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一衣帶水，同屬儒家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但其發展又獨具特色，並不是完全地照搬照抄，而是在經過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文化特徵，可以說，日本文化是外來文化的選擇性與本民族優秀文化繼承的集合體，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始終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
一、中國儒家思想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孔子創立儒學，把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升華為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哲學。這引發了戰國時期的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經過數百年的爭論、實踐，到中央集權封建制的確立，儒學也隨之確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隨著漢代大一統的鞏固，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所謂「獨尊儒術」，實際上是以儒家為主，吸收融合其它各家思想，因而在漢武帝和董仲舒時代，儒家思想是第一次被改造與整合。東漢末年道教興起，佛教亦由印度傳入，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儒釋道三教並立局面，儒家獨尊的地位受到挑戰，但儒家提倡之名教仍為各朝治國之本。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溝通與交流，孕育出宋明理學。理學吸取佛、道哲理，深入探尋生命天道，深化了儒家義理，使儒家思想進一步哲學化。理學又稱新儒學。它的出現是對儒家學說的第二次改造與整合，標誌著儒家思想開始走向成熟。
與中國儒家思想逐漸走向成熟相應，日本開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傳統文化的形成過程。公元三世紀，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著上百個小國，政治、經濟皆處於國家的初創階段，尚無文字，信奉萬物有靈、崇神敬祖的神道。「及孔教傳入，因能適合於日本國體與民俗，故日人之祖先，取之而為國教。」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開始。之後自應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百年間，以《論語》《春秋》等儒學典籍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通過朝鮮半島，開始從中國大陸逐漸傳到日本。從七世紀開始，中日兩國互派使者，打開了兩國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到七世紀日本大化革新，利用儒學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並以中國的政治機構為藍本建立官僚制度，確立了以儒學為基調的律令政治，促進了日本社會的全面發展。這是日本較全面接受儒家思想，儒學在日本由初傳進入實際應用的階段。十三世紀，中國宋學開始傳入日本，以義理為主的新儒學逐步取代以明經訓詁為主的舊儒學，成為日本儒學發展的主流。到了十四、十五世紀，日本興起了講習宋學的熱潮。經過日本學者的努力，逐漸形成了日本的宋學學派，自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直到明治維新前，是日本儒學發展的全盛時期。而其中形成最早、最為勃興的宋學學派是朱子學派。
綜觀以上儒學在日本傳播發展的全過程不難看出，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是與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發展相伴相隨的。並且，日本化了的儒學，做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對於日本民族和社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這種影響作用不可避免地延續到日本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直至明治維新，日本政府開始接受與儒家文化特點相異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化時起，儒家文化便注定開始了與以往任何歷史階段所不同的特殊地位，並開始發揮其在日本近代歷史中更加獨特的作用。
二、中國漢字的傳入與日本文字的發展
日語和漢語有著不可分割的親緣關係，日語文字有漢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羅馬字四種，其中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借用中國漢字或者在中國漢字的基礎上創造的。日本人利用漢字原有的概念和造詞方法，創造了大量的新漢字詞彙，貼切恰當地把各種全新的概念表達出來，同時，日本人還大量地吸取外來語，明治維新前，日本人是以漢字書寫外來語，可以說非常麻煩，明治維新後，外來語全部改用片假名書寫。這樣，不需用漢字造詞，只需音譯原詞，並用片假名書寫就可以了，這使得外來語的攝取變得極為方便、快捷。據文獻記載，日本在漢字傳人以前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傳人日本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用近似古漢語的讀音來讀漢字的。即使在現在，日本社會中知道漢字，尤其是清楚古代、近代漢字的人，都被認為是有教養的人。日語詞彙中至今也還可以看見唐文化對日本的影響。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甚至胡麻要叫唐胡麻。而且直到本世紀初，進口貨還叫唐物，洋貨店還叫唐屋。但是對日本人來說，漢語畢竟是外來語，使用起來有諸多不便。人們對文字的客觀需求，促進了正在孕育中的假名的發展。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之後，充分利用漢字的優點，7世紀初創造出了標記日語發音的「萬葉假名」。後來又在萬葉假名的基礎上取漢字的草寫體創造出了「平假名」取漢字的偏旁，部首創造出了「片假名」。平假名用來寫本族語，連寫方便，片假名主要用來譯寫外來詞，特徵鮮明，二者分工明確。從漢字到假名，日本人表現出了對外來文化的驚人的創造力。
到了近代，「漢字假名混合體」的文章書寫格式就完全成熟，繁簡相間，音義兼明，成了獨具一格的漢和共存的文字系統。即使在現代日語中，也有很多漢字的書寫和所表達的含義與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仍然完全相同，兩種語言中存在著大量的形意相同的詞語。如:科學、文化、宇宙、世界、國家、健康等。日本在借用中國漢字之後，創造併發展了自己的語言體系，它和漢語雖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也有著很多的差異。文字上，除了與中國相同的漢字外也有很多日本獨立創造的漢字。詞語上，雖然漢字相同但形同義異的如野菜—蔬菜、娘—姑娘；形異義同的如赤外線—紅外線；日語獨特的自造漢字詞語如返事—回信等等。日本雖然沒有完全屬於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字，但他們通過對漢字從功能到形態上進行徹底改造，使其變成了自己的文字。這表明日本人不僅善於模仿外來文化，而且善於在吸收融合的過程中對其進行加工改造。
三、佛教思想「東渡」日本及其在日本的發展
東漢永平年間，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又從中國傳入日本，陳隋之際，「東土小如來」智者大師集當時中國佛教之成，融「南義北禪」於一爐，在天台山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一天臺宗，使天台山佛教進入鼎盛時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開始「文化輸出」東渡扶桑，對日本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高僧鑒真六次東渡日本，在日本，傳播律宗的同時大力弘揚天台教義，從而揭開了天台山與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中國上古時代就有太陽崇拜，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現很多太陽紋圖案，顯示著當時的人們普遍存在太陽神崇拜觀念，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史上曾發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並涉及海東的日本，把日本視為「扶桑之國」用「太陽的故鄉」取國名，名曰「日本」，用太陽做日本國旗，這些都滲透著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日本最初對佛教感興趣的不是佛教的教義，而是佛教的神秘與建築的輝煌。出於中日文化交流的需要，更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加上聖德太子瞭解佛教的哲學思想，佛教方漸漸在日本流傳開來。到了德川時代，佛教的優越地位被儒學所取代，而且日本把佛教中的「派」發展成了「宗」，創造出了有別於印度、中國的新的宗教派別。
四、生產技術的傳入促進了日本的發展
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遺址是在九州板筑地方發現的。該遺址屬彌生時期最早階段的板筑型陶器的典型遺址，它表明，大約在繩文陶器時代最後階段水稻栽培被引進九州北部。但早在7000多年前，中國浙江省河姆渡就已大量種植水稻。據推測，稻穀是在公元前3世紀，從浙江省南部越過東海直接傳到日本九州西北的。與此同時，傳入日本的農作物還有葫蘆、綠豆、構樹、菱角、芋頭、白蘇等農作物。中國水稻的傳入則促進日本農業的飛躍發展。徐福前後兩次率龐大移民在日本登陸，在中日交往史上是一大壯舉。他把先進的中國生產技術文化帶到日本，使日本社會由新石器時代躍進到銅鐵時代。日本成扶桑之國亦因中國蠶桑的傳入。中國很早就有「伏羲化蠶」、「太昊伏羲化蠶桑為綿帛」的記載。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中國桑蠶已馴化為家蠶，在距今5千年左右，中國已有絲線、絲帶和綢等絲織品，歷經商、周時期的發展蠶絲生產有一定的規模，絲織印染工藝達到一定的水平，在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帶頭作用。日本是蠶業發展較早的國家之一，但是在學習中國蠶業技術而發展起來的。中國茶的流入，使日本成了愛飲茶之國；中國蜜橘流入日本，使日本變成產桔之國；中國古代先進的鐵護甲和成套馬具傳入，促進了日本古代騎兵裝備的發展；中國貨幣的流入亦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等，日本文化的群體裡，隨處可見「中國元素」的影子，但中國文化到了日本之後，經過不斷的改進和發展，有些甚至比中國發展的還要好，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這也許跟日本這個民族的創造性與民族危機感有關。
通過上述對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分析，我們便可窺知日本文化的選擇性與發展性，根據「實用性」來消化吸收外來文化，多元共存等特色。日本文化既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又不完全等同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就是日本文化性格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