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模式影響收入分配結構
在傳統的中國、美國以及其他社會，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機會。在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出現之前，各村、各鎮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場，那時沒有像沃爾瑪這樣的連鎖店集團公司，任何規模化的家電日用品生產、運輸與銷售都不可能實現。人工運貨的距離也許可達二三十公里，但更遠則體力難以支撐；即使馬車和驢車可使運輸距離增加，但由於沒有現今寬闊的公路網，馬車運輸的有限容量和高額成本還是極大限制了生產規模與市場範圍的擴張。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從這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創業意願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
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於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並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於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佔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恆心，穩定會是他們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髮店或者種田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像十九世紀中國首富胡雪岩，的確超級富有，但紅頂商人不代表社會中千千萬萬夫妻店階層，他們是靠官商勾結，做軍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連的生意而成，或者乾脆就是官商，通過貪污賄賂積累巨額財富。在官商之外的廣泛社會，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沒那麼離譜。在我們的記憶中，傳統社會溫情脈脈，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萬萬夫妻雜貨店、夫妻餐飲店，這些夫妻店是中產階級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隨著交通運輸與信息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歷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雙贏。規模化零售也給社會帶來挑戰，它們能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從生產廠商採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於它們採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能大打價格戰。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它們進貨沒有砍價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很難生存。於是，今天人們作「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進貨價壓到最低，而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還記得《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嗎？不管是武大郎開的酒店還是飯館，都會分別被連鎖酒店和連鎖餐飲取代，武大郎開店實實在在地成了歷史。
在許多「勉勉強強」小規模創業機會不復存在後，張三李四們當然可以挖掘其它創業機會，也可選擇成為國美、華聯、沃爾瑪、俏江南、如家連鎖酒店的職員：只要這些連鎖公司的收入在增長，張三李四們的工資也能增長，只是他們不再擁有經營性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闆也不同。
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這些年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由一個個大公司取而代之。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讓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只是這種分化不是因為資本家剝削或貪婪而來，而是企業家利用現代技術帶來的便利，通過規模化經營降低了進貨成本和改善了運營效率。這樣，他們比傳統夫妻店更能給消費者優惠的價格、好的服務和更多的商品選擇。儘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擠掉了眾多夫妻店，擴大了社會財富差距，但這是「創造性破壞」，而且其背後並沒有剝削，也不一定是貪婪使然。
股市提升財富的數量級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的擴大也跟資本市場有關，而由資本市場產生的財富差距表象對社會不是壞事，而是積極的事。為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又對比一下。在缺乏資本市場的社會裏，說「張三很有錢」，意思是「張三過去賺了很多錢，並且積攢下來沒花掉」，「有錢」、「財富」更多指「過去的收入」。畢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兩三代人累積到最後，個人財富、家庭財富最多如前面所說，以「萬兩銀子」計算，不會以「億兩銀子」計算。
也就是說，在沒有股票市場的社會裏，不僅普遍顯得沒錢，而且即使一個創業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國的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馬化騰，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著收穫創業的果實。在過去的世界裡，成功企業家也得等上幾代才能成為「萬兩銀子戶」、百萬富翁，而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富不過三代」的詛咒會終止創業者後代的收入流。因此，沒有股市的社會裏，再有錢的人家也不會離譜地有錢，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場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定的價，從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之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現代公司治理讓公司能脫離創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經營下去，使公司的壽命沒有明確的上限。於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有2000多億美元，蓋茨20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同樣道理，李彥宏和馬化騰都是30多歲就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幾代才能實現創業的果實，而是現在就能把公司的未來變現。
以馬化騰為例，從2004年到2011年，騰訊的利潤分別為4.4億、4.8億、10.6億、15.6億、27.8億、52.2億、81億和120億。馬化騰持有騰訊14%的股權，假如2004年至今騰訊沒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說還沒辦法對騰訊未來做定價。那麼，馬化騰的個人財富只能通過過去的收入體現，亦即大約等於過去這些年騰訊的利潤總和乘以14%，也就是43.8億元。這裡，我們當然是假定即使騰訊沒上市，其利潤也如2004年上市後的一樣，這一假定在現實中難以成立，但我們不妨以這個為基礎計算馬化騰的個人財富（儘管這明顯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騰訊還沒上市，馬化騰最多隻有43.8億，這雖然也是巨大的財富，但遠遠低於他今天近600億港幣的個人財富，這近600億港幣的財富來源於股票市場對騰訊未來的定價。
這說明，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麼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是資本市場量化了未來收入預期才有了那麼多的億萬富翁，而不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對於由資本市場帶來的這種財富差距幻覺，政策和法律層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應，因為過去和現今社會都有未來收入預期，只是一個沒對這些定價，另一個對此進行了定價。
挑戰在哪裡？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惡化，這是現實，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大致背景。惡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運輸技術、信息技術、網際網路為全球化提供了基礎，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贏者通吃」的地理範圍不斷擴大延伸，這樣，有能力的群體成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財富；而規模化商業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將許多傳統夫妻店擠出，讓眾多資產階級加入工薪大軍。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往兩個極端分化。
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係，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去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因為抑制革新的動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勵都會逆轉人類社會的進程。各國政府可以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者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有體面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是上策。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是應對現代經濟現實的良策。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更是如此，人力資本的價值高於任何時代。
前面談到的是全球經濟現實，就中國而言，收入差距的惡化顯然還有其它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在中國，三座大山造成了權力關係對收入機會分配的決定作用：第一，國有資產的壟斷地位，包括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的地位、國家對銀行以及其它金融資源的壟斷、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政府集中擁有這些資源後權力關係的價值就高，權力支持誰發展誰就能發大財，否則寸步難行；第二，各行各業都充滿行政審批，行政管制無微不至，從餐飲、零售到製造業、網際網路、電信、能源、金融、銀行、基金等，得不到審批就無法開業或擴張；第三，徵稅權不受制約，名義上徵稅是為了轉移支付、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財政透明監督的背景下，徵稅不僅沒實現應有的轉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給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資金。這些形象工程不僅讓資金錯配，社會就業被抑制，還讓擁有權力關係的群體得到更多超大項目。
在任何國家，政府權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體的收入機會。但是，當政府不壟斷金融資源、企業以私有為主、徵稅權受到制約、行政管制不是無孔不入時，權力就不會有那麼高的價值，掌握權力或接近權力的人不見得能輕易成為億萬富翁，行賄的動力不大，權力就不會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相反，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一方面是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另一方面各類資源、國民收入和審批權又都掌握在政府權力手中，那麼，真的是政府想讓誰成為富翁，他就能成為富翁。
在中國，「贏者通吃」也是越來越顯著的現象，只是決定「贏者」的第一要素是權力關係，而不是現代技術、全球化或者規模化商業模式。即使有好的商業模式或者現代技術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如果沒有權力關係，你未必能成為富翁。有意思的是，國有銀行、國有資產和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權力價值的經濟基礎，現代商業模式使權力關係的經濟價值上升幾個數量級，而資本市場給權力關係變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當下就能變現。因此，在規模化商業模式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幫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國獨特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結構。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徵，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面難以對症下藥。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於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麼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制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制權給予政府，等於讓權力關係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當政府權力不受制約時，在「政府與市場」中選擇給政府更多權力，只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轉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國有資產民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