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下個月就91歲了。一部題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記錄片，講述了生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成為毛澤東窯洞牌友的歷程。
在那以後，他兩次身陷共產黨的監獄，長期忍受孤獨的煎熬，「你坐在那裡，與隨時可能發作的瘋狂對峙，你心裏明白，你戰勝不了它，它就會戰勝你。」
即便用最平實的字眼來形容，也得說李敦白的職業軌跡很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他作為美軍的語言專家來到中國。戰爭結束後，他留在中國，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
中國一家官方電視臺講述，李敦白是在服役期間突然覺悟共產主義的。當時，一名醉酒駕車的美軍下士撞死了一個黃包車伕的孩子，國民黨政府卻只給了車伕14美元賠償，得知此事，李敦白怒不可遏。
在最近一次在TedX上接受採訪的視頻中，李敦白說，他覺得自己當時是在「滿足歷史的需要」，心情也非常激動，因為有機會「觸摸歷史的脈搏」。
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字是英文姓氏「裡滕伯格」(Rittenberg)的音譯。1946年，他跋涉到了共產黨游擊隊佔據的山區根據地延安。他說，自己抵達延安的當天，就見到了毛澤東，並漸漸認識了他，以及窩在延安的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晚上，他們會打撲克牌、騎馬兜風、看勞萊和哈迪(Laurel and Hardy)的喜劇電影。
李敦白奉命把領袖們的講話潤色、編輯成完美的英語，之後還翻譯過一些毛澤東的文章。毛主席甚至還在李敦白的那本紅寶書上簽了名。李敦白還曾在新華通訊社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前身北京廣播電臺工作過。
李敦白始終承認，自己當時堅定地支持認同共產黨，尤其認同共產黨對窮人的扶助。
在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他說共產黨「當時一塵不染」，指出領袖們最初生活簡樸、飲食節約。
1948年前一直充當共產黨根據地的延安地區，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旅遊名勝。不過無論是這個地方，還是那段歷史，都已經經過了淨化。
2010年，李敦白對《紐約時報》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說，「他們幾乎毀掉了這座中國革命歷史的博物館。我覺得真的很荒唐。」
他說，「當地導遊不允許任何人批評毛澤東。」
李敦白經常被人問起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他形容毛澤東「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他說，毛澤東待人冷淡、講話緩慢，而且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傾聽者。」他說，毛澤東有時也會「十分搞笑。」
李敦白娶了一名中國姑娘，王玉琳（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1956年，李敦白娶了一名中國姑娘，王玉琳。之前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寫了一封情書向她表白感情。他們相守至今，育有三女一子，現居華盛頓州福克斯島。
李敦白前前後後在中國呆了34年，經歷過共產黨的革命勝利、大躍進的恐怖，以及緊隨其後的飢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來的歷次採訪當中，談到那些年的惡行和破壞時，他表現出來的情緒是悲傷、愁苦、憤怒，甚至是恥辱。
李敦白在自傳的序言中說，他像其他人一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時，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繪隨之而來的罪惡，」他寫道。「我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這讓今天的我感到恥辱和羞愧。」
他與記者阿曼達·貝內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寫的這本自傳題為《紅幕後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他第一次身陷囹圄是因為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說他是美帝國主義派來破壞中國革命的間諜，要求毛澤東逮捕他。
獄卒對他用藥，讓他一直焦慮暴躁、無法入睡。「他們以為你會崩潰，然後招供，」他說。「我崩潰了，可我沒什麼好招供的。所以場面有點尷尬。」
他第二次入獄是因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下令。
在一次採訪中，他形容江青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此時他的妻子插嘴說，「可怕的女人。」
李敦白總共在中國的監獄裡呆了16年。現在他苦笑著說，「我倒不想抱怨，可是時間真的太長了。」
李敦白在1977年獲釋，1979年回到美國度假，並曾為《紐約時報》撰文講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紐約時報》也曾報導過他引人入勝的故事。
1980年，李敦白攜家人徹底地離開了中國。
這部記錄片的製片人露西·奧斯特蘭德(Lucy Ostrander)說，她產生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是因為讀到了加里·裡夫林(Gary Rivlin) 2004年在《紐約時報》商業版發表的一篇介紹李敦白的文章。
文中詳細介紹了希望拓展中國業務的美國企業爭相聘請李敦白擔任顧問的故事。從那以後，英特爾(Intel)、Nextel、微軟(Microsoft)等公司相繼成為了他的客戶。
李敦白表示自己總能接觸到中國的商界和政界領袖，他說，「在中國我們幾乎可以見到任何需要見的人，因為他們都很好奇，都想見我。」
華盛頓風險投資人約翰·查古拉(John Zagula)就曾向李敦白求教。
查古拉說，「如果說他的獄中歲月留下了傷痕，他也通過某種方式把這些傷痕變成了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他很關鍵，有人脈，而且會用黑莓(BlackBerry)。他完全跟得上時代，瞭解世界的動向。」
去年，一位BBC記者問李敦白，今天還有沒有共產黨。
他回答說，「按照我瞭解的任何一種定義來判斷，都已經沒有了。今天沒有多少道德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