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大陸上生長和接受教育的一代中國人，當時民國歷史的許多方面不得接觸；幾十年後那些初度謀面的史料時時令我愕然：竟然如此！它們不僅與官方的版本衝突，更與那些習慣了的意識形態框架牴觸，以致無從理解那些史實。著名國學家王國維先生的自沉即是一例。他令人景仰，卻難以理解。
關於王國維的自沉，今人喜談「文化遺民」，而這種說法又大多建立在對陳寅恪悼王文字的借題發揮上，而非出自對王國維本人本事和個人文本的研究；對於理解王國維自沉及其意義，沒有太大的幫助。中國歷史上「遺民」是一個其來有自、清楚明白的概念，方便解釋「遺民」所定義的人們的思想行為，例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例如陶淵明隱逸不仕司馬氏、例如明末遺民朱舜水東渡日本。但是「文化遺民」則是因為陳寅恪以及王國維熱而走紅，時而出作為詮釋的工具時而現身為詮釋的結論，沒有確定的含義，十分類似於劉小楓生造的「具有基督認信趨向的文人學者」的所謂「文化基督徒」概念。
瞭解王國維所以自沉的那個時代和歷史、他生活與自沉的環境，至少有助於我們理解陳寅恪的悼王文字，進而接近王國維。或許遠不盡人意，但有史實的牽絆，多少可以避免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之弊。
時局的逼迫——北伐
對於王國維先生自沉，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與羅振玉失和之說可以不論；將其自沉歸於其「悲觀主義」的思想性格，設想固然大膽而穩妥，求證則極其困難。「殉清」一說不能說沒有道理，畢竟觀堂先生是留著髮辮自盡的，民國後還作了遜清的南書房行走。然而這些私人原因久已存在，僅此不足以論定靜安先生特定時空之下——1927年6月2日北平——的自沉。
早幾年看到吳宓先生1927年6月29日的一段日記，「夕，陳寅恪來，談大局改變後一身之計畫。……與寅恪相約不入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始知對於北伐，遠非想當然的那樣，人人額手稱慶；也驚異於北伐軍臨竟可能危及到便是頭腦裡也髮辮不藏的文人學者安身立命，並且他們已感受到黨化、而且是國民黨黨化的威脅。陳寅恪吳宓的疑慮、王國維的自沉，直接挑戰我一向不假思索而接受的對北伐歷史影響的定評。
近來常見王國維研究不再避談他對北伐軍逼近北平的憂慮與恐懼，但隨之即把靜安先生的自沉歸結於他的性格意向，接下來還鄭重其事地補正魯迅的「評價」，王國維「老實得如火腿一般」。事實上魯迅是說，前清遺老王國維「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惟其他「老實得如火腿一般」，那感喟他老實而有別於羅振玉（見魯迅：「談所謂‘大內檔案’」，《而已集》）。單抽出一句「老實得如火腿一般」奉為圭臬，恐怕連斷章取義都夠不上，況且魯迅的議論也難發掘出深意。
恐懼者不止「老實」的王國維，逃避的還有通達的梁啟超，儘管兩人都既無保皇的政治活動也無保皇的違法行為，至多情懷上不那麼革命而已；而憂慮者還有與保皇遺老全不相干的文人學者如吳宓陳寅恪。在王國維身上做盡文章，研究者何不追問討論導致這種憂慮、恐懼與逃避的起因——將與北伐軍同至的黨化呢？
處死葉德輝——侵入文化界的北伐與革命
也是最近在讀辛亥革命史料時才知道葉德輝這個人，清末民初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藏書家、刻書家，與章太炎先生齊名，據說因為反對維新變法、因為是劣紳、因為攻擊農會，而喪命於「轟轟烈烈 」的湖南農民運動。1926年9、10月間北伐軍進取湖南，共產黨領導的農會從秘密轉入公開，農民運動席捲全省。1927年4月11日在長沙湖南工商學各界團體的「農民協會公審大會」上，葉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槍決。特別法庭委員有吳鴻騫（湖南省高等檢察廳廳長、國民黨員）、馮天柱（湖南省高級軍法官、國民黨員）、謝覺哉（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共產黨員）、戴述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中共湘南地區執委書記）和易禮容（湖南省農協委員長、中共中央委員）。葉德輝之子葉尚農是年農曆七月十四日致友人信佐證了葉德輝逆死湖南農民運動，「……先父於夏歷三月初七日晚六時，被農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長沙縣署內。…… 初十日，由長沙縣轉送特別法庭，於下午三時提訊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時，送往瀏陽門外識字嶺槍決」。
葉德輝被殺，在知識界引起了極大不安。然而提到葉德輝之死，人們每每還是辯言其死事出有因。什麼因呢？因當死罪而「特別」執法？！甚至梁啟超都說，「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也可說是有自取之道」。可是自愛如梁先生、開明如梁先生、與時俱進如梁先生為什麼也要倉惶出逃呢？經變法、立憲到共和的元老維新人物梁啟超尚且如此，更何況還留著辮子的王國維呢。雖然他只是一介書生，不曾行動或只是言論保皇；「帝制嫌疑」他是不易逃脫的。事後容庚談到王國維自沉前的一次到訪，言及共產黨殺葉德輝的事，觀堂先生只道：「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梁啟超也道葉德輝之死「靜公深痛之」。1927年5、6月間，北京知識界對北伐即將君臨的疑懼之情就躍然紙上，其來有自。
逃避革命——知識界的反應
王國維先生自沉是在1927年6月2日。是時，國民革命軍進抵鄭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大敗張作霖奉軍於河南，直逼山東、河北，指日可臨北京城下。1927年5月11日梁啟超《與順兒書》中尚言「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到5月31日家書中已言「這兩天北方局勢驟變，……明日入城，後日早車往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只要地方安寧，便可匿跡銷聲，……北京卻險極，……」。6月1日中午清華國學院師生告別會上樑啟超拜別大家：「黨軍已到鄭州，我要趕到天津去，以後我們幾時見面，就很難說了！」
黨軍之說並非附會。面對民初軍閥混戰，孫中山決定接受蘇聯援助，創建黃埔軍校建立黨軍平復戰亂。1925中山先生逝世大元帥府改組為廣東國民政府後，黨軍才正式更名為國民革命軍（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連從戊戌變法經辛亥革命到北洋政府一直活躍政壇的社會賢達梁啟超都恐懼不為黨軍所容而出逃，更何況留著辮子而不革命的王國維呢。而且，軍閥馮玉祥逼近北平。
此前已經甲子之變。那是1924年10月，馮玉祥擁兵入京、推翻北洋政府、電請孫中山北上；並重兵包圍故宮、以炮擊相威脅，將溥儀驅逐出宮。依民國政府《清室優待條件》：不廢清室帝號，以外國君主禮待，政府撥款供皇室支出、派兵保護皇室私有財產，維護清王室宗廟陵寢……，民國以來遜清小朝廷偏安京城一隅。胡適公開撰文批評馮玉祥此舉，「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他說，「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軍閥擁兵自重無所拘束，再扯起革命的大旗，便肆無忌憚了。
1898年王國維始遇羅振玉，入羅在上海創辦的東文學社，後隨其留學日本。1906年王國維二十九歲，隨羅振玉入京，出任清廷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等職；民國以後，1923年6月經舉薦應召為遜清的「南書房行走」，成為溥儀的老師。1924年甲子之變，王國維意欲自沉金水橋，未果。如今，北伐軍、馮玉祥入城在即，恐或有甚於甲子之變者，王國維的憂與懼很可理解。此刻基督將軍馮玉祥正在河南大舉毀佛，全省之內廢寺逐僧，寺產全數充公，僧眾一律逐出；陝西、山東、河北各省紛紛跟進，北方佛教幾乎因此衰絕。北京城內的驚懼絕非扑風捉影。
北伐蒞臨的威脅不限於對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首惡」如葉德輝、如梁啟超、如王國維，那些平時對國民革命觀念不同的人也都紛紛避走，朋友學生對於王國維滿懷同情的理解、主動援手相助。
躲避軍閥還不難，他們的勢力所及囿於割據；在東北遇到麻煩，進關就無虞了。大學聘任教授，只看學術不問政治。清華園內，四位彼此很不一樣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國學院內治學育人，不為外界所擾。一旦蕩平軍閥、統一天下，黨的主義輔以列寧式的政黨組織，黨軍之勢將無所不至，只怕水木清華也難保思想自由學術獨立之一統。這就是當年吳宓日記中透露出的對校園黨化的憂慮。
儘管蘇共的指導與滲透，國民黨卻始終沒有被改造成列寧式的政黨。國民黨的構成不同，它的主義也不一樣：它由中國人的有識之士自發組成，因彼此理念的契合而集結；同則合，不同則分；不成鐵板一塊。國民政府統治大陸四十年，思想與自由時有受到限制，但學術自由基本上得以保障；因為國民黨沒有列寧式政黨的思想與建制，也因為執政的國民黨畢竟沒有成為共產黨。
首發《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