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三峽大壩研討會
一九九二年人大通過三峽提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凡事中國人喜歡五年一小慶，逢十要大慶，三峽這個曾經被共產黨的宣傳機器稱為創造了無數項「世界之最」的碩大工程，今年在中國卻無人提及。倒是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些環境科學家們，在這裡舉辦了「長江三峽大壩研討會──三峽大壩之後我們學到了什麼」，對中國國務院去年五月十八日通過，但是並沒有向媒體公開的那份《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作出了回應。這個研討會的參加者，有美國自己的環境科學方面的專家、環境保護機構的官員，有加拿大環境保護組織「探索國際」的學者，有日本的學者，更重要的是，大會組織者費盡周折申請到一筆經費，邀請了十幾位來自大陸的各方人士──有贊成三峽的，有反對三峽的，參加了這個研討會。會議共有十三個專題發言，涵蓋了三峽工程縱覽、長江洪水問題，三峽工程竣工後對大壩以下河床、水質、魚類、地質（滑坡、地震），生態、周邊自然、人文環境各方面的影響，等等。大陸來的發言者，除了戴晴是研討會特邀的午餐時間客座發言人外，都是大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有一定聲譽或地位的學者、人士。研討會最後一位發言的是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任星輝，他的發言題目是「三峽是誰的工程？」。這個極為年輕的學者，從經濟學角度對三峽工程提出探討，引起數位出席研討會大陸人士的質疑，有的甚至表示了十分的憤慨，認為他的發言談的是政治而不是科學，凸顯出三峽工程在大陸從經濟角度進行科學研究的嚴重缺失，令人切膚地感到大陸目前的「市場經濟」真正是個跛子國策。
戴晴、李銳實事求是，至今不改
研討會期是兩天，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我有幸參與此會，要感謝戴晴。本來研討會的開篇講演，主辦單位是選定她來作的。這麼多年，為了阻止三峽工程的上馬，戴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三峽上馬直至竣工，她始終沒有放棄對它的關注，對它建成後的一系列嚴重、可怕的問題，窮追不舍，顯示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勇氣和堅韌。記不清是哪一年，戴晴因三峽問題獲得一個國際環境組織的大獎，有人跑到我父親那裡去說：怎麼是戴晴，應該是您獲獎才對。老頭兒說：我雖然也反對三峽，但是戴晴在國際上起的作用我比不了。這次戴晴卻偏要我父親來做這個開篇講演，說：我算什麼呀，李銳來做才最對、最棒了！當知道四月十三日恰恰是老頭子滿九十五歲的生日時，她更加堅持，不但要李銳替代她，還慫恿我參會，用英文向會議宣讀父親的講稿，說：這是你一生一次的機會，決不能錯過。我因此參加了。
那天，大螢幕上是陽光衛視的王利波先生和同事們事先製作好的父親朗讀他的講稿的錄像，還有父親青年時代形象的閃回，他跟水電有關的照片和三峽背景，我在一側的講台上替父親唸稿。會間休息時，國際河流組織的政策主管，瑞士人白好德先生特意走到我身邊自我介紹，說沒想到能看到李銳的畫面和聽到他的講演，今天又恰恰是他九十五歲的生日，太不可思議了，太令人激動了，讓我一定轉達他對我父親的生日問候。我在灣區的兩個朋友石皖陽和吳遇也特意趕來參會，算是給老頭子的生日捧場，皖陽是下了夜班直接坐地鐵來的。大會的協辦組織之一，加拿大「探索國際」的執行會長阿達姆斯女士告訴我，他們會將老頭子的英文發言稿放在四月十三日這天他們的英文網站上，作為給李銳生日的禮物。他們還在會場外的報到桌上放了很多份李銳的發言稿，開會不久，就一份不剩了。我替老頭子高興，多少年了，他在大陸被禁聲，在這裡卻有如此多的人關注他對三峽問題的看法，傾聽他的聲音。
三峽是父親牽腸挂肚了五十五年的事情，舍不下，丟不了。繼母告訴我，一九九二年人大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三峽上馬提案那天，她陪老頭子在家旁邊的馬路上久久散步，老頭子傷感之至：怎麼得了！將來對子孫如何交代？事至此，大局已定，老頭子仍想挽回，繼續上書。最後一次上書是三峽開工後一年寄給朱鎔基的，說三峽現在還沒有做什麼工作，停下來還來得及，歷史上是有先例的：丹江口、葛洲壩都因設計問題，停過工。三峽事體太大，還是停下來再細細議過吧。後來朱鎔基打來電話，說是跟總書記江澤民說了，江讓轉告：顧全大局，以後不要再說反對的話了。老頭兒從此能做的就是交代自己的外孫女巴筱忙：將來三峽出了事情，你要記住你的外公是堅決反對的，至死都反對。
去年三峽終於蓄水到設計水位：一百七十五米。很多估計到、沒有估計到的事情都出現了。父親在他的講稿裡說：「令人痛心的是，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嚴重，還要危險。」與會的一位學官也承認，三峽大壩以下因卸沙量的減少，造成對河床的掏涮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話說得很輕飄。真是印證了茅於軾先生在一九八九年文章裡說的：「三峽工程的論證會，幾百名專家對工程又要負什麼責任呢？也沒有規定有什麼責任。在誰都不負責任的情況下，作出的論證並根據這個論證來作決策，真是太危險了。」
「學官」，研討會上的「新新人類」
「學官」是這次我從大陸與會學者那裡知道的一個新名詞。我向傳知行研究所的那位年輕研究員任星輝請教：大陸來的人中，有些人一看就是知識份子的模樣，像範曉先生、陳國階先生，有一種儒雅、沉穩和實在的風度。可是有些人，英語呱呱叫，比範曉先生強多了（他讀、寫能力佳，但是聽、說能力不好），講演中也是列出一串串的數據，圖片做得很有條理，顯示出一定的能力和水準，可我怎麼就是覺得他們不像學者，而更像官僚呢？任星輝告訴我：國內管這樣的人叫學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具備一定的學術能力，但是他們首先確保的是自己能夠在體制內舒服地生存，如果發現自己的研究方向顯然與上峰的意圖不符，他們會非常自覺地糾正自己。說得直白一點：他們做學問的目的是以尋求仕途為目標的；說得卑微一些，他們只是為了多賺點課題費而已。
大陸學者「語焉不詳」的苦衷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我跟一些與會的大陸學者在私下裡談，他們對三峽工程負面效應的結論斬釘截鐵，所作講演提供的數據也支撐著他們的結論。但是他們在台上講演時，在展示了一系列的數據和圖表之後，寫在幻燈片上的結論語言卻是：「ＸＸＸ現象不能肯定是三峽大壩造成的。」這令與會的外國學者大惑不解，向我詢問：「我聽糊塗了，他們的話怎麼繞來繞去的？明明大壩蓄水之前和大壩蓄水之後的數據證明那些糟糕的現象主要是三峽大壩造成的，怎麼結論卻是：‘不能認為是三峽大壩造成的’呢？」我也無法回答，說：我跟你一樣，也讓他們弄糊塗了。向範曉先生請教，他說：因為三峽大壩是政府支持的工程，與政府唱反調，說三峽大壩的壞話，是要十分謹慎的。大會召集人菲利普先生問：那你範曉為什麼就跟他們不一樣呢？你一是一、二是二，數據對比證明洞庭湖、鄱陽湖的乾枯、鼠災、荊江河段河床的加深……等等現象，是三峽大壩造成的。你怎麼就敢於面對事實和數據下結論，不繞彎呢？範曉笑了：研究結果是什麼，我就說什麼，沒有必要迴避嘛？陳國階先生也說，我早就想開了，不再想當那個學部委員。只有那些跟著他們跑，聽他們話的人才能當上。錢正英都是工程院士了，那個委員還有什麼意思。我就是有什麼說什麼。
兩名三峽主上派，有著較高政府行政官階的報告人，講的還是幾十年前的陳詞：上三峽是為了防洪，它的防洪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展示的還是：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治國方略中就提出過要修三峽（不提孫中山修三峽僅僅是為了減少險灘，改變通航條件），歷史上幾次長江洪水的照片，一九五四年武漢大水的照片。我提問說：「您的照片不全面，應該把去年重慶洪水淹到朝天門的照片也放上。您說三峽大壩之後長江就不受洪水之害了，那去年四川的洪水如何解釋呢？」他回答：「這確實是個問題，三峽水庫的泥沙沉積是會抬高重慶的水位，加大洪水危害，我們正在考慮解決這個問題。」如此回答，窮追猛打已無意義。會間休息，一位學官模樣的大陸學者主動走到我身邊解釋：「您剛才的問題，答案是因為三峽大壩的防洪效應只對大壩以下的荊江河段起作用，對上游是不會起作用的。」我問：「為瞭解決湖北的洪水，抬高大壩上游的水位，讓四川人挨淹，這樣以鄰為壑的作法對嗎？有道理嗎？」他不回答我，顧左右而言它了。會前頭一天晚上，遇到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的副總工程師程博士，他知道我是李銳的女兒後，主動表示對李銳十分敬佩。我就不客氣地問：「修建三峽為了防洪，一九五四年長江大水，其實武漢的水位比你們所說的三峽要防禦的一八八七年千年一遇的洪水水位還高二米，只死了四千多人；但是只為防洪而建的河南板橋等水庫垮壩，一次淹死了二十五萬人。到底是堤防防洪危險還是水庫防洪危險呢？」他糾正我：一九五四年死人不是四千，而是四萬。我說：「好，就是四萬，四萬也只是二十五萬的零頭。」他不理我了。我也知趣，不再因為那句「對李銳前輩十分尊重」，而推心置腹地繼續跟他討論。
三峽大壩對荊江大提的危害
很可惜，我沒能參加十四日的會議和那天下午的開放討論。聽戴晴後來跟我說，十分精彩。陳國階、任星輝的發言精彩，一些大陸學者的「群起攻之」也頗有看頭；菲利普教授對範曉的提問精準，範的回答明確，一些大陸學者對範曉結論數據的「研討」也十分「有趣」。有幸的是，研討會舉辦方準備將大會的發言稿以及會上的討論都集結在一起，出一本這次研討會的文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已表示鼎力支持，允諾出版。我期待著，相信也會有很多像我一樣的普通中國公民期待著這本書的問世，讓我們知道三峽建成之後，中國、中國國民正在面臨的是什麼。
我無幸在研討會上提出我的問題，藉此文章，補上我的一個問題：三峽上馬的「有功之臣」、前三峽省籌備組長，有名的「就地後靠種橘子」開發性移民策略的倡導人李伯寧先生，當年非要建三峽不可的最有力理由是：荊江大堤千瘡百孔，再來一次一八八七年那樣千年不遇的洪水必然坍塌，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暫且不論「千瘡百孔」是否屬實，就算李伯寧先生說的沒錯，他認為修建三峽大壩後就可將長江洪水攔在大壩之後，也是事實，這樣就減輕了荊江大堤的負擔。但是根據範曉先生在會上提供的數據，與會學官們也承認的事實：大壩建成之後，下瀉泥沙大量減少，長江水變清，流速加快，對荊江河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切割，目前已比建壩前加深了六米。陳國階先生補充：不但沖深河床，荊江多彎道，清水對荊江大堤一側產生正面沖刷，將泥沙反向推至另一側形成堆積，造成江水進一步地彎轉加大衝擊力；如此數年後荊江河道必然越來越紊亂，那時的沖刷模式不可預測。也就是說，擺在眼面前的事實是：本應減輕荊江大堤負擔的三峽大壩，實際成了李伯寧先生稱作已經「千瘡百孔」的荊江大堤的新殺手。荊江大堤及兩岸居民，非但未因三峽大壩的建立得以喘息，反而每日、每月都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傷害，真正是日履薄冰、日臨深淵。這個道理，任何一個有基本文化知識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李伯寧先生很幸運，已經過世，不必面對這個尷尬。但是不知堅持三峽工程是「解決長江洪水唯一選擇」的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我不問小人物，只問兩院院士錢正英、張光斗：你們如何作答？
大自然留給中共的時間不多了
一個專制的政黨，可以禁止一切跟它有不同意見的人發聲，或者把他／她送入監獄。但是共產黨再強悍，它也沒有力量建成一個監獄將大自然關在裡面。大自然是無情的，你不順應她，硬要跟她對著干、制服她，那你面臨的必將是滅頂之災。
大自然留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了。我們的現任國家主席、現任總理遠離大壩，三峽大壩合龍都不曾親臨現場，參加慶典，以擺脫與三峽可能出問題的干係。試問，這樣做對國家、對人民負責嗎？一九五二年父親到水電工程局上任伊始，碰到黃壇口工程施工出現地質問題。這個項目的上馬與他根本沒有關係，中央紀委卻找他問罪，《人民日報》毫不留情地發表社論大加批評。他沒有絲毫解釋和推卸，承擔起解決問題、補救工程的責任。與蘇聯專家現場勘查，一起制定了方案，將大壩在左岸拐了一個彎，與結實的岩層接了頭。黃壇口至今仍在運行。我不是因為李銳是我的父親而誇讚他，我要說的是，共產黨建國初期是有這樣一批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有擔待，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幹部的。但是五十年來經過無數次政治運動，優汰劣勝，剩下的只是些庸碌無為之輩。面對三峽大壩的後患，國務院制定的《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是否能夠讓真正的科學家出來擔綱，而不是任命學官主持這一工程？是否能真正地聽取選民的呼聲，將這一工程切實辦好，將三峽大壩的危害盡量地減緩、減小，拯救我們的母親河，不讓鉅額投資又進了那些貪官污吏的錢袋？老實說：胡溫無望！
對國家，不懂治理；對民族，沒有承擔
讓我們這些草民百姓退一萬步跟共產黨的第五代商談：你們要對百姓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國家負責！你們不能再以為三峽不是你這一屆干的，跟你沒關係，撒手不管。你們要刻不容緩地去那裡實地看看，看看移民們的苦難，看看大壩前面每日堆積如山的垃圾，看看庫區那六百公里醜陋的消落帶，看看地質監測站每日收集到的地震數據，看看大壩以下河床的泥沙攜帶數據，看看洞庭湖、鄱陽湖因為長江河床加深已失去回補的水源，看看長江入海口收集到的水樣化驗結果……。我們先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媒體開放、解除黨禁、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我們只要你對自己統治的子民僅懷一絲慈愛，尚存一息良心。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陪同剛剛平反回到北京，住在招待所的父親晚上出來散步，遇到一位三峽的主上派，我問他為何要上三峽，他豪情滿懷，翻來覆去地只有一句話：「此時不上，更待何時?!」現在這個話要用在三峽後續工程上了：時不待我呵！快點呵，否則一切都來不及了！
二○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