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作品《毛澤東槍殺耶穌》，儈子手是由七個手持步槍射擊的毛澤東的雕像組成。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年的春天捲著紫雲英和油菜花香悄悄來臨了。中國南方的春天象突然上演的話劇，充滿著勃勃生機。無窮的能量通過潮濕扑鼻的綠葉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記不起1970年春天的美麗了。我只記得那個春天到處響著「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口號，到處都是判處死刑的佈告，天在我心目中總是慘黃而陰暗，泥濘的地似乎到處躲藏著死亡，儘管我知道1970年的春天不會比1972年的春天更多雨。
1972年的春天雖使人感覺社會已恢復了秩序，但是到處是「階級鬥爭」，「專政」的口號，我感覺不到那個春天扑鼻綠葉香味的沁人心脾，卻記得那個春天的濕冷。
1972年的春天給我的印象卻十分美好。林彪於去年九月份死於蒙古，中國政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很多老幹部復職了，以前被視為走資派的陳毅(前外交部長)也在報上恢復了名譽。勞改隊犯人的零用錢恢復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兩元，三大隊的圖書室也恢復了。圖書室有一個報刊雜誌目錄，從這個目錄可以看到，有幾十份期刊，雜誌將復刊，犯人被允許用自己的錢訂這些雜誌。
我訂了三份雜誌，《國外科技動態》，《中國科學》，和《學習與批判》。當然用我父親郵匯給我的錢(勞改隊的零用錢只夠買手紙，牙刷，牙膏)。從報上可以看到周恩來越來越活躍，而江青、張春橋這些左派卻很少露面，我想起劉鳳祥的一句預言：「文化革命與其說是毛澤東的勝利，不如說是周恩來的勝利，隨著社會秩序的恢復，周恩來會越來越主動，而毛澤東會越來越被動。」
新來的關教導員
這種微妙的政治變化給我們三大隊帶來了一位復職的老幹部「關教導員。」原來那個惡狠狠的劉教導員被調走了。而這位新來的關教導員，據說是文革中的「走資派」。他講一口地道的東北話，一聽就知道是1949年南下的幹部。這些幹部比那些只會講本地化的1949年以後當上幹部的人顯然資格老得多。關教導員經常向犯人保證改善伙食，每月，殺次豬吃次肉，看一次電影，用這些犯人喜歡的事鼓勵犯人安心工作。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為「物質刺激」的修正主義路線。犯人們最大的物質要求大概就是每個月多吃幾餐肉，多看幾場電影。
特別是自從1960年以來，勞改隊有好幾年沒有電影了(社會上，那段時間也沒有電影)，1972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勞改隊放映，每個月放一次。每次放電影前後，電影片成為犯人們的一個主要話題。放映前的幾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們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復，也感到理性的恢復。這種微妙的變化特別集中表現在報紙的宣傳上。報紙上文章的語調十分像1962年一樣，總是有兩個意義相反的句子聯在一起，比如「我們應該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業務工作做好，」「我們應該走群眾路線，但是也要發揮專家的作用，」「我們應該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但是也要重視教育質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後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強調的是「但是」後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號。
一九六二年是我從小學畢業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時中國正在從大躍進後的混亂和飢惡中恢復過來，一切都在「向右轉」，農村在搞「包產到戶」，工廠裡，在推行「工業60條」，強調「利潤挂帥」，「業務第一」，「物質刺激」，「專家路線」。教育界在改變招生政策，以前入學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進好學校，1962年改為以考試成績為唯一的錄取標準。長沙一中成了全國的重點中學，很多右派都被請回一中以提高教學質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齡少年那年都因為成績不好沒有考上一中。我是極少數考上一中的高幹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沒有一個高幹子女，我的同學大多是工程師，醫師和教師的孩子。後來有兩個高幹子弟從高班留級到我們班，我才有了兩個高幹子弟同學。比我們高一年級的學生進中學的錄取標準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試成績。那年我的數學老師，生物老師，外語老師都是右派份子。他們剛被學校當局從勞教營請出來。
記得第一天上課，我們的班主任告訴我們，大躍進以來的教育質量比50年代初低得多，而50年代的教育質量又比1949前低得多。所以學校要重新重視教育質量，恢復長沙一中大躍進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學率。
想起了一九六二年
1972年的春天，周圍發生的變化是我想起1962年的一切，1962年的氣味，1962年的天堂，1962年我們家住的省委「榕園」旁那百花齊放的花園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1962年我從來不認為那種環境是多麼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剛坐牢時，我還覺得那麼舒適的生活環境讓人感到物質的滿足導致精神上的空虛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從來不知道中國社會的下層是什麼樣子，總是幻想有一天能像小說中在社會上闖蕩的主人翁一樣，經歷社會底層富於刺激的生活。十年後的1972年，那美麗的花園，榕園邊的洋房，安靜的校園對我來說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間天堂了。
現在周圍全是穿著破爛棉衣，衣上印著「勞改」字樣，光著頭的勞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裡面是十幾人共睡的大統床。充滿著汗臭和低級劣等菸草的刺激味。在經歷過革命的騷動，有過被剝奪社會地位的痛苦經歷，受盡侮辱和羞恥後，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對我來說像是雨後的陽光。我像所有參加過革命的舊日貴族一樣，在秩序和理性恢復時，感到深深的欠疚--為我過去革命的狂熱，但又為自己父母和家族的在革命中被顛覆的身份而悲憤。這場革命沒給任何人帶來好處，但卻使我家破人亡：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母親被逼自殺，兄妹被趕到農村勞動。
有兩件事特別激起這種對革命顛覆我的家庭的身份的悲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復放電影「英雄兒女」，那是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影，有不少頌揚共產黨幹部家庭的情節。這類電影和作品是多年來沒看到了。自文革以來，共產黨的幹部在文藝作品中往往是走資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從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幾本莎士比亞的劇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歡的竟是「麥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寫王子在「麥克佩斯」政變後被顛覆身份的悲憤感。
新來的關教導員助長了我的這種情緒。關教導員對我特別關照。他來三大隊不久就把我調出了強勞力組，讓我去做些稍微輕鬆的工作(例如去種棉花而不是去種水稻)。後來又把我調到基建組，不但工作可以輕鬆一些，而且可以學習建築，設計房屋的技術，但是我畢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滿優越感的高幹子弟，而成了一個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來說，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從來不認為我與其他反革命有什麼本質的差別。我不喜歡關教導員的「階級路線」。關教導員對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顯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這不是關教導員的脾氣。而是當時得勢的周恩來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
那個春天，我們組有兩個犯人被釋放了。他們都是犯了「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而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個小名叫周流子。他進勞改隊前是個鄉下的初中學生。他不喜歡他村裡的「造反派」。「什麼造反派，全是些造飯派，平時都是些好吃懶做的傢伙，專門跟生產隊長過不去，文化革命中，搗亂成了好事，他們也成了英雄。把我們公社的社長，黨委書記又鬥又打，還下放到我們村來。但管起生產來，還是這些老幹部行!」周流子給我舉過很多例子，證明老幹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幹部正派，能幹。我這個「造反派」聽了他的話雖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得不承認，農民支持保守派可能並不完全是盲從，而是有他們的政治傾向性。周流子是因為罵毛澤東，林彪，和江青而被叛刑六年的。他一直不服，經常與勞改隊的幹部吵架，也被當做「反改造分子」鬥爭過幾次。1972年春天，當幹部把他叫出去，大家都以為幹部又要找他的麻煩了。想不到他回來就清理行李，告訴我們，他被無罪釋放了。他是個出身好的人。三代都是貧下中農。
雷大炮的仇恨
在大多數犯人眼中，關教導員是個心腸好的幹部，他經常在吃飯時間進監房來，看犯人們對飯菜有什麼意見和要求。但有一次我卻看到他的兇惡的一面。那是一天夜裡雷大炮又在放炮的時候。雷大炮姓雷，但原名不是大炮。因為他成天咒罵共產黨，所以犯人都叫他雷大炮。久而久之，連他本來的名字也忘了。
雷大炮個子矮小。講一口我不大容易聽懂的方言。我第一次注意他是早晨官方的有線廣播時。雷大炮站在廣播對面的走廊上，指著喇叭在說什麼。喇叭裡正在廣播通過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培養教育幹部的消息。我一邊吃飯，一邊注意聽雷大炮的評論。「你吹什麼牛，你們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全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數一數你們共產黨高級幹部中有文化的人，誰不是國民黨的大學、中學培養出來的!」他的口音在我聽來十分不動聽。但是他的思路似乎非常清楚。他的神態有點神經質，旁若無人的樣子，根本不理他人的反應。他用手指著廣播喇叭，聲音時高時低：「你就是會搞殖民主義，你建的勞改隊就是殖民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也是殖民主義。你把整個中國變成了殖民地。中國現在就是一所大監房，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坐牢。」他的聲音低下去，我聽不清他下面的話。
每天早晨，雷大炮都在對著播音喇叭咒罵。罵的內容一般都與廣播中的內容有關。有天夜裡，雷大炮有在大罵共產黨，聲音大得崗樓上值班的士兵聽見了。不久關教導員進來了。他怒目園睜，與平時和藹的樣子決然相反，一開了監房的鐵門上的銷，馬上大聲命令：「值班犯人，拿繩子來。」兩個犯人把繩子拿來，關教導員命令道：「把他給我捆起來!」接著他親自動手，把雷大炮上「死綁」。雷大炮毫不反抗，嘴裡卻還在咒罵：」共產黨殺人不眨眼，屠殺無辜。」關教導員把繩子結兩個套，套在雷大炮的兩個手腕上，用力把他一推，他像小雞一樣跪倒在地上。關教導員順勢把雷大炮的雙手反在他背後，然後把兩根繩子穿在吊在脖子後面的一個繩套裡，他死命拉緊繩子，把雷大炮的雙手從後面往他的後脖子拉，關教導員滿臉仇恨，臉因而變了形。我心裏萬分難過，看到雷大炮毫無反抗的身體慢慢因不支倒在地上，咒罵的聲音也突然停止了。我看著關教導員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心中真為他難過和替他害羞，我實在不理解他為什麼如此仇視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我甚至懷疑他的仇恨是故意裝出來以顯示他的「立場堅定，愛憎分明」，但從他眼睛中可怕的恨火，我不得不承認這是種我不能理解的真正的仇恨。
接著有幾天，雷大炮沒有出工，幹部把他留在號子裡進行審訊。一兩個有病留在監房的犯人告訴我們，整個審訊過程中，雷大炮從頭到尾罵不絕口。從他的咒罵一個病號犯人聽出來，雷大炮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員，1950年代初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共產黨鎮壓。文化革命中彬州的造反派為了防止出身不好的人造共產的反，成立「貧下中農法庭」，把出身不好的人統統用活埋，槍殺等辦法殺害，雷大炮的哥哥為了抵制這場大屠殺，把出身不好的年青人組織起來，互相通風報訊，四處逃亡。文革後，秩序恢復時，他哥哥被當局逮捕，以「反革命組織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聽到他哥哥的死訊後，沉默寡言的雷大炮突然開始不停地攻擊和批評共產黨。於是他被判刑十五年，到了勞改隊。
幾天後，建新農場開宣判大會，這又是一個以殺人威嚇犯人在春耕農忙季節拚命工作的大會。雷大炮這次已被真正上了死綁，他的臉上沒有任何畏懼，嘴巴還在不停的動，一定還是在繼續攻擊共產黨。死刑判決書果然證實了雷大炮的家世。宣讀判決書的幹部滿臉殺氣地念道：「其父是國民黨的反動官員，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我人民政府鎮壓，其兄在文化革命中因組織反革命組織被我人民政府鎮壓。他對我黨和人民政府有殺父殺兄之仇。」這張判決書等於是公開表明瞭要把這些仇恨共產黨的被殺害者的後代「斬草除根」。這種無人性的屠殺政策等，使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與仇恨。我第一次感到可以理解雷大炮對共產黨的仇恨。
道縣事件的活證人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那場大屠殺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稱為「彬州道縣事件」。三大隊有四五位道縣事件的活證人。一位是我同一組的姓何的農民。他平時極其老實，對人總是低眉順眼，笑臉相迎，對上司的命令總是絕對服從，從不反抗，像一個順從的奴隸。但他像沒有魂，行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瞭解他的犯人告訴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縣事件中全被「貧下中農法庭」殺害。殺害的手段極其殘酷。民兵用槍逼著他父親親手活埋了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只有五歲。然後命令他父親給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
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階級敵人」。城裡造反派把共產黨組織衝垮後，很多支持共產黨的「保守派」就跑到鄉下，動員支持共產黨的人組織了「貧下中農法庭」，屠殺「階級敵人」，以防止他們與城裡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這四個「道縣事件」發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裡失勢的時候。據官方的統計，大約有兩三千「階級敵人」在這場大屠殺中喪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過這場大屠殺的。由於受了極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兩個月會發一次瘋。有天夜裡，我上廁所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廁所大聲吟唱，像和尚作道場時念佛經。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裡上下舞動，口中唸唸有詞，接著又轉過背前後走動，邊走邊揮舞木棍，唸經的聲音時高時低：「大道，蒼天，不殺，不負。神天有眼，道行道歸。」我走過去輕聲道：「何呆子，你該去睡覺了。」他一反平常對人和順的態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經。舞他的。我斷定他在發瘋，只好回監房去向其他人求助。瞭解他的人都說，這是因為他被大屠殺嚇瘋了，每個月總要發幾次瘋，沒辦法治，讓他去。過兩個小時他自然會恢復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經起來了，表情和平時一樣，和順與謙卑，臉上再也沒有昨夜的殺氣。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發瘋時講了什麼當局認為是「反革命」的話而做牢的。
另外一位「道縣事件」的證人是這次事件中的一個殺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寶，看上去只有二十幾歲的樣子。邱寶健壯得像頭小牛。有天在監房外邊的養豬場勞動時，看到公豬和母豬正在交配，來了「神」，褲子都勃起來，他站著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圍的犯人都大笑起來，向他起鬨：「邱寶，站起來呀，又不是大便，蹲著幹什麼呀？」「邱寶，又不是要你配種，你來什麼神呀？」邱寶三代貧農出身，道縣事件前，愛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兒。這女孩子一家受盡了出身好的人們對他們的歧視和欺壓，發誓，長大以後絕不嫁給出身好的人，只嫁給地主的兒子。女孩子長到十八歲，如花似玉，周圍不少貧下中農的兒子都來求婚，全被拒絕，並被告知非地主的兒子不嫁。道縣事件時，幾個過去求婚被拒的貧農的兒子衝到這個地主家，當著女孩父母的面，輪姦了這個女孩，然後把全家殺死。文革後秩序恢復後，這幾個殺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寶就是被判刑的一個。如果輪姦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會被叛無期徒刑或死刑。
我和幾位老者聽完一位與道縣事件有關的犯人講完這個故事後都不停地嘆氣。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聲說：「這就是共產黨法律的階級性，法律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呀!」
一九七二年的復舊給我的印象是如此複雜，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又是共產黨無理性的野蠻政治迫害和階級歧視，階級壓迫的恢復，那個春天既充滿著溫暖和明媚的陽光，又充滿著「斬草除根」和屠殺的血腥味。正因為我有了從社會上層到最下層的經驗，我懂得了「復舊」和秩序的價值，我不再像1962年「復舊」時那樣不懂得珍惜復舊的價值。但也正因為這從上層到社會最下層的經驗，我也更明白了這秩序的殘酷與黑暗的一面，懂得這「理性」的野蠻的一面，我在珍愛復舊的價值的同時，卻更加仇恨這殘酷的「秩序」。
摘自楊小凱《牛鬼蛇神錄》
原標題：復舊和斬草除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