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願景、期望，在神九對接天宮一號的時節，似乎達到了階段性的頂峰。但令北京紅牆內官員吃驚的是，這些偉大成就不僅未能換來國內外預期的歡呼，還招惹了許多反感。對毛左時期記憶不陌生的人，會發現這些「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耗資千億的壯舉，都沒有當年那些花費無幾的「水壓機」、「萬噸輪」更能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和自豪感。是人們敏感的閾值升高，還是審美疲勞了？其實， 得不到內外歡呼，個中自有緣由。
當中國媒體聚焦衛星發射中心的屏幕，那些精心擺拍的各族民眾圍成淺半月型看電視轉播的鏡頭時，敏銳的西方媒體發現，西昌發射中心幾十公里以外的孩子沒有像樣的教室；在通往酒泉衛星發射場的公路上，中國工人揮舞鐵鍬和鎬頭，沒有任何機械，在人工修補公路路面。太空對接的高難度動作，和簡單工具的普通民工，中國就是在強烈反差和對比之中， 向世界自覺和不自覺的展現著它要展示的一面，和它不情願展示的一面。
神舟飛天，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並不高興，因為人們現在不是當年那樣可以被輕易的糊弄和滿足了的。公知說，面對災難深重的社會現實，神九是用「炮仗裝潢門面」，是「滿身膿瘡穿了條時尚內褲」。還有的人把科技和政治聯繫了起來： 「就算把火箭射到人馬座，也改變不了你是沒選票一屁民的事實。」
神九和「炮仗」的比較，估計來自人們對朝鮮發射了但不成功的飛彈、幾個捆綁在一起的飛毛腿一起落水的印象。其實，國內論壇上每每有人訪問朝鮮之後的觀感，在感嘆朝鮮民眾貧窮落後之際，都有幾分五十步笑百步的自豪感。中國民眾不知道的是，世界人民看中國，也和中國人民看朝鮮，有著一模一樣的感覺。
雖然官方大肆宣傳飛船上天，百姓的普遍漠不關心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知道跟著飛船上去的，還有豬肉、蔬菜和房子的價錢；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在那麼多中國中小學還沒有校車的時候，這個政權還捐贈校車給別的、更加富裕的國家。神九與天宮一號對接時，人們紛紛轉發《人民日報》當年痛批蘇聯不顧民生、發展宇航事業的社論。官方媒體不歌功頌德還好，歌功頌德更引發民眾巨大的反彈。
但仔細看來，民眾的反彈還只侷限於經濟方面，和攸關自己生活的方面。對接項目光油錢就燒掉30多億，人們覺得錢應該花在老少邊窮地區的孩子教育上。人們不理解的是，中國對控制物價、大學生就業、戶籍改革、公民福利、食品安全、官員貪腐等問題的解決，為什麼比登天還難！老百姓心裏想著的，是這些問題比神九上天要簡單。但事實上呢，登天其實還真的不難，解決那些問題才是難的，是官方根本解決不了的。
為什麼說「登天」不難呢？英國 Excalibur Almaz公司宣稱，已經準備送遊客前往月球度假，往返80萬公里，只要1億英鎊。公司將前蘇聯時代的太空站改裝成太空船，最快3年後就可以實施送人上月球。民間公司以低廉價格可以做的事，中國用「舉國體制」來做，自然不在話下。所以，登天真的不難，解決中國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才是真正難的。
航天科技的價值，一般認為，在民族榮譽之外，在於其推動國家科技發展，推動軍事科技發展。但中國花大氣力走到今天，外界發現中國 用的只是美蘇50年前的科技。要知道，半個世紀前，通訊、計算機和自動控制技術遠沒有今天這麼發達。換句話說，中國可以利用今天遍地皆是的計算機、自動控 制和通訊技術，來輕易做到50年前美蘇科學家做到的事。
中國的宇航項目，徹頭徹尾由軍方主導，但因為它採用的技術太舊，很難產生太多民用的成果。真的取得了成就，也只是官方軍事上的成就，與科學探索、開發人類新知，其實沒有什麼關係，那麼，人民有什麼理由為之歡欣鼓舞呢？！中國去月球照了些照片，但如果還沒有美國和日本的月球照片精度高，花這些錢又有什麼必要呢？中國研發航天技術，跟朝鮮研發彈道導彈，確實沒什麼區別。即使有了進步，世界人民也不會覺得是文明的進步，而只是專政權貴手中的大棒變得更大、更危險而已。
有人會說，美國的航天計畫，也至少有一部分是為軍事服務的。是這樣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果，屬於全體國民；NASA的許多成就，也與全世界分享。當年登月樣品回來後，NASA立即將之分到世界各國的實驗室，讓全人類的科學家共同研究、探索宇宙之謎。美國軍方當然可以從航天技術中獲益，但獲益是以技術轉讓的方式實現的，軍方要使用技術，必須付錢才能得到。但錢是從軍費裡出的，而軍費又是由民意代表、國會決定的。美國人民不會在民生出現問題之際，還要「勒緊褲腰帶」，去搞什麼勞什子的航天項目。
NASA 在過去50年官方花了5000－7000億美元，每年花費佔美國政府預算支出的0.5%。即使在冷戰高峰、美蘇軍備競賽之際，NASA最高年份的預算在政府總支出的百分比，也只有4%。從1966年高峰的4.41%，一直降到目前的0.5%。所以，當太空梭退役時，許多人感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這對美國民眾是有好處的，因為省下了大筆經費，也促成了民間公司的興起、介入航天領域。SpaceX公司的新式天地往返系統，與政府的太空梭相比，更加經濟、更有效率。
中國航天項目對內勞民傷財，技術含金量低，軍轉民潛力太小，經濟效益也不明顯。對外呢，威脅真正的敵手美國力量遠遠不足，威脅鄰近的小國又被周邊國家懷疑、憎恨。所以，官方精心培植的、以航天為代表的「崛起」，得不到內外的歡呼，又被內外所共同憎恨，原因就在這裡。
當前，人們對中國經濟的擔憂在增加，就連對中國樂觀的西方專家也有了懷疑。人們期待中國經濟軟著陸，但為此必須進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為許多問題與現行體制和裙帶關係有關。針對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低於預期的擔憂，2012年7月10日的《法蘭克福匯報》認為，「中國只能用中國來衡量，而不是用西方衡量。預告增長也是這樣，從來就沒有絕對數值，只是相對依據。北京若規定8%，就會（期待）達到至少多出1.5%。這一次是否也會成功，還難以確定。如果中國這個季度以低於8%結束，就會是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弱值，要是全年低於9%，就是10年來的最糟糕成績。然而經濟每年必須增長6%到8%，以創造足夠的就業。較之4年前的危機之際，利器已經明顯變鈍。中國2009年擺脫通縮，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加油，然而隨後的過量流動資金導致物價上漲不可阻遏。只有花費力氣並且以增長受影響為代價才得以抑制通脹。央行無法再走過於廉價資金的老路，尤其是這些資金湧向了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和不良貸款。而再次實行經濟刺激計畫同樣沒有出路，地方基層政府直到今天還在債務負擔下呻吟。"中國這次想把一切都做好，所以小心行事。然而重要環節無法把握，最新數據表明向歐盟出口明顯下降，歐洲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重要出口地區。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歐元區危機日益傳染世界更多地區、甚至底氣十足的亞洲人。……」
《法蘭克福評論報》認為，人們對中國經濟的擔憂「在增加」，「今年或許只會增長大約8%，對政治領袖來說低得不能再低了。局勢還不可怕，但是，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長期問題日益顯露出來。不透明的國企體系以及有後門的私人企業可以獲得極優惠的貸款和其它好處，導致巨大的投資失誤。」
該報指出，「中國懷疑論者早已有之，其可怕預言迄今沒有應驗。因為，中國經濟除了問題區域還有很多領域依然取得很大成功。然而，就連一些以往的中國之友也開始懷疑起來，提醒人們中國看似永恆的繁榮也會告終。比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維倫指摘說，中國一團亂麻的政治制度不容小企業進行充分的創新。多年以來，歐維倫一直屬於中國樂觀派，曾相信中國會實現極大的增長。」
「何以會爆發中國危機？一大擔憂在於，國有企業、尤其在基礎設施領域存在巨額不良貸款，其數額可能大到連官方政府大量的外匯儲備都不足以彌補。但中國也可能因增長減緩而面臨社會動盪的危險，因為內地勞動力依然湧向繁榮的沿海地區，卻找不到足夠的就業崗位。對世界經濟來說，中國的經濟崩潰將是災難性的，會導致巨大失衡，畢竟歐元危機已經阻礙了全球增長。中國經濟在全球分工中好比世界經濟的持續加熱器：大規模的出口，更大規模的進口，因為該國的主要業務是購買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再出口。其第二個支柱是國家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與之對比，私人消費僅僅佔中國經濟產出的1/3，在美國約佔70%，德國將近60%。」該報推斷說：「如果中國的經濟產出停滯，進口下降，那麼可能出現的景像是，原材料價格首先會急劇下跌。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以及其它原材料國家如澳大利亞將會與中國一道垮掉，德國也將大受影響，中國是德國的第5大出口市場。中國深陷危機的後果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人們幾乎無法想像。也許中國能成功地軟著陸，但為此也必須進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因為近年來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對於中國大部分的投資失誤和經濟問題，黨的特權和裙帶關係是負有責任的。無論如何，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靈丹妙藥不再有效。」
《華盛頓郵報》社論指稱，中國不是一個法制社會，也不是一個透明的政府。「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讓中國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發展。
文章指出，總有一些美國人認為代表這個國家的民主資本主義不如外國模式優越，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期。大蕭條時期的許多美國人都認為，納粹德國或蘇聯當時已解決了失業問題。今天，有些美國人說，我們應該學習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比如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的前任主席安德魯•斯特恩，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欄文章，敦促美國採取像中國那樣的「前瞻性的、長遠的經濟計畫」。當時斯特恩剛從重慶回來，對這個中國城市「在有進取心的、受到民眾擁護的共產黨領導人薄熙來的領導下，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印象深刻。但讓斯特恩這樣的西方崇拜者大跌眼鏡的是，薄的副手、前任公安局長王立軍闖入位於成都的美國領事館，申請政治避難未果，薄熙來在2012年3月15日被免職。很顯然，除了向斯特恩展示的「以人為本的發展」，重慶一定還發生了許許多多其它的事情。
中國領導班子必須解決中國社會的結構性挑戰——房地產泡沫和腐朽的金融體系。這些問題都由當局一手造成並不斷加劇。中國大陸知名的財經記者胡舒立表示：「如果我們的改革步伐，繼續落後於國有資本的擴張步伐，那麼我們很快就會聽到的話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官方的改革能力，正是這個「中國模式」的弱點。因為管理中國的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選擇的「精英」，他們無須對大多數人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