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權力「機器化」
重慶模式正熱時，很多人都認為薄熙來會在中共十八大「入常」（當上政治局常委）。我傾向不會，但不確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當做一個驗證：能入，說明中共尚未完全「機器化」，還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則說明中共已經完成「機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還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們傳說的那樣入常主管政法，我們的處境會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會帶來變化，而破局需要變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機器化」。
王立軍的出現改變了進程。薄的下臺似乎成了偶發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已無法驗證。不過，我仍然傾向在王立軍事件前，中共內部已形成隱而未發的倒薄之勢。如果不是這樣，僅王立軍不會使其下臺，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權力黑箱中擺平。王立軍只是一個引爆點，把本可能溫水煮青蛙的倒薄，變成了一場喧鬧大戲。
我用「機器化」表達這種意思：非「機器化」的權力是由領袖主導，按領袖的意志運轉；而「機器化」的權力不再有真正意義的領袖。權力集團的每個成員都是機器零件，按照剛性結構相互配合與制約。最高權力只是一個位置，由誰填充不重要，但同樣不能違背機器規則，更不能破壞機器自身。
這是今日中共與毛時代的一個本質不同。毛可以扭轉權力方向，改變權力規則，甚至可以將權力機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團，在毛之後決心不允許文革再現，鄧小平推動的「黨的建設」、「發揚黨內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現可以凌駕於黨、傷害官僚集團的毛澤東。
而薄熙來，恰好扮演了重慶的毛澤東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於理想，還是野心，他在重慶走了一條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單純經濟改革的弊病，不惜觸動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觸動的格局正是經濟改革的產物，已經佔領經濟改革的制高點，這使得他只能從政治領域尋求合法性。
中共的經濟改革全盤否定了毛，但是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政治上卻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當今弊病，這給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間，也給薄為自己的行為找到護身符。薄搞「唱紅」是為了展示這種合法性，同時是利用集體記憶對民眾的動員，雖然被外界視為鬧劇，對薄卻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則是為了克服權勢集團的抗拒。他空降重慶，人地兩生，從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權勢和資源的地頭蛇聯盟呢？??既然權勢集團幾乎人人違法，法治就是「合法傷害權」，想打誰打誰，也就成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過，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權勢集團有權又有錢，可以把法律玩弄於股掌。薄必須甩開法律的束縛，把「打黑」變成「黑打」。李莊案就是一種宣告：老子不跟你們玩法律！
「黑打」靠誰？一個和當地沒有利益牽連的酷吏——王立軍就是這種角色。還需要暴力機器的效忠。薄通過讓重慶數萬警察全部重新競爭上崗，以得到這種效忠。
歷史上酷吏可以權傾一時，然而樹敵太多，太過跋扈，幾乎都無好下場，主子也會在達到目的後將其拋棄。聰明的酷吏需要保護自己，王立軍在為薄當鷹犬時沒有忘記這一點，並在最終關頭鋌而走險。他太知道黑箱之黑（親手製造無數），因此進了有陽光的美國領館。
薄隨即被裝進黑箱，遭到同樣黑打。黑打並非他的發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紅打黑，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慶實踐自己的路線，為黨找到出路，用以換取常委之位，再推廣到整個中國。這中間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機器化的權力所容，必置他於死地呢？
3. 卡里斯瑪與平庸機器
薄在剛被免職時，豪邁地宣稱經歷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時他肯定沒想到自己會被扔進攪拌著貪污、謀殺、姦情乃至間諜的齷齪糞坑。對他而言，即使倒臺也只有路線鬥爭才與其高貴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溫家寶最初暗示過路線分歧，後面的定調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這就是目的：不能讓高貴者高貴！就是要讓所謂的太子卑污化！機器化的權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瑪式人物（以個人魅力和威望獲得大眾追隨與效忠的領袖），那是最不穩定的結構，可以被領袖任意改變，官僚安全也最無保障。中共要防範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範卡里斯瑪再現。
溫家寶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實薄的重慶模式和文革並不沾邊，可以讓人聯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瑪，包括「唱紅」的群眾運動，尤其是「打黑」傷害權勢集團，踩到了權力機器的底線。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Hu」、「Who’sXi」。「不折騰」的平庸是官僚集團最愛。如果重慶的卡里斯瑪不鏟除，終有一天會變成中國的卡里斯瑪。如果靠折騰可以入常，將有層出不窮的小卡里斯瑪紛紛效法，黨將再無寧日。正是設身處地考慮中共機器的這種邏輯，我才認為即使沒有王立軍，薄熙來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對於權力機器，王立軍的價值在於把事件刑事化，有利於對薄熙來卡里斯瑪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線鬥爭是不會公開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線鬥爭幾乎總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眾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識形態挂羊頭賣狗肉，進行路線論戰只能自取其辱，反而會進一步提升薄熙來的卡里斯瑪。
薄熙來事件是對黨內僭越者的殺一儆百，會促使中共進一步機器化。對這一點，國內外很多人都沒看清——中共並沒有因為這個事件產生分裂和混亂，而是從此更加一統、有序和穩定，也就是更為徹底地機器化。
4. 官僚集團的民主性
因為專制權力只有通過官僚體系才能貫徹，只要損害官僚集團的利益，官僚就會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把上級決策架空，使之無法推動落實，我把專制權力內部這種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質，稱為「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這是權力機器化的基礎。
無論是在古代王朝還是近代的專制政體，「官僚集團的民主性」都廣泛存在，它不體現於制度和程序，以潛規則方式發揮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類似物競天擇的演化。官僚在具體問題上有競爭，總體卻是相互聯合的共同體。他們精於謀劃，利益一致，利用現成的官僚體系串聯、共謀和形成庇護網路。專制權力要得到貫徹，便得順應「官僚集團的民主性」，滿足（或至少是不觸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而非陽奉陰違的對抗者。
即使以毛澤東的權威，要開展觸及官僚集團的運動時，甚至無法在北京發出一篇文章。毛最終的方式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越過官僚集團，直接號召底層民眾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團。但是毛仍然離不開官僚集團，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樣會演化成利益集團，「官僚集團的民主性」就會繼續起作用。毛死後屍骨未寒，老婆被關進監獄，近臣一網打盡，而被他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全面復辟。
飽受文革摧殘的鄧小平決心在黨內建立對領袖的制約，他藉助的正是「官僚集團的民主性」——或稱「黨內民主」。今日中共，高層權鬥比任何時期都弱，權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領袖不再是凌駕於官僚集團的獨裁者，而是為官僚集團爭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穩位置。
可想而知，這樣的「黨內民主」同中國民主與人民民主沒有任何關聯。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國民主希望寄託於中共「黨內民主」的人，給中共最多的建言是從黨內派別制度化開始，期望那會成為多黨制的起點。其實，派別制度化在中共黨內早已進行，基本成為成熟體制，但是多黨制卻因此離得更遠。
外界把中共分為「團派」和「太子派」，既不準確也易誤導，另一種分「江派」、「胡派」則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認為將其稱為「N派」和「N+1派」，最能體現中共分派的本質。
有人群就會有分派。連毛也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麼分派？怎麼讓派系競爭成為互補而非你死我活的惡鬥？對機器化的黨，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壞機器，反而要成為穩定機器的組成部分。
如此高難的題目，被鄧小平解決。那並非是鄧的有意設計，是他對權力傳承的安排，同時解決了這個難題。
權力傳承一直是專制政體的難關。古代按血統，簡單明瞭，仍然免不了皇室殘殺和宮廷陰謀。近代專制的權力傳承往往伴隨更大震盪。毛澤東幾次安排接班人，卻未防住他死後的宮廷政變；鄧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也先後被他廢黜，釀成幾乎顛覆中共的「六四」。
鄧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時指定兩代接班人，江澤民（N）和胡錦濤（N+1）。一代只能在任兩屆十年，其後就要交給下一代。這種安排的好處，是在兩代接班人之間形成一種制約，江到時需要交權，因此不會產生敢於背叛鄧小平的自我膨脹，其交權後，自身會落到胡的權力下，為了自身安全就會避免你死我活的鬥爭。而胡必須仰仗鄧小平給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證按時輪換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樣淪落悲慘下場，因此一定把鄧小平奉為圭臬，誓死維護。
鄧的權威，保證了這種安排成為權力集團共識，雖然沒有明文，但在實質上形成約束。即便在鄧死後，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時把權力交給胡。中共第一次實現權力平順交接。對於鄧，也許考慮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順，但是由他開的這個頭，卻在中共的政治生態中繼續延伸——當江澤民把權力交給胡錦濤時，也仿效鄧小平，指定了胡之後的接班人習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為模式。
而黨內的分派，過去總是體現為路線鬥爭，導致黨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獨裁者一統全黨才會穩定。但是那種凌駕所有山頭的獨裁者也會凌駕於黨，以其個人意志給黨帶來破壞，同時仍然免不了下一次傳承時的震盪。隔代指定接班人，則會在黨內自然形成兩個山頭，以隔代劃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隨接班代數變化。兩派之間沒有路線鬥爭，區分只是輪替掌權的順序。這種輪替完全按照規則，不需要競爭，只是等待時間，因此會比民主政治的政黨輪替還要穩定。
雖然兩個山頭總是一強一弱，不會在同一時間勢均力敵，但反而有助於避免爭鬥。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會主動挑戰，只要保證不出事，自己就會到時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強方，但會避免過分壓制弱方，因為強弱會隨接班而變化，弱方一旦接班就會變成強方，要避免那時遭受報復，就要在自己強時有所收斂。
強弱關係隨接班轉換後，從弱到強的一方仍然不敢過於膨脹。除了前任仍有實力，必須顧忌，還因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屬於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著，對方一派會在自己屆滿交班後又變成強方，因此在自己變強時就要考慮自己終會變弱的變化。這種規則，使得兩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護，構成強弱輪替，相互制約，又把握分寸，避免鬥爭，依存大於分裂，以聯合為主，爭鬥為輔，可以長期持續平衡的機制。
可以說，專制權力從由個人掌握轉為由集團掌握，從獨裁者獨攬大權變成權力機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穩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保持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穩定，空前團結，是為驗證。薄熙來事件沒有影響這種穩定，又驗證了經得起考驗。專制權力毀於傳承內鬥的歷史教訓，將使官僚集團把這種模式視為救命藥而精心培育，並制約在位者不得加以改變。
中共是否已經將「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徹底制度化，尚待最後的檢驗——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會有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讓我們對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稱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質：都是「N」，差別只是一個「1」——輪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統稱「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沒有主義、路線的不同，沒有執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沒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權力遵循規則輪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罷我登場。派別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大於不同性。派別相互無需競爭，也就不需要尋找區別，因此不會有創新，也不會有因派別不同而給社會提供的選擇。這樣的分派，不會有變革，只會有對變革的防範。薄熙來之落馬，就是因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變化。
中共從革命黨變為權力集團，不再企圖用階級鬥爭創建勞苦大眾的天堂，而是通過「改革開放」創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標都在自身權力的鞏固和利益的滿足。這樣的權力集團怎會放棄專制？革命黨的殘暴手段，今日政權並未喪失，只是因為有了計算得失的務實，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認為收大於支，便會毫不猶豫。毛時代在主義受挑戰時可以殺人，今日政權在權力受挑戰時也不會手軟。
如果這個權力集團還會在政治上有什麼改革（如溫家寶宣稱），要麼只能是空頭支票，如開展了近三十年的鄉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麼只是出於自我謀利的調整，或是在「治理」層面的修補堵漏。
在權力沒有機器化之前，權力由領袖主導，還可能存在突破。那當然存在危險，如希特勒的戰爭、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進步，如蔣經國的開放黨禁，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轉型。權力爭鬥造成權力集團分裂，可能導致法西斯政變，也有可能為尋求民眾的支持而開放民主。而在權力機器化之後，領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權力集團的利益代言人。「中共黨內，政改已死」，此說一語中的。
7. 未來的突變
那麼，「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萬世了呢？
歷史上國家力量從未像今天這樣強，中國民間也從未像中共統治下這樣弱。力量對比的懸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沒有可能，悲觀者似乎看不到挑戰中共的任何可能。然而問題在於專制權力總是不停地製造矛盾和自身敵人，其鎮壓能力卻一定會到頭，那時積累的矛盾，就隨時可能以突變形式總爆發。
沙堆理論藉助攝像機和計算機，觀察和計算沙堆頂部每落一粒沙會連帶動多少沙粒移動。初始，落下的沙粒對沙堆整體影響很小。但是當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達到「自組織臨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時，沙堆就開始一體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會產生一種「力波」，儘管微細，卻能貫穿沙堆整體。那時沙堆的總體結構將隨每粒沙的落下逐漸脆弱，說不定哪粒沙就導致結構突變——坍塌，也就是所說的崩潰。
一個西方諺語說斷了馬蹄釘，絆倒了馬，摔傷了將軍，輸掉了戰爭，亡了國家。那國家當然不是因為馬蹄釘而亡，用沙堆理論解釋，就是其內部危機已經超過臨界，馬蹄釘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後一粒沙。中國也如這樣的沙堆，各種矛盾衝突不斷積累，遲早會使沙堆超過臨界。而到了連馬蹄釘都成了「不穩定因素」時，專制政權控制再嚴密也無法防止突變發生，因為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會不可能不變，當權力內部不再變革時，就免不了這種外部突變。目前，民變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國形成，一件蠅頭小事引發「暴民四起」的全局動盪某天會不期而至。那時，因為現代社會之連鎖緊密，喪失了政權整體性整合的社會，在權力真空中滑向同歸於盡的速度可能遠超出現在的想像。
面對這樣的前景，未來中國可謂步步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