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意是說：周文王稟受天命，昭示天下：周雖然是歷史悠久的邦國，但是卻不會在守舊中滅亡，只能在適應天下大勢中的革新中發展。周文王正是在這種國家的文化與體制的「維新」思想的變革下，才得以生存的同時，進一步帶領華夏民族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維新」的表現是建立在適應天下大勢變化下的變法，而變法的基礎是文化的進步。歷史是在不同變化的，隨著歷史的自然發展中人智慧的開發，在社會人力與物力持續變化下，社會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新變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階段，新國際變化、新國情，這個時候誰掌握先機，誰就能主導時事，以廣招人才來變革國家政治積極來適應和規範這種變化，才能在免遭淘汰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國富民強成為推動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堅力量和領頭羊。周國小邦，正是在周文王因勢利導的積極變革下，以仁義道德為基礎凝聚了商朝各邦的精英，在短短几十年就開闢了一個新文明，進一步推翻殘暴的商紂王而創立周朝，周朝八百年的歷史變遷也都是在文化與體制不斷的「維新」下得以發展的。
秦邦的變法也是借鑒了周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思想，只是秦邦的維新與變法是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商鞅變法是指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改變國家面貌，以此來謀求秦邦在戰國時代的背景下謀生存，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郡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人們忽視的商鞅變法是以樹立政府信義為基礎的系列措施，以法治人，以興民利來整合國家資源為國謀利；周文王的維新是以開發人的仁心與義理為基礎，以完善人的德行的政舉謀得的是人心，但是，無論儒家和法家的維新與變法都是以信義為基點。
秦邦法家的變法對中華民族影響深遠，特別是把「封土建國」的封建制度變更為郡主集權之國家管理制度，通過統一國家政令從根本上解決周朝在周邊其它民族虎視眈眈的危局下的各個擊破，從國家體制上避免了華夏民族的滅族危機。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生存史，就是維新變法的歷史。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面對舊勢力的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的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之時，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鞅的變法也正是繼承了前代歷史湯武、夏殷、周文王的維新精神，順應時事之集大成而已。
如今百年歷史，風雲變幻，研究近代中外史的學者看待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的時候，特別是中國人致命的弱點就是忽視了「明治維新」的文化精神的來源，都是在舍本求末中的用某種「主義」和侷限在各種狹隘的政治理論中，用術語和政治名詞的亂套和遣詞造句中進行所謂的研究。差之毫釐，差之千里，對中華傳統文化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國外研究學者研究不透這段歷史，特別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國政治文人和反傳統文化的學者們，有意篡改了近代國際和中國近代歷史真相，誤導了中國幾代人，這批人真可謂罪孽深重！
「明治維新」之意也就是周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精神的再現。日本自宋亡以後，在元朝與清朝中國漢人丟失天下的時期，從來都是以小中華自居，都已中華正統為修身立命之本，在近代西方文明興起，列國強盜環立周邊之時，「日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明治維新」也正是當年周文王在天下即將進入大亂之維新精神幾千年以後的再現！
在當前中國即將進入前所未有的新時代，正確認識日本「明治維新」精神的來源與文化的深層次含義，無論從復興中華文化樹立民族自信、自強之心，以此來確立國家和平過渡基礎，還是從國家層面的文化的建設和體制的革新而言，都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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