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原有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的不斷上升，中央決定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的主線是極其必要的。方向雖明，但轉型不會自動發生。如何突破「知易行難」，將轉型落到實處，不僅關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攸關下一個十年中國的社會穩定。
幸運的是，廣東最近幾年的實踐為下一個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以東莞、深圳等為核心的珠三角堪稱「中國製造」的重鎮。珠三角的製造業起步早，也最早面臨轉型的巨大壓力。
汪洋的廣東實驗，既有主動為之的戰略遠見，也有不得不轉的現實壓力。概而言之，汪洋所體現出的「轉型領導力」包括以下要素。
1、正確的方向。面對不斷上升的社會矛盾，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種看法把矛盾歸結為市場化改革，認為腐敗和收入差距懸殊等社會不公是市場化的必然結果，進而提出否定市場化路線的主張。為了吸引民眾支持，這些人描繪出「均貧富的民生路線」，對底層群眾很具迷惑力。重慶的「唱紅打黑」即為典型，這種模式以目的的正當性來掩蓋其對法治的踐踏和對納稅人公共資源的濫用。
另外一種觀點則強調現在的問題不是市場化本身帶來的，而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決方法是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
汪洋非常鮮明地表示，廣東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作為未來發展主導思路。在汪洋的報告中強調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核心是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等事關全局的重大關係；重點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並需要繼續深化經濟領域改革，需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2、擺脫GDP崇拜。長期以來，地方官員對GDP增長頂禮膜拜，因為這不僅關乎政績，也能帶來稅收和官員個人利益方面的好處。片面追求GDP，甚至不惜破壞環境、踐踏社會公平，無疑是不可取的。諾貝爾獎得主森認為，發展的目的不僅在於增加商品消費數量，更要關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潛力的發揮。科學發展，要摒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片面性，從「以物為中心」過渡到「以人為中心」。汪洋上任後提出建設「幸福廣東」，以「幸福」期待GDP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說，「廣東現在不打經濟仗了，江蘇願意超廣東就超吧。」 5月9日汪洋的黨代會報告只有1.6萬多字，報告全文沒有用一個數據，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來總結成績。上行下效，這無疑有助於打破基層官員的GDP崇拜思維。
3、突破政治週期的狹隘觀念。官員只關心自己任期內的事情，中外皆然，這是官員的個體理性，也是政治週期的必然。但如果官員都採取「擊鼓傳花」的做法，矛盾將不斷積累直到失控狀態。吳敬璉先生憂心：「目前大眾普遍對政府對於防止事態惡化措施不力嘖有煩言，甚至將其形容為‘下定決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從當前事態看，批評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為是完全有理由的」。汪洋談到經濟轉型時曾說，「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鑒於轉型任務的長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員都應該具有這樣的胸懷。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指出：「推進轉型發展不是在公園裡散步、在沙灘上晒太陽。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沒有拋開個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實事求是的勇氣，沒有逐個突破體制機制等障礙的堅韌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
4、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意味著利益格局的重塑，必然會遇到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對。國企改革、三公消費改革、教育改革、金融改革莫不如此。5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汪洋的文章《探索廣東特色之路》，文章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說其艱鉅,是因為利益格局調整的不容易,是因為‘自我否定’的不容易,更因為新路探索的不容易。比如,囿於傳統利益格局,不願轉；不具備知識能力,不會轉；體制機制約束,不能轉。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改革者一旦手中有了權力，就會蛻變為改革的反對者，即使特區深圳也不例外。汪洋一針見血地說，「現在深圳的部門越來越多，法規越來越健全，但是燃燒歲月的激情越來越淡漠。現在的環境至少沒有讓人覺得我們比1992年前後、改革開放初期更好吧？」
5、重塑體制。管理學上有一條原理：考核什麼，就得到什麼。對政府官員而言同樣如此。不管和諧社會的口號喊得有多響亮，只要不改變現行的體制，類似烏坎事件的問題還會不斷出現。正如汪洋所說，「要更新觀念推動轉變,也要靠機制倒逼促進轉變；要制定政策引導轉變,也要學習培訓學會轉變」。要推動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就必須從改變官員的激勵機制入手。長期以來，只注重口號呼籲，忽視考核機制的引導，是改革流於形式的重要原因。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只有設計出符合官員利益的有效機制，才能使得官員成為改革的推動力，而不是陽奉陰違的阻力。
6、小政府，大社會。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強勢政府的主導作用，即「政治經濟一體化」。這一模式導致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干預不斷加深，結果政府本身即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滋生腐敗的主因。經濟轉型，要求政府轉向「看不見的手」，退出經濟活動，致力於維護法治和公平競爭。汪洋非常深刻地指出，「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首先要從執政黨和政府頭上開始。需要創新社會治理模式，需要強化民主法治不能讓權力‘尋租’扭曲市場經濟。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問題，基本形成法制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制度框架。現在最需要解決的是，這些不同的利益群體對執政黨和政府機關的影響，這一點確實主要體現在政府的審批事項上。 」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靈魂深處的革命」，應該自上而下推行。汪洋抱怨說，「廣東想免收企業費用，中央部委說廣東不能帶這頭。」
7、觀念突破。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這場深刻的利益格局調整中，政府本身的改革處於漩渦的中心。要實現「政府自己改革自己」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務，離不開政府觀念的突破。我們要克服「政府萬能」的思維巢臼，放權讓利於民，讓人民自己去追求幸福，這才是市場經濟的真諦。汪洋指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併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讓人民群眾大膽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只有把政府和人民的位置擺對了，政府才會接受社會監督，才會真正「為人民服務」。汪洋說，「我每天都看微博留言，經常能看到批評我的，當然這也可以理解，我們是執政者，是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好像也有合理性。鼓勵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更注意網路聲音，因為在這個平台大家可以更大膽、更直率、更尖銳地對執政者提出意見。」
汪洋在推動廣東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正視社會問題，重申改革開放路線，直面既得利益的阻撓，強調通過體制改革引導轉型，將口號轉化成行動，摒棄GDP崇拜，「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自覺接受社會監督，革新政府觀念，樹立民眾權利意識，建設「小政府、大社會」，這都是未來十年中國社會改革亟需的領導力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