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是一名301解放軍醫院的外科醫生，20多年前他在急診室看到了令他終身難忘的場景，被子彈擊中死去的年輕學生們。多年之後，在SARS病情被掩蓋的時候，他選擇以實名公布真情並奇蹟般得贏得了這場公共衛生的「宣傳戰」，他是蔣彥永，一位誠實的醫生。但是因為良心的召喚，他和他的家人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價。
節選自PhillipPan（潘公凱）所著《走出毛澤東的陰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書的第八章。本書繁體中文版近期將於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譯者說明：因為本章的電子書製作提前於繁體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並非官方譯本，可能與最終出版的書中章節略有不同。
獻給一直銘記歷史的中國人
以下是本章節選：
他只是一個上年紀的醫生，但他使政府陷入了一個兩難局面。即使政府已在控制SARS疫情，蔣還是感到有些內疚。隱瞞薩斯病情不是他第一次需要決定是否向黨的權威低頭，面對錯誤行為保持沉默。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面臨過類似的選擇。他相信他當時的做法是可以見人的。他寧願接受退休，也沒有贊同政府的鎮壓。多年來，他覺得自己問心無愧。偶爾，他私下告訴朋友1989年6月3日夜間他在急診室看到的情形，但他從未公開發表自己對政府的批評。他同情那些被槍殺者的家屬，但他知道公開講出來會令他自己丟掉工作，甚至丟掉他的養老金和住所，並肯定會令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困難。而且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像其他數百萬被大屠殺激怒的人和對中國此後所走道路感到失望的人一樣，蔣選擇了在沉默中生活。
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個決定在他心頭越來越沈重。
他對此是否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能否做得更多？由於現在公眾稱讚他的正直，並把他譽為揭露政府隱瞞非典的"誠實的醫生"，他心中那份羞恥感和悔恨比以往更強了。正如他在薩斯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如果一個人面對權勢說出真話，能迫使黨承認其罪行並改變歷史，那麼他為何要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上保持這麼長久的沉默呢？這些年來，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協，太在意自己的個人安全呢？當這位上了年紀的外科醫生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他思考的就是這些難題。對它們他反覆考慮了好幾個月。然後，在黨慶祝抗擊非典的勝利，並盡了最大努力說服公眾忘記他之時，蔣彥永暗下決心，決定再次發言。他在非典危機中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資本，他決心利用它們替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討個公道。
蔣坐下來開始寫作，記錄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個夜晚，並把這份記錄交給了黨的新領導人。被壓抑的記憶和情緒如洪水一般湧來，他寫的一點都不費勁。「我是解放軍301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他寫道。「89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聽到反覆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約10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唿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唿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與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他的男友沒跟著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得發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
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
蔣寫到他如何努力搶救一個年輕的運動員，但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血漿，他最終死在了手術台上。蔣記得和一位軍隊少校的談話。那人也中了槍，但他自己覺得算是幸運的了，因為在他旁邊的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孩都被打死了。蔣報告說有幾位中槍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彈碎片擊碎，並懷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開花彈，粉碎後造成更大的傷害。蔣寫道，那天晚上他治療的學生都是無辜平民，是和平抗議腐敗和唿吁政府廉潔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戰士們理解這一點，他們拒絕使用暴力鎮壓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敗的頭頭在胡來」，並從各省召集增援部隊。那些部隊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學生運動，只被告知要對「反革命暴亂」開火。
在數月之內，蔣一頁又一頁地在信中寫出他的心聲。他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要打破他在天安門問題上的沉默。這些年來，他曾與朋友們討論此事。這些朋友當中很多人也因為拒絕採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鎮壓，已被提前退休。現在，他把信的草稿給他們看了，並要求允許把他們也寫進來。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激發起他的行動。他覺得好像他既是為自己在寫，也是為他們在寫。他所寫到的一個同學，軍事（醫學）科學院高級官員唐佩弦，在屠殺之後的清洗中丟掉了職務。當時黨的官員對他施壓，讓他支持鎮壓。唐告訴他們，作為一個年輕人，他當年參加了共產黨支持的對國民黨政府抗議的學生運動。他說，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推翻了他們的共產黨，怎麼能夠對學生動用機槍、坦克？蔣的另一位熟人，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在一次政協會議的文藝組上發言反對屠殺。沒有其他政協委員有勇氣站出來支持他——這些人裡有一些是國內最聰明的人才。蔣寫到，他們的沉默令吳很失望。在吳的晚年，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在吳去世前不久，他告訴蔣，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蔣寫到。"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
蔣還寫到了他一位病人的妻子，歷史學家丁子霖。她17歲的兒子在大屠殺中死亡。她是「天安門母親」的領頭人，這是一群家長，也有其他人，他們爭取記錄下在鎮壓中傷亡的人員姓名和他們的故事。蔣最近看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有關該團體的書。「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蔣寫到。「——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蔣寫到，每年「天安門母親」都唿吁全國人大採取補救措施，但每年都被置之不理。
黨擔心承認大屠殺會造成「不穩定」，但他認為，這種對穩定的迷戀只會激起更大的怨恨和不滿。每到春天，隨著大屠殺紀念日的臨近，黨就會變得緊張，並動員起來防止任何紀念受害者的企圖。它要人們忘記天安門事件，繼續前進。它先是把大屠殺說成是「政治風波」，然後又說成只是一個「事件」，並希望事情的真相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但是，人們沒有忘記。他們一直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每過去一年，他們的憤怒和失望都會進一步增加，而黨的焦慮也隨之攀升。蔣敦促新的領導人採取一種新的措施。他們應該承認黨派遣軍隊進入廣場，並責令其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是錯誤的。要解決大屠殺死者親人們的痛苦，要承認示威者並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誠實的愛國者。簡單地說，蔣要求他們結束謊言。他認為，只有在黨糾正錯誤之後，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這才是真正的穩定之源。
蔣給朋友們看信的草稿併進行最後的修改時，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離他揭露隱瞞薩斯疫情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全國人大又在準備召開。再過幾個月就是天安門大屠殺15週年了。從蔣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機非常好。"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他寫道。"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蔣把信複印了80份，並列出了全國高級官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全國人大的領導人。他把大部分信都通過當地郵局以快遞郵件發出。剩下的他請幾位有關係的朋友親手遞交。最後，他給了他醫院裡的上級幾份副印件，要求他們通過官方渠道上報。然後，他回家等待反應。
醫院的院長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恆在兩天後來到了蔣家。他們是有著長期軍旅生涯，對黨忠誠的官員。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依靠聽從黨的命令贏得晉升。朱是個自大的人，當時六十出頭，眼睛很細，嘴唇蒼白。他首先開口。所有公民都有權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寫信，他告訴蔣。但黨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場早已確定，作為一個黨員，他必須與這一立場"保持一致"。"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認識，"他說，"認識到你的行為是不對的。"郭則更不客氣。"你這樣做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宣布。蔣與這兩人爭辯一陣，當他們警告他不要把他的信交給媒體時，他答應不會那樣做。他提醒他們，他通過適當的途徑散發了他的信。並表示，他既不會接觸記者，也不會把信在網際網路上公開。這是一個容易作出的承諾。蔣的信發給了如此多的人，他知道別人把內容透露出去，只會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四天之後，果然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