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後主持召開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專家和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和建議。令人矚目的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犀利哥」許小年也參加了座談會。決策層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憂慮可窺一斑。
從經濟數據的走勢來看，中國經濟確有「硬著陸」之虞。一季度GDP同比增8.1%， 增幅5個季度連降，二季度GDP「破八」已無懸念。6月份CPI同比漲2.2%，創29個月新低。央行罕見地一個月內連續兩次降息以安穩市場信心。
來自實體經濟層面的信號似乎更加驚心動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4月和5月，電力生產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率僅為1.7%，而過去十年間電力生產年均增長率為12%。同期鐵路貨物總運輸量增長1.3%，而2005-2011年間平均增長率為6%。煤炭輸出量佔到全國港口輸出量的70%以上的秦皇島，號稱「工業血液」的煤炭存量創出歷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股市投資者也明顯信心不足。上半年上證指數尷尬微漲26點，其表現在亞洲主要股指中倒數第一，留給股民長長的嘆息。
讓我們快速還原一下事情的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依靠「入世」帶來的出口繁榮、火箭式爆發的房地產市場和基礎設施投資，實現了高速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從過度消費轉向「去槓桿化」，中國出口銳減。為應對外部衝擊，中國推出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畫。
但中央沒有預料到的是，「四萬億」計畫為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提供了政治背書。結果，地方政府投資在「地方融資平臺」的掩護下全面失控，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飆升至超過10萬億元。2009年銀行新增貸款更創下令市場震驚的10萬億規模。
在過度刺激的背景下，房價再度飆升，通貨膨脹捲土重來，2011年CPI一度突破6％高位。突然之間，中央陷入三重挑戰：通貨膨脹、高房價引發公眾不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作為應對，中央採取了多管齊下的策略：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15.5%上調到歷史新高21.5%；清理整頓地方平臺債，減慢高鐵建設速度；對房地產採取極端的「限購」。
幾幅猛藥下去，效果自是明顯，通脹急劇下降至2.2%低位，房價也陷入徘徊僵局。但是如此療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於投資驅動，在刺激計畫的推動下2011年投資率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49％。在這樣的經濟格局下，貿然對房地產、地方政府投資、鐵路投資急剎車的結果不難想像：推動經濟增長的幾個關鍵引擎同時熄火，經濟急劇降溫。
三一集團是投資驅動型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成為今年投資大滑坡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各種大型工程「大干快上」的歷史大潮中，三一迅速崛起，2011年其創始人梁穩根更是問鼎「中國首富」。那一刻，也是投資驅動型增長的巔峰時刻。
今年以來的形勢急轉直下。今年5月份壓路機、裝載機、推土機和挖掘機銷量同比分別下滑29.70%、25.77%、29.90%和23.92%。2011年末三一集團的員工人數首次達到6萬人，而到今年6月30日員工人數減至5.7萬人。據2012年一季度財報，三一重工實現淨利潤28億元，但應收賬款達到201.23億元，是其淨利潤的7倍以上。
三一集團面臨的挑戰，是中國經濟模式挑戰的縮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正在迎來「三一時刻」：投資刺激已難以為繼，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模式。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尋找新增長模式的「經濟轉型」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不可能指望一夜之間從投資驅動就轉變為消費驅動。這一轉型過程本應更早啟動，但在投資驅動的慣性與改革惰性的雙重作用下遲遲未有進展，終於導致如今在投資動力衰退時新的增長動力難以跟上的尷尬局面。
顯然，如果繼續堅持當前的投資緊縮政策，經濟硬著陸並非不可能，其後果難以預料，也是不必要的代價。以房價調控為例，高房價的病根在於貨幣嚴重超發，以及金融體系不能很好地發揮優化資源配置功能，導致居民資金沒有合理投資去向與中小企業融資無門並存的奇怪現象，股市本身也因為「沉痾纏身」令人望而卻步。治理房價，必須從這些根本性因素入手。而「限購」只能讓房價穩住一時。一旦在地方政府收支危機、經濟硬著陸風險倒逼之下，房價調控被迫放鬆，房價勢必再度反彈。
中國經濟患的是「慢性病」，必須通過體制改革慢慢調理。企圖以「速效藥」來治療慢性病是危險的。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座談會上指出的，「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包括促進消費、出口多元化等，但當前重要的是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眼下，放鬆房地產調控，已經成為無奈但必要的政策選項。當然，放鬆房地產調控穩住經濟形勢之後，我們更應痛定思痛，從長計議，加快體制性改革，通過減稅、利率市場化、反壟斷、財政民主化、放權讓利等多種政策來直面「三一時刻」不可避免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