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剛過，傳來方勵之教授突然去世的噩耗。震驚之餘，數度撥打位於亞利桑那州的方家電話，卻都是忙音。或許，此時，很多人撥打這個電話？或許，此時，不應該給方太太李淑嫻女士太多的打攪？我陷入沉思。整整一天，方勵之的音容笑貌漂於腦海，與他相識相交的往事，歷歷浮現眼前。一切，恍如昨天。
1985，欣聞並傳播方勵之
1985年，於我人生中，發生了三件難忘的大事。其一，欣聞並傳播方勵之言論；其二，策劃學潮，擬於「一二九」運動50週年之際，號召學生上街，呼喚民主，但遭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以「交通安全活動周」為名，予以封殺；其三，學潮流產後，改為上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
單說第一件事。時值八十年代中期，社會開放，校園空氣活躍，在本人就讀的上海同濟大學，我常聚集眾多研究生，探討國是，抨擊時弊，憧憬民主。至秋天，忽然傳來一份打字稿：方勵之教授在浙江大學的演講。關於民主，方教授的論辯，新穎、大膽、前衛，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裡，讀之大受鼓舞。
我和同學們及時捕捉到時機，決定以牆報和傳閱方式，大力推廣方勵之言論，結果，不僅傳遍同濟大學，還傳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擴及外地。稍後，我們還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名義，編纂一本《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姚任職中科院，當時也有不少前衛言論），印刷200本，在校園傳播。方勵之迅速聞名於全國，應該說，我們的傳播工作，無形間，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有一晚，我們管理學院的兩位同學在校區張貼了《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吳國光報告文學，介紹方勵之），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鐘，幾名院領導突然敲門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誡同學們不得再張貼。於是霍然察覺，我們已遭到當局特務跟蹤。院領導不過是聞訊和奉命前來，苦口婆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
也是從1985年底開始，我和同學們與方勵之漸有書信往來，都尊稱他為「方老師」。1986年中，方勵之寄來他的一本著作《物理學與質樸性》，扉頁上寫著：「
送給陳破空同學方勵之 86.7.26.」簡單的兩行字，表現方勵之的個性與作風：簡潔，明快，更深的意義，盡在不言中。在那個急速成長的年代，方老師可算是我的精神導師。
1986，同濟大學，盛大的歡迎
1986年，校園空氣愈加活躍，多元化思潮衝擊著年輕學子們充滿理想與渴望的心。我們發起各種形式的沙龍、聚會，經春夏兩季播種，到了秋天，推動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項目之一，是邀請方勵之、劉賓雁等文化名人來校演講。
1986年11月16日，時任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常委兼管理學院研究生會主席的我，受研究生會和學生會委託，借得校方一部豐田牌轎車和司機，驅車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剛剛從國外講學歸來的方勵之教授、並方夫人李淑嫻女士和方的秘書。
車程上，方勵之夫婦與我熱情攀談，我介紹了一年來對方老師言論的廣泛傳播、造成的巨大影響、以及今天的演講安排。方勵之高興地表示感謝，李淑嫻則連聲稱讚：「學生就是有辦法！」
方勵之突然問我：「你們讓我去演講，我還不知道題目是什麼呢？」我思忖片刻，說：「這個題目如何？－民主，改革，現代化。」方勵之連說「好好好，就這個題目！」
經我和同學們連日忙碌、布局，同濟大學呈現歡迎方勵之夫婦的盛大場面。在校區中央，我們辦了「歡迎方勵之」的專期牆報，在由我撰寫的歡迎辭裡，把方勵之譽為「國之鷹」；校廣播臺每隔半小時就播放一次方勵之將蒞臨演講的通知。
當我陪同方勵之一行到達時，大禮堂內外，已經被蜂擁而至的同濟學生擠得水泄不通。以建築專業見長的同濟大學，設計了全國高校中最大的空心無柱大禮堂，座位5000個。方勵之蒞臨當日，大禮堂不僅坐滿人，周圍更站滿人，無法進入的，便擁擠在大禮堂外圍四周。同濟大學大部分學生、部分老師、加部分外校學生，約計上萬人，到場聆聽方勵之演講。多年以後，在美國，方老師告訴我，那是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最盛大歡迎場面。
我剛剛把方勵之送上大禮堂舞臺，校團委和學生工作部兩名領導便匆匆迎上來，截住我，神情不安地說：「我們研究了，你就不必到台上去了，好嗎？」口氣盡量誠懇，目光卻充滿憂慮，身體擺出攔住我的姿勢。他們怕我上到講臺後，振臂高呼民主口號，致使場面過於沸騰、以至於鬧出不可收拾的事態？我面露愕然，心下覺得好氣又好笑。兩名領導又連聲說：「你可以陪方太太，坐在下面第一排，好不好？
」
我絲毫沒有力爭，轉身陪同李淑嫻女士在首排正中坐下，兩點已到，演講會準時開始。前一個小時，方勵之演講；後一個小時，方勵之回答提問。方勵之的演講充滿激情，並不乏幽默。全場氣氛，不僅是熱烈，而且是熱火，不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笑聲、歡呼聲。記得方勵之還說出這麼一句順口溜：「東風吹，戰鼓擂，如今誰也不怕誰！」全場哄堂大笑。
突有同學在場中打出兩條大尺度橫幅：「方勵之，共和國需要你！」「自由，民主
，平等！」全場轟然，伴隨片刻的遲疑，然後是掌聲如雷。在那個年代，在那樣的場合，那還是少有的舉動。
因為場面沸騰和心情激盪，當時坐在頭排的我，如今並不太記得方勵之演講的具體內容。2012年4月8日出刊的《紐約時報》，除了報導方勵之逝世的消息，還引述了他的一段演講，指明是在26年前（即1986年）的上海同濟大學：
「人權，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諸如思想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結婚的權利，等等。但是，我們中國人以為，這些權利是危險的。如果說我們的國家是民主的，那麼，這些權利就應該比別的國家多，但事實上，在現階段，除了抽象的權利概念，我們一無所有。」
我感覺，這段英文，翻譯上似乎有誤，我並不記得，當時，方勵之曾提到「人權」這個概念？作為學生，我們當時的語境裡也並沒有「人權」這個概念。《紐約時報
》所載段落的「人權」二字，還原到當時，大概是「政治權利」，或者「我們的權利」……
另據經濟學家何清蓮女士回憶（她當時從復旦大學趕到同濟大學，旁聽了方勵之演講），方勵之引用他在歐洲訪問時聽到的評論：「你們中國的革命，是將有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而我們的革命，是將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
我倒還記得有一個提問，有人問方勵之如何比較他自己和溫元凱（同為中國科技大學教授，也因鼓吹改革而著名）？方勵之風趣地回答：「如何比較？他是搞化學的，我是搞物理的；他今年四十歲，我今年五十歲……」
五十歲！一個已經榮獲國際引力基金會一等獎、身兼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和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才五十歲！多麼年輕而卓有成就！更可貴的是，他以一個科學家深邃的目光，穿透專制黑幕，挺身大膽質疑：東方的獨裁，究竟還能持續多久？
演講會結束，事先小心翼翼而不敢出面接待的同濟大學校方，終於派出一名副校長到舞臺後室會見方勵之，以示同級別的禮遇。在後室，校研究生會請求方教授題詞留言，方勵之略一思索，便以我建議的當天演講題目，揮毫題詞：「民主，改革，現代化。」李淑嫻的題詞則是：「童年的搖籃，民主的堡壘。」（李畢業於同濟附中）
1989，不朽的精神領袖
一個月後，1986年12月，一場民主運動，如狂飆驟起，震動神州大地，那便是，八六學潮。學潮起源於安徽合肥，方勵之任副校長的中國科技大學，起因於人大代表選舉，中科大的學生們上街遊行，不認同官方推出的「候選人」，而力推方勵之、溫元凱等為人大代表。
消息傳到上海，迅即點燃民主火焰。同濟大學數千名學生，首先衝出校園，成為學潮主力；而上海幾十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動員，在十二月中下旬的一個星期裡，每天有幾萬學子走上嚴寒的上海街頭，為自由吶喊。八六學潮，波及全國十幾個城市，以上海規模最大。
八六學潮自髮結束，而其深遠影響，延至1989年。伴隨胡耀邦和方勵之等人的命運起伏，八六學潮，成為八九民運的奠基之作。
1987年1月，正忙於期末考試，忽從廣播裡聽到，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胡因同情學生，傾向民主，遭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幫」非法罷黜）；隨後又聽到方勵之及劉賓雁、王若望等名士，被中共當局「撤去職務，開除黨籍」。我立即與好友商量，要支持和鼓勵受到衝擊的方老師。我們湊錢購買了一本大相冊，郵寄給方老師。作為相冊扉頁上的題句，我刻意把一句古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改成「三落三起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十幾個研究生在相冊上簽名。
同年夏天，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於經濟系。至1989年初，我與方勵之之間，仍有斷斷續續的通信；經我介紹，後來的廣州學運領袖陳衛也開始與方教授有通信聯絡。
1989年1月，我與陳衛等人在中山大學創辦「每週文化沙龍」，激活廣州高校民主空氣；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引發全國性的八九民運，廣州學潮也應運而起。北京「六四」屠城後，全國學潮回落。大屠殺之後，又是大逮捕，中共秋後算賬，瘋勁十足；各地民運領袖，或被捕，或逃亡。在北京，方勵之夫婦走避於美國大使館，成為國際事件；在廣州，我與陳衛、於世文、易丹軒、余厚強等一干民運領袖，先後被投入黑獄。
從八六到八九，方勵之被公認為兩度學潮的精神領袖。方勵之及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深刻影響，也確立了他於中國民主進程中不朽的歷史地位。
先後流亡海外，我與方勵之在美國重逢。歲月在他的容顏上刻下滄桑，但理想卻依然閃耀在鏡片下深邃的眸間。他依舊樂觀、豁達、幽默。談笑風生間，我又看見同濟大學大禮堂的人海，又聽見如波濤起伏般的笑聲、掌聲、歡呼聲。啊，難忘的方老師！難忘的八十年代！伊人已逝，濤聲依舊。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