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大學？最簡單的回答莫過於培養精英的聖地。精英如何培養？最簡單的回答同樣莫過於學會為真理而獨立思考。在這兩個先決條件的基礎之上，大學欲達到其宗旨，必須不拘一格用人才，必須踐行大學自治，必須敢於追尋真理，必須為學生提供一流的大師，以幫助學生開啟通往智慧的大門。
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讓柏拉圖與你為友，讓亞里士多德與你為友，更重要的，讓真理與你為友。（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自建校以來，哈佛大學就一直努力向真理靠近，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各種阻隔，甚至不乏各種有違「真理」這一宗旨的現象，但是哈佛大學最後還是突破困境，從歷史深處走來，最終成為了現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所大學。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吳詠慧曾寫過一本小書，叫做《哈佛瑣記》，主要記敘作者早年留學哈佛大學的經歷。書中有一篇名為《哲學祭酒》的文章，描寫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教授，原文有這樣一句話：「羅爾斯講到緊要處，適巧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照在他身上，頓時萬丈光芒，襯托出一幅聖者圖像，十分眩眼。」這幅畫面，其樂融融，多年以來，一直在眾多學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原文的描述，當學期即將結束時，羅爾斯教授為同學們講完最後一堂課後，這位世界知名的大師級學者對學生們說：「我很感謝大家來聽這門課。但在課堂上所談的見解都是我的個人意見，這門課的研究還遠沒有結束，我希望大家不會被我所說的束縛住，而做到獨立思考，有自己的判斷和見解。」這才是真正的智者，不自以為是，不妄自菲薄，懂得真理的內涵在於不拘於權威，在於獨立思考。
語畢，羅爾斯教授緩緩地走下講臺。這一瞬間，教室裡的學生立即鼓掌，向這位尊敬的老師致謝。羅爾斯教授本來就有點內向害羞，於是他頻頻揮手，快步走出教室。可是，在羅爾斯教授走出教室後許久，學生們的掌聲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吳詠慧的雙手又紅又痛，便問旁邊的美國同學，到底還要拍多久？同學回答說：「讓羅爾斯教授在遙遠的地方還可以聽到為止。」一群熱愛真理、尊重學者的學生，加上一個頂級的大師，實在讓人生發無限感慨。
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的公開課最近幾年在網上特別火，受到大批中國學生的熱情追捧。作為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當代西方社群主義（共同體主義）最著名的理論代表人物，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在哈佛大學所開的本科通識課程──《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是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30年來已經有超過140萬名學生修讀了這門哲學課，2007年秋季更是有1115名學生選修該課，創下哈佛大學的歷史記錄。
在這門課結束的時候，邁克爾·桑德爾教授說道：「13個星期之前，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談到了學習政治哲學的快樂之處以及它的風險。我談到哲學是怎樣的，通過顛覆了我們的即成觀念，使得過去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我試著提醒你們，一旦熟悉的變得陌生，一旦我們開始反思我們的環境，世界將不再一樣。我希望你們至少已經體會到了一點點的不安。這種不安會促發我們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上的完善，乃至我們的道德生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討論已經告一段落，但在另外一個意義上說，它還會繼續進行下去。從一開始，我們就問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繼續進行這些爭論，即使它們引發的問題最終都不太可能，得到解決。理由是，我們一直都生活在這些問題的回答中。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即使有時候這些問題無法回答，但我們還是無法迴避哲學。我們開始的時候，談到了康德的一個觀點，即懷疑是人類理性的休憩之處。懷疑，讓理性能反省，其教條式的漫遊旅程，但懷疑也並非是永久的安身之處。康德寫道，僅僅停留在懷疑或自滿，絕不足以克服理性之不安。這門課程的目的就是要喚醒你們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將把你們帶向何方。如果我們至少做到了這點，如果理性的不安繼續在折磨你，現在或將來，那麼我們就不是一無所獲的。謝謝你們。」這段話剛一結束，整個哈佛大學禮堂1000名左右學生，全部起立給教授鼓掌，這一場景頗似當年羅爾斯教授所遇到的。
邁克爾·桑德爾教授這席話引人深思，間接告訴了我們為什麼哈佛大學能夠鑄造無比輝煌。懷疑精神是邁向真理的第一步。作為培養人類精英的大學，理應為全體師生創造一個可以進行獨立思考的自由環境，使其不受制於世俗，不受制於權力，唯此大學的宗旨才能實現。
然而，中國的大學遠遠沒有如此幸運。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先生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大學，其深刻的批判不得不讓我們這些中國學生慚愧。
對於中國大學近年來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強」之風，施密德特說：「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這種「以大為美」的風潮，同樣受到作家余傑的批判，其原話這樣說：「僅僅進行名義上的合併而沒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變革和教學體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國的大學就真能夠‘趕英超美’嗎？盲目擴招和大學合併，是否又是一輪新的‘教育大躍進’呢？」
梅貽琦先生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話一語中的！中國教育史上最光輝的篇章莫過於抗戰時期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可是神話般的西南聯大，不僅沒有寬大美麗的校園，而且院系都非常小，人數極少。反觀今日中國之大學，哪怕就是一所二三流大學，人數動輒幾萬，面積更是幾千畝以上，各種設施都遠非當年西南聯大所能比擬。如此這些表面看起來非常有利的條件，卻始終沒有培養出一批批稱得上世界級的人才。究其原因，自然在於中國的大學只知一味的追求表面的東西，卻忽略了一所大學所應該具有的獨立與自由精神。
在談到大學教師時，施密德特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們的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餬口的講臺，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真正意義上的事業。」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在施密德特看來，「中國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或許施密德特的語氣重了些，可是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現在中國大學確實有許多教師，卻鮮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者，更多的人是抱著犬儒主義心態，隨世浮沉，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施密德特說道：「文科的計畫學術，更是權力對于思考的禍害，這已經將中國學者全部利誘成犬儒，他們只能內部惡鬥，缺乏批評世道的道德勇氣。孔孟之鄉竟然充斥著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學者，令人失望。」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知識份子理應成為社會的良心，人類精神文明的忠實守望者，可惜現在中國，只有少數知識份子有操守，敢於默默地與一切不公平不正義現象抵抗，大多數知識份子則越來越成為槽糕現狀的辯護者，以至於知識份子這個稱呼都有點變臭的味道。
對於中國大學的考試作弊、論文抄襲、科研造假等學術腐敗，施密德特用另一種觀察問題的眼光分析：「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政權是腐敗的，那麼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同樣會駭人聽聞的腐敗。」施密德特的分析沒有錯，學術腐敗早已滲透到大學的每一個角落，嚴重制約著中國大學的進步。對此，著名學者丁學良教授指出：「從照辦蘇聯模式起，中國內地的大學已經同世界一流大學落了那麼遠的距離。現在全國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間都急切希望辦好大學，特別是縮短中國幾所頂尖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距離。可是，由於內地大學教員的招聘和晉身的評鑒制度漏洞百出，太不嚴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員和大學生怨聲載道；造成很多教員濫竽充數，很多教員多年來重複講義，從來沒有新的內容補充進去；造成很多所謂的研究論文是通過搞關係、送錢、開後門等腐敗性辦法發表的（甚至剽竊）；也造成中國社會假文憑的氾濫，並且由於學術資歷的不可靠，造成學術騙子的春風得意、四處橫行。」
在官僚化的大學校園裡，官本位的弊端暴露無遺。民國時期，中國有眾多著名的教育家，而時下中國卻基本上沒有一個聲名卓著的大教育家。民國時期，有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享有極高聲望的大學校長，可今天的大學校長几乎都成為了權力的綿羊，不僅沒有海納百川的胸襟，而且竟然還以一個「副部級」待遇而沾沾自喜。施密德特強調：「而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一樣，他們必須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今天的大學校長，更多的時候，不是將自己當作一個教育家，而是當作一個官員，是來統治大學，而不是來管理大學，是來謀取私利，而不是奉獻於教育事業。
對於通過中國政府或下屬機構的「排名」讓中國知名大學躋身「世界百強」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爾克加德的話說，它們在做「自己屋子裡的君主」。中國大學明明落後於世界，相信大多數人都知道這一點，可是當局卻不肯承認，還要弄出過自己授意的排名，來為自己遮羞，實在有些滑稽不堪。
中國大學的問題非常之多，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大學無法進行自治，完全淪為了政治的附庸。大學裡的一切人員，幾乎都可以用行政級別來區分，一切事物同樣可以憑藉行政權力來決定。權力覆蓋一切，權力主宰一切，學術和教學只能按照官方的意圖行事。
大學的宗旨在於培養高素質人才，在於追尋真理，在於有一個獨立而自由的地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特別指出:「大學應該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擾。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都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畫腳。」可是，中國的大學恰恰相反，不管好壞，都完全臣服於權力的腳下，任其蹂躪。
80年代，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先生曾痛感於中國大學的墮落，便在武大進行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提倡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可惜，好景不長，改革剛開始沒多久，就招來了多方的阻撓，最終被國家教委罷免，一次拯救大學的行動就這樣宣告破產。
政治附庸下的大學，只能迎合權力當局的意圖，任何的改革都都只能在當局劃定的範圍內進行。可是，政治附庸下的大學，還能稱其為大學嗎？
古代中國有許多學校，在中央一級有太學或者國子監，可是一般學界都不將這些機構看作現代大學的起源，更沒有稱它們為大學。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機構是政治權力控制下的產物，基本上只為統治集團服務，完全沒有大學應當具備的獨立與自由精神。今天的中國大學同樣如此，自上至下一派官場作風，跟古代教育機構十分類似，如何稱得上一所真正的大學？整個中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徒有大學之空名，卻缺乏大學之實。
現代大學起源於西方。1810年，德國著名學者、教育改革家威廉·馮·洪堡在普魯士皇室的鼎力支持下創立柏林大學，確立教學和研究相結合的方針，提出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和大學自治的宗旨。柏林大學顛覆傳統大學模式，為現代大學樹立典範，被後人譽為「大學之母」。縱觀西方各大名校，都會發現，這些大學無一例外都是半獨立的自治機構，倡導獨立與自由精神。可是，反觀我們中國，沒有一所大學是自治的，無不是政治權力的附庸。
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自然不僅無法培養一批批有良知有才華的大學者，而且還會助長各種不良現象，投機分子將會充斥在校園裡。錢學森先生逝世前給中國教育留下了一個不得不讓人認真對待的問題，即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問題的答案相信錢老自己是知道的，之所以把這個大家心知肚明的問題向全社會發問，無非是希望當局能夠反思教育體制。當然，中國這種教育壞境並不代表一個世界級人才都不能培養，只是說無法培養一批批傑出人才，而且就算培養了個別幾個傑出人才，僅僅也是官方為了遮羞所想方設法弄出來的。中國運動員在世界上屢屢得獎，給人一種體育大國的感覺，可實際上，國內真心熱愛體育的人特別少，國民身體素質更是不容樂觀。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就是舉國體制的結果。在這種體制下，哪怕國內體育現狀非常糟糕，國家仍然可以憑藉強大的動員力量鍛練一批奧運冠軍，來為自己遮羞。同理，大學現狀縱是百般差勁，當局仍然可以運用舉國體制培養幾個大科學家，只不過科學不同於體育，才使得大科學家至今未培養成功，但是倘若將來有一天培養出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絲毫不能證明中國是教育大國和文化大國，因為那些只是國家遮羞的結果，況且就算成功了，也僅僅幾個而已，卻無法培養一大批的傑出科學家。
此外，投機分子在大學裡甚是囂張，有良知有主見的人日益成為大學裡的邊緣人物。公共道德、擔當精神、公民意識、正直、歷史使命感這些本來人人應該具備基本品性，突然在大學生之中變得稀有，成為一件奢侈品。
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曾這樣不客氣地評價我們的教育：「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技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
蘭德公司的評價雖然難聽，卻都是實話，墮落和投機是時下中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關於這一點，余傑同樣深有感觸：「如果說當代人的墮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頭撞去的飛機裡，爆炸之後屍骨蕩然無存；那麼大學生的墮落則是從機艙裡逃出來後作自由落體運動，可得一副全屍。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過多了一把佈滿破洞的降落傘而已，照樣摔個半死不活。」當代大學生，越來越差勁，道德、良知已不復，朝氣逐漸凋謝，老氣、世俗之氣則愈加濃厚，能力同樣在不斷減退。理科生再差勁，至少還有一技之長，可是許多文科生則除了當個老師騙騙一些混日子的學生外，基本上一無是處。
民國時期的大學生，追求真理，崇尚自由，敢為天下先，要麼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要麼成為救亡圖存的民族英雄。今天的大學生，一方面拜倒在權力和金錢的腳下，失去獨立思考能力，一味隨波逐流，奔波在名利場上。從理想主義蛻變為市儈，從純真降到世俗老態，今天的大學生，何其悲哀？
大學生的道德正在普遍性下降，犬儒主義成為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對於如此嚴峻的現實，國家為什麼不去採取有效措施呢？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著作之中，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分析道：「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決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以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佔據了統治地位。」今日的中國，政治上有太多不透明，既得利益群體佔據著權力的要害位置，為了確保自己的私利，他們肯定不會讓大學自治，否則一旦等到大批具有良知的精英被培養出來，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
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在當局嚴密控制大學的過程中，權力主導一切，腐敗的產生將會不可避免，進而導致犬儒主義盛行，而這一結果剛好十分利於當局的統治。試想下，倘若一個社會的大學生大都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心時事，敢於充當社會良心，那麼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怎麼可能會長久？哲學家羅素說過，中國要有熱心的青年十萬人，團結起來，先公益而後私利，中國就得救了。當時羅素所指的中國是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其情況遠比今天槽糕，那時的十萬人尚能改天換地，更何況今天呢？這些都是當局所不願看到的，因此中國大學的弊端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頂多進行小修小補。
整個中國大陸有兩千餘所名字叫做大學的教育機構，卻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