳」字也意味著建立金字塔模式的重慶獨立王國，自上而下，上下傳唱，將上面唱紅旨意按由領導人到底層民眾形成等級森嚴的金字塔模式逐級下傳，薄熙來自己處於金字塔頂尖，王立軍、黃奇帆等而下之，官員人等依次下傳至底層民眾，充分調動全民唱紅演練。整個唱紅過程寓意深刻，在對民眾洗腦和精神控制的潛移默化中傳遞一種信息，暗示薄熙來自己作為縱向傳承紅司令毛澤東政治遺產的紅二代和根紅苗正保證江山紅色永不變的紅色接班人，與紅色江山血脈相連，屬皇室宗親，奉天承運，當仁不讓，對權力傳承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為近期順理成章地逐步登上紅色權力巔峰鋪平道路。
4、薄熙來深曉文革期間紅衛兵大唱語錄歌大搞紅海洋對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這方面，薄熙來的手段和目的與文革做法表現了驚人的一致性。首先，「唱紅」以唱頌歌先歌頌黨和政府為起點，實際上是藉全民總動員對自己動員民眾的號召力進行實戰演練和檢閱，落腳點則是讓全民總動員的唱紅在自己推行「重慶模式」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演變為歌頌大救星薄青天的個人崇拜。《薄熙來之歌》隨唱紅應運而生，而動用公帑吸收並動員社會成員參與的重慶唱紅則是把所有唱紅的參與者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地變成薄熙來個人崇拜的社會基礎。他搞的重慶唱紅完全繼承了毛澤東錯誤路線的衣缽，採用的方法如出一轍。而「薄熙來之歌」等等不堪入耳的歌曲乃是其動員唱紅這種行為邏輯導致個人崇拜的必然結果。
由此可見，「唱紅」是薄熙來為十八大進取鋪平道路的第一步棋。
二、打黑的實質
打黑作為「重慶模式」主要的政治內容，是薄熙來用重慶模式採取文革手段發動的的一場政治運動。在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政治內容當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現代民主法治和與當代文明政治相關的任何內容。打黑除惡從點將調兵，到立案和辦案處理都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薄熙來認為，王立軍事件是孤立事件。重慶廣大公安干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軍事件誇大，不能因為王立軍就抹殺了其他廣大公安干警的努力。他說，打黑除惡他有思想準備，是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是會有不同觀點和看法，而且已經形成黑惡集團的這些人社會聯繫是很廣泛的，是有輿論能力的，「我們敢於打黑，也就是說，像古人講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要有這種精神」。可可是值得一問的是，離開民主法治框架打黑除惡的精神能保證社會伸張正義嗎？重慶的鐵山坪臭名遠揚，就因為鐵山坪是打黑運動刑訊逼供的基地，犯罪嫌疑人被吊打多至八天八夜。用這樣的方法偵查出來的「罪行」還有什麼真實可言？律師思寧先生認為「重慶一些警察涉嫌非法拘禁罪、誣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誹謗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報復陷害罪、偽證罪、妨害作證罪、打擊報復證人罪、濫用職權罪、徇私枉法罪共12項罪名」。
實際上，打黑除惡只有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內進行才能舉一反三伸張正義，採用踐踏民主法治的集權專制方式打黑除惡只能是大魚吃小魚，在打掉現有的小黑惡勢力過程中，新興黑惡勢力還會在官商勾結中應運而生，強權逐漸與新興黑惡勢力走到一起，成為保護傘，同時難免在這種打黑除惡運動中製造冤假錯案，這恰恰是為新的黑惡勢力鳴鑼開道。事實證明，文強也是打黑起家，但是文強採用踐踏民主法治的集權專制方式打黑除惡的結果，自己成了黑惡勢力的新興代表。王立軍步文強後塵，採用踐踏民主法治的集權專制方式打黑除惡的結果，使自己走向自己的對立面。「重慶模式」以及此前的所有運動式打黑除惡都是以踐踏民主法治的集權專制打黑除惡方式為特色，媒體未審判先定性，只是為一茬一茬新的黑惡勢力鳴鑼開道而已。民眾即使是黑惡勢力的直接受害者也無法為自己維權伸張正義，而只能是逆來順受。無權者無法參與打黑維權活動，只能是打黑看客，寄希望於比黑惡勢力權力更大的權力者為自己伸張正義，法律被扔在一邊，無權者無法通過法律渠道為自己維權打黑，法律也不是讓無權百姓為自己維權，而是一場權力運動和權力之間的較量。打擊黑惡勢力的前提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的權力在打黑者的權力之下，強權才能對打擊弱權黑惡勢力，對更大的強權黑惡勢力則根本不敢動，沒有民主法治，打黑除惡，越打越黑，貪官反腐，越反越腐，惡性循環，週而復始。事實上，採用文革的手段和社會模式打黑除惡對社會的有著極大的破壞性。「重慶模式」踐踏民主法治的打黑除惡只能使本來就不健全的脆弱的中國法制體系再次遭到重創，結果反而破壞了公平正義的法制保障。
三、「重慶模式」經濟「高速」發展的實質
重慶經濟發展是薄熙來及其吹鼓手津津樂道的「重慶模式」的最大亮點。表面看來，據稱其2011年地方財政收入1508億元，增長51%，而生產總值接近1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6.5%，增幅躍居全國第一。實際情況如下：
1、「重慶模式」是靠行政手段壓低了融資成本、生產要素成本、土地房產成本、物流成本和稅負成本，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通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融資數千億，政府聚斂財富，融資實現了高達7600億的固定資產投資。「重慶模式」是由「八大投」完成75%的地方基建，形成了強勢的政府主導格局。
2、另一方面則是把玩土地和金融，掠奪民企資產，再拉巨額銀行債務支撐短期基礎設施和民生建設，繼續大搞傳統計畫經濟發展模式和土地財政。
3、2011年重慶GDP總值近1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近30%，而經濟增長僅為16%，可見高額投資屬不計效益的低效投資。
4、在經濟增長僅為16%的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則大幅增長達50%，且政府收入增長遠高於民眾所得增長，是政府聚斂財富，而民生項目則是「寅吃卯糧」，最終仍然要由百姓買單，薄氏宣稱共富和民生完全是欺人之談。
5、表面上，「十二五」期間重慶市財政在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總量主要用於改善城鄉居民的教育、衛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條件，讓市民共享公共財政的陽光方面。對此茅於軾提出質疑，重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進民退，恰好是降低生產效率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你哪來那麼多錢搞民生給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銀行舉債。事實的確如此。「重慶模式」整個經濟運作都是靠政府主導的經濟項目，憑藉以地方債務平臺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拉動GDP，大搞具有短期內爆發力的政績工程。這種經濟運行結果使目前重慶市政府的債務總額已高達5000億元，相對於1000多億的財政收入，實際上政府已經入不敷出，幾近破產，證明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也恰恰是很多官員所熱衷的中國特色權力經濟的功利主義。
四、薄熙來的動機和目的和手段
薄熙來對現代民主法治的文明政治毫無概念，缺乏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目中沒有民主法制，只有自己在一大批受文革極左思潮洗腦而深受其害的底層民眾之上戴著「清官」面具的長官意志。在入主重慶時薄熙來自恃高才疾足，認為天降大任於己身，欲登堂拔幟，縱橫天下，想當毛澤東那樣的救世主，一舉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正當民主法治政治改革處引而不發之勢，薄熙來對改革一度處於僵局的形勢發生誤判，一方面揣摩上意，認為改革陷入僵局很可能是因為上層喜歡文革極左那一套，可以投其所好，將極左進行到底；另一方面，向下俯察民情，迎合兩極分化導致部分底層民眾的偏激心理和對腐敗的仇視心理，認為毛氏發動群眾的人治路線正好迎合工農大眾。他受封建統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傳統觀念的驅使，精心設計了背離民主法治的「重慶模式」，欲以此先取民心，後得天下。
薄熙來搞「重慶模式」自塑造毛澤東巨型雕像和唱紅之日始，大搞背離民主法治的唯意志論加功利主義，用人治手段推行人治路線，其人治大手筆仍然是打造強勢的政府主導格局。薄熙來以毛氏人治路線執掌政局，仿效文革重新推出毛澤東治國理念，確定了自己搞「重慶模式」的政治路線，其特點是繼承文革政治遺產利用人治方式急功近利地走民粹路線，政治上輿論先行，大造聲勢，用人治方式運動式打黑，運動式唱紅，經濟上大搞權力經濟和背離市場經濟的小計畫經濟，急功近利，由政府主導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經濟發展，同時宣傳上動用公帑收買孔慶東、司馬南等民間激進人士為自己理念推出的「重慶模式」宣傳造勢。整個「重慶模式」都是全方位地調動公共資源實行全方位的人治路線，以「文革」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治理國家，煽動民粹仇富情緒，極左專制，運動治國，企圖用「重慶模式」的強權政治挑戰中央改革開放的既定方針，與中國歷史上即將進行的這場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唱對臺戲，違背中國文明進步的歷史發展方向，完全是倒行逆施，從頭到尾充分體現了薄熙來的唯意志論和功利主義特色。
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動機效果同一性原理推究而言，可以看出薄熙來大搞「重慶模式」運動的行為動機完全基於個人野心的權力慾，是在十八大之前暫短的有限時間內，企圖用經濟發展的急功近利而產生爆發力的短期政績工程為自己鎖定的既定政治目標鋪平仕途，爭取十八大上位入常，最終實現文革體制，謀取權力寶座，將可能導致中國萬劫不復的絕對權力發展到極致，自己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成為民眾領袖穩坐江山，統御天下，傳承萬代。可見「重慶模式」並不是利國利民的政治改革，而是對絕對權力的人治路線重蹈覆轍，乃是薄熙來以十八大為進取目標的一整套有綱領、有組織、有預謀、有戰略規劃時間表的政績工程陰謀活動。因此薄熙來既不是改革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權欲熏心的唯意志論的野心家陰謀家和急功近利的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政客。
如果薄熙來真正是為國為民，他就應當知道，真正的政治家首先應當具有社會發展的遠見卓識，能夠認清並順應歷史發展的方向，妥善地滿足社會需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中國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不從體制入手進行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而實行人治路線，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反而會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實際上薄熙來的成敗都離不開體制，所謂成也體制，敗也體制。薄熙來假如有民主法治觀念，就能與時俱進，在重慶搞小規模的民主政治改革試驗，搞財產公示，民主監督，法制管理，必然躋身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前列。可惜他囿於體制傳統政治觀念不能自拔，濫用權力，走上文革的歪門邪道，也可能正是他本質決定他濫用權力實現一己私利的最終目的，如果真相調查結果出來，完全可能證明他本質上就是這樣一個大貪官。
綜上所述，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再次證明阿克頓勛爵（1834—1902）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名言已經成為經過無數次實踐檢驗而不斷證實的世界公理。如其所言，中國所有問題都是權力惹的禍。這種絕對權力恰恰是中國特色的體制弊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正在於此，用民主法治取代集權人治作為政治改革目標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隨著運動唱紅的沉寂，《薄熙來之歌》已成絕響，但紅歌仍然是百姓的娛樂活動內容之一，但意在娛樂，屬於人們的自由活動，而不是被精神控制所操縱。而「重慶模式」將隨《薄熙來之歌》成為過眼煙雲，成為中國改革的歷史陳蹟。
原題目：李正平：通盤剖析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