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個臺灣大小的島國古巴，只有大約相當於臺灣一半的人口——1124萬2621人。根據兩年前的人口調查，該國的白種人（多為西班牙後裔）仍佔大多數，達727萬1926人；非洲裔（祖先多來自安哥拉）也不少，為112萬6894人；另有黑白混血種（稱Mulatto）265萬8675人；第四大族群是亞裔，共計11萬2268人。
古巴的亞洲族群基本上由華裔與日裔組成，又以華裔為多。華人移居古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僅1847年至1874年的27年間，就有12萬5000名應聘到甘蔗園做工的廣東人乘船到達這裡。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同一時期甚至有數千名華人從美國加州出發，取道紐奧良或墨西哥，偷渡前往古巴謀生。
早年的古巴華人不堪忍受西班牙種植園主的殘酷虐待，紛紛逃亡到城鎮，許多人乾脆參加古巴人的獨立運動，拿起武器抵抗殖民者。今天的哈瓦那還豎立著一座圓柱形的紀念碑，緬懷參加獨立戰爭的華裔戰士，感人的碑文寫道：「古巴的中國人沒有一個當逃兵，沒有一個當叛徒。」（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idor.）
時過境遷，今日的古巴傳統僑社已經凋零式微，人數所剩無幾，由於異族通婚非常普遍，所以華人後代也不怎麼像「龍的傳人」。記者在哈瓦那中國城曼瑞克街（Manrique ）的「龍岡親義公所」門前邂逅一位年逾古稀的葉老伯，攀談之下得知，他於1954年從臺山的水步鎮來古巴投親，幾十年來一直打工，如今已經退休。雖然在社會主義制度蔭庇下得以衣食無憂，但手頭相當拮据，連一張回鄉的機票也買不起，所以去國58年，從未重踏故土一步。與記者分手之際，葉老伯連連說：「我來古巴來錯了。」
與胼手胝足畢生辛勞的老僑不同，新一代華人移民在古巴卻過得風生水起。他們趕上了這個國家著手改革開放的好時機，紛紛開餐館、辦貿易，「三下五除二」就賺到了第一桶金。
在哈瓦那中國城入口處附近有一家「天壇飯店」，女店主陶琦16年前來自上海，嫁給當地華人後裔、武術學校校長李榮富後得以定居於此。她開始在國營的「天壇飯店」當經理，繼而獲准承包生意，最後將其買下，變成私人企業。陶琦擅長公關，在當地政要、中國大使館官員中人脈深厚，連國際知名的「旅遊者聖經」——「孤獨星球」叢書（Lonely Planet）也派人登門試餐，並在「加勒比海諸島」專輯推介這家小店，盛讚它「能做出130種佳餚」。
陶琦在哈瓦那過著令人艷羨的生活，不但買下了300多平方米的海濱高檔公寓，而且僱用六個保母，穿金戴銀更不在話下。她年年回中國探親兼採購，隨時可飛往美國邁阿密度假。
同樣搭上古巴「私有化班車」的還有中國城「雙龍飯店」的老闆，以及一些準備涉足租車業、採礦業、旅遊業的華裔商人。他們敢作敢為，開風氣之先，相信將在古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留下自己邁向成功的足跡。
在古巴還有另一類華人，那就是為數可觀的中國留學生。有趣的是，這3000多名莘莘學子全部來自大陸的邊遠地區，如內蒙古、新疆、青海、寧夏、陝西、甘肅、貴州、四川、雲南、重慶等，沿海省分的一個也沒有。除小部分就讀古巴其他城市的院校，大多數人都負笈於著名的哈瓦那大學。據瞭解，安排內陸學生來古巴深造是中國政府「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組成部分，這種機會頗受青年學子及其家長的青睞。
雖然哈瓦那大學餐廳的伙食為人詬病，中國留學生在古巴還是過得很滋潤。中國政府發給每個人的生活費高達200歐元，他們可以自己買菜做飯，閑暇時還能下下館子。鑑於中國學生人數眾多，哈瓦那大學專門在近郊新辟一處校區，供他們居住。新校區門禁森嚴，環境整潔，治安無虞，不如人意的是上網速度太慢，更不能安裝視頻，與家人聯絡只能靠長途電話。
記者一行在古巴的各個觀光勝地，都看到結伴出遊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消費可以使用「土披索」，花費十分低廉，所以高級度假村照住不誤。他們中一些人已成為同居的男女朋友，還有人與古巴朋友同墮愛河，準備成家於此。很多少男少女對記者說：「我們就喜歡這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