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界長期瀰漫著這樣一句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簡單的一句話，不僅蘊含大量玄機，還勾勒出中國體制甚至中國模式的大致景象。
這裡有三個問題需逐個把玩：一是，力量是如何集中的；二是，怎樣辦；三是，究竟什麼事才能算大事，誰說了算。三問題相互掣肘，關係複雜。例如，即使人們對於何為大事達成共識，那麼，怎樣集中，如何辦成大事，辦事成本幾何，效率怎樣，也是需要考慮的。
先讓我們看看力量集中的過程吧。據媒體報導，2008年四川大地震期間，國內許多單位領導為了看上去好看，更為了自己的仕途，曾下令直接扣發員工薪金充當善款。這種「被慈善」的行為不也是「集中」的結果嗎？從程序上看，此類集中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因為它綁架了捐款人的意志，褻瀆了慈善的高尚。
上海世博會無疑在許多國人眼裡算作大事，尤其當官媒鼓噪說，這是中國在世人面前展示風采、甚至中國崛起的重大時刻時，幾乎沒人敢質疑這不是大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媒體也報導美國這樣一個富國在如何籌措參加世博會的750萬美元的費用上遇到了麻煩，據稱曾一度想取消參展計畫，後在美國國務卿的親自干預下,這筆費用才有了著落。在民主國家，不用說花750萬美元，有時即使是修個公共廁所這樣的小型公共項目，也要辯論數週甚至更長的時間。
相反，在國內，即使花上億的錢，很多時候也是領導一拍腦袋的事情。許多事後被證明是「豆腐渣」的工程，就是這種拍腦袋式決策的產物。在這種體制下，全國各地建成僅僅十多年的大樓、路橋等都在城市新規劃的旗號下被拆除了，那些本該「活到」70歲的高樓大廈，壽命被早早地提前終止。民間智慧將此類現象歸納為，計畫、規劃不如當地領導的一句話。顯然，這種既不透明也不公開的暗箱操作，注定會導致貪污、腐敗和豆腐渣工程。畢竟，領導不是神，我們不應也不能指望其為專家。
如果我們想要避免集中力量時可能出現的偏差，那麼，就應該借鑒現代民主國家的成功作法，如公開和透明等，這也是大勢所趨。政府在舉辦公共工程等通常認為是大事的項目時，向納稅人公開或徵得多數納稅人的同意，能夠有效避免決策失誤留下的後遺症。
再讓我們看看辦事的過程和效率。學術界有這樣一種觀點，即政府在舉辦公共項目時總是存在效率不高的特質。問題在於，即使我們關於未來的設想和規劃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前期的大拆除、大折騰也會直接降低我們辦事的效率，因為前期的浪費和失敗無法迴避，必須考慮到。
歷史的經驗需要吸取。在中國那個後來稱為「困難時期」的令人不堪回首的歲月，全國人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精神指引下，大練鋼鐵、「大躍進」以及趕超英美等做法，不僅未取得任何成效，而且還直接導致大飢荒這一人為災難。
今年又值奧運年，但坊間卻不斷爆出不太和諧的聲音。例如，多個調查機構的報告都顯示，中國國民的身體素質在下降。這與中國參加各類國際大型體育賽事金牌越掙越多的事實不太相符，甚至可以說匪夷所思。不過，細想起來也不足為怪。因為中國體育領域恰恰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個「典範」。政府把大量納稅人的錢財拿去拼競技體育的金牌，在惠及普通百姓的全民體育健身運動方面的投入自然不足。幾年前，西方媒體曾長篇累牘地報導中國從國外高薪聘請很多教練，專攻奧運金牌項目，其中包括許多既無群眾基礎，又無觀賞性的運動科目。
於是，究竟什麼是大事的問題便繞不開了，官方認定金牌可提振國民的愛國心，增加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辦如此大事是否值得或是否有效率，卻值得商榷。假定普通百姓身體素質的普遍提升事關中華民族的未來，那麼，目前的幾塊金牌又算得了什麼呢？想想看，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們，想要進行一些體育鍛練，尋找體育設施是多麼費時甚至奢侈的一件事情，因為城市周邊全改成大樓了，缺乏便捷可利用的體育設施。
幾年前，媒體也報導，中國奧運金牌的經濟成本是每投入7億元人民幣才能生產出一塊金牌，而體育強國俄羅斯每塊奧運金牌的投入大約為2000萬人民幣。大致算來，俄羅斯奧運金牌的生產效率大約是中國的35倍。如果以20萬元可修建一所希望小學或捐贈一坐鄉村學校圖書館計算，那麼7億元人民幣可修建3500所。多數人會同意，從長期來看，將這7億元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教育，遠比弄一塊很快被人們遺忘的金牌對社會更加有益。當這些資源用於解決貧困地區兒童的教育問題時，用「功德無量」來形容也不算過分。可見，如果我們從全社會的角度，尤其是從長遠看，中國體育界長期奉行的舉國體制辦成的事情其實並不算大。即使事情辦成，拿到他們希望拿到的金牌，我們依然可以說他們辦事的效率很低。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的現狀還有，許多正在長身體和急需接受教育的少年兒童被過早地送入各級體校，導致他們無法獲取基本和完整的教育，未來退役缺乏生存技能，這或許也是中國體育集中力量辦大事帶來的另一種低效率。
說到底，無論是力量集中過程中導致的權力濫用，還是辦事效率的低下，都是體製造成的。其實，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最難回答的問題莫過於，究竟什麼事才能算作大事，因為即使在民主制度十分健全的國家，人們對何為大事也難以達成共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 Arrow）1951年在其成名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曾採用公理化的方法，對通行的投票選舉方式能否產生出合乎大多數人意願的選擇，或者說「將每個個體表達的先後次序綜合成整個群體的偏好次序」，進行過研究。他的發現是驚人的，即絕大多數情況下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人們仍無法獲得一種令全社會都滿意的結果，這便是「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核心思想。於是，整個社會對於究竟何為大事難以形成一致意見，也就容易理解了。
西方學術界一直流行這樣一句話，即這個地球上最壞的事情既不是個體所為，也不是市場所為，而是政府所為。曾幾何時，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是舉全國之力，試圖干成他們所理解的「大事」，然而這些所謂的「大事」不僅以失敗而告終，而且還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在集權制度下，由於沒有正確的決策機制，那些試圖做大事的努力不僅不會取得好的效果，而且極易導致更多的災難，中國當年大煉鋼鐵和「大躍進」運動便是實證。正是因為對過去我們走過彎路的清醒認識，近年「不折騰」一詞開始在中國政壇走紅。然而，儘管領導者抱有不折騰的願望，但如果體制不變，被折騰的情形就無法阻止，因為下級政府總會有折騰的衝動。如果考核政府官員的體制未變，那麼，摧毀舊的建立新的直接推動GDP的項目還會層出無窮，納稅人被折騰的事件也會繼續上演。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如今在一些民主國家，限制政府行為早已是一種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社會精英和公眾對於政府試圖擴大權力的各種努力也都十分警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場合，許多民主國家的政府也是常常限制政府的觸角，如盡量使用市場機制即「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社會力量的配置，促成大事的辦成等。例如，1984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奧運會便是由私人來承辦的。事後證明，這場運動會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極其成功的，特別是改變了以往奧運會如燙手山芋，總是虧本買賣這一根深蒂固的局面。
由此可見，對「集中力量可以辦成大事嗎」這一問題較為全面的回答應該是，集中力量可以辦成大好事，但多數時候辦事效率不高；集中力量也可能辦成大壞事，導致大災難，且難以挽回。
其實，人最大的悲劇莫過於不知道自己的錯誤，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這對於個人是適用的，對一個國家和政府何嘗不是如此。一個執政黨在動用納稅人血汗錢，應對人民利益訴求時，保持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和戰戰兢兢都是必要的，這一點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算過分。那種自詡「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態度，不僅幼稚，而且可笑，甚至可以說是無知。畢竟，正確與否往往我們自己說了不算，只能由人民和歷史說了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