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亞洲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新挑戰。亞洲開發銀行助理首席經濟學家茲威戈里奇（Joseph Zveglich）4月12日在倫敦發布《亞洲發展展望2012》時說。
亞洲的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在過去二十年中都出現了收入差距的擴大。中國的基尼係數從上世紀80年代的25上升到2000年（政府公布該數據的最新年份）的41。基尼係數被廣泛用於衡量一國貧富不均程度，0為絕對平等，100為絕對不平等。據一些非官方計算，當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45到50之間，為世界上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
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這一指標也分別從90年代初的33和29上升到2010年左右的43和39。
另一指標，中國收入最高的20%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比率，從1998年的5.1倍上升到2008年的9.6倍。2005年，中國收入最高的10%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15倍。
城鄉差距是中國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城鄉、省份等地域因素對中國貧富差距的貢獻率佔到一半以上。2010年，中國城市家庭平均收入是農村家庭的3.5倍。
「技術進步、全球化、市場導向的改革，雖然是亞洲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也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關鍵原因。」茲威戈里奇說。
勞動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在許多經濟體中顯著下降。中國就是一例，製造業產出中勞動收入的比重從48%下降到42%。亞洲的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作用也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並在近幾十年內有所下降。
兩大經濟學原因鑄成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一是農村地區對實體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較少，二是農村地區的投資和資產回報普遍較低。
此外，中國的經濟特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帶，中央政府放權讓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沒有相應增加其財政資源，以及累退性的稅收，也是中國區域性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社保體系一直以來只覆蓋城市戶口，直到2009年才建立起農村的養老體系，也是中國特色的貧富差距原因。而且，中國的地方財政高度不平均：人均公共支出最富和最窮的縣差距有48倍之大。
亞行建議，中國應該加強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建設。雖然中國的社會政策近年來有明顯進步，包括2011年7月開始實行的《社會保險法》。但社會保障框架仍然條塊分割，系統複雜，包含各個不同的制度，之間缺乏協調。其結果是，補助的範圍和受保人群的覆蓋均不足。
亞行也指出，以戶口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並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不再符合需要。為了應對勞動力流動性提高後帶來的新需要，特別是農民工的需要、城市化加速帶來的挑戰、人口老齡化影響等，中國需要建立一個更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中央雨地方的財政安排也需要加強。雖然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轉移有所增加，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並沒有相應提高。同樣，財政收入和支出也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更好地分配。
除了收入差距，亞行在報告中特別提出，中國面臨水資源管理和能源利用方面的挑戰。中國需要更好地管理水資源，因為缺水和污染正在威脅中國的農業基礎。中國的能源強度（每單位GDP能耗）是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
「十二五」規劃中，中國的目標是將每單位工業增加值的用水量減少30%，每單位GDP能耗降低17%。
「如果亞洲的增長能更有包容性，更注重平等，那麼可以多讓2.4億人脫貧。」 茲威戈里奇說，貧富差距擴大會影響亞洲增長的持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