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不知要拿誰開刀了
在當時哀鴻遍野、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毛認為這只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一些人對局勢右傾、僵化的估計，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委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和接下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前，我有一種預感，毛不知要拿誰開刀了。
八月六日召開的北戴河工作會議，只有省委第一書記，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參加。毛第一天便在大會上講了「階級、形勢、矛盾。」。
毛認為即使中國實行了社會主義，仍存在著階級。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消滅階級，因此階級鬥爭要繼續下去。
在九月二十四日於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進一步修改了他的講話，毛又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講話。極其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嚴重的階級鬥爭。毛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路的鬥爭。」這句話後來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綱領。他認為，中國正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因此必須不斷進行階級鬥爭。
毛後來又說：「黨員的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已經成了資產階級的避難所。
毛又申斥彭德懷搞翻案。彭在六月份時交了一份八萬字的申訴書，說明自已沒有組織反黨集團，也沒有裡通外國。彭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審查，處理我這類莫須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裡通蘇聯，還勾結了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反動勢力。於是全會發言跟著毛的指揮棒轉，對彭進行缺席批判，說彭和國際反動勢力一起搞反華反共大合唱。甄別平反工作隨之停止。
然後毛將矛頭指向西藏的班禪卻吉堅讚。毛說班禪是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潛逃印度，中共中央鎮壓西藏暴動。一向對北京俯首稱臣的班禪喇嘛給中共寫了一分報告，說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有過左的行動，需要糾正。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支持班禪喇嘛的看法。毛隨即聲討李。毛認為李是投降主義，向西藏農奴主投降。李曾在五月向中央提出一個報告，主張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的聯盟是最重要的聯盟。毛很不滿意。李維漢被免除職務。班禪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監護九年零八個月。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主張，對蘇聯共產黨、東歐國家共產黨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都緩和一些。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共產黨的援助要少一些，加些限度。這在北戴河會議上，被毛指斥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此後，王稼祥在中共中央聯絡部雖然保存部長名義，但實權操到副部長趙毅敏的手裡了。王稼祥就此長期療養休息。
至於主管農業工作的人如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被斥為十年一貫的老右傾。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廖魯言，因為說過「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就沒有搞好的。」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底對不對？如果對的話，為什麼鬧成這個樣子？」因此被斥為「中國的修正主義典型言論」。
地方首長中，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會後被撤職。安徽施行的責任田制被令中止。也指其為資本主義復辟的表現。原已蕭條的農業生產更為黯淡。
下一個被點名的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區委書記葛曼。葛在寧夏自治區實行包產到戶，頗有成就，農業生產有了起色。甘肅第一書記汪鋒一九六一年春曾到寧夏回族自治區，發現農民集中居住的共產主義生活和公社食堂，真正造成了民不聊生。汪、葛兩人因此決定實行包產制。毛認為葛和汪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但一九六二年時只有葛受到降職處分。文化大革命後，毛於一九六六年八月第一批點了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汪鋒。葛曼也為此被殘酷鬥爭，而自殺死亡。
一九六二年秋季對毛和共產黨來說都是一個轉捩點。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仍未消除階級，批判黨內異議份子，使理性的聲音噤若寒蟬。七千人大會剛形成的開放活躍氣氛消失殆盡。重視國家福祉，支持分田到戶的人不敢再批毛的逆鱗。毛於此時提出的階級矛盾理論，在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化大革命中成為清算鬥爭的指導綱領。
不同意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滔天大罪。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中，毛仍繼續點名批判，負責人是康生。
康生是老黨員。我第一次見到康生是在一九五八年。他這時才開始在政壇上大展身手。「解放」後他曾長期在北京醫院療養，直到大躍進初期才出院。康是大躍進的熱烈支持者之一。我在北京醫院負責治療康的幾位醫生朋友後來告訴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為何獲准出院。我很少跟康接觸，見面時也是客客氣氣。康常來找毛，兩人私下談話比較多。康總是非常表情冷淡，不像其他一些偶爾來找毛匯報工作的領導那麼神態輕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康生和江青接觸頻繁。他們常找我一起看江青愛看的美國電影，讓我翻譯其中的對話。江青很尊敬康生，事事都問他的意見，開口閉口叫他康老。我從未見過她對誰這麼彬彬有禮。
我盡量避免和康生接觸。我總覺得康生有一股難以名狀的邪惡氣質，讓我感覺，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可疑分子。我覺得康生代表共產黨的黑暗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牽連。
康生是北戴河會議及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的活躍人物。毛在十中全會上攻擊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借歷史小說劉志丹替高崗翻案。審查習仲勛反黨的專案審查小組的組長就是康生。在他的審查下，受到到這次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一共有三百多人，包括中委賈拓夫、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和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白堅。
我跟習仲勛很熟，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和習仲勛黑爪牙這些罪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康生這次對黨領導幹部的審查，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基礎工作。十中全會後多人被株連或喪命。習仲勛下放河南，後被關押，直到一九八零年才獲平反。許多被扣上莫須有罪名的人受盡折磨的被迫致死。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到廿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政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在毛的主持下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此即所謂的前十條。
毛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因此提出在農村中推行四清運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進行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
所四清工作隊，就是抽調各機關的幹部組成隊伍，到農村的公社進行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四清是指對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進行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和清理工分(清帳、清庫、清財、清工)，要查公社、大隊和小隊幹部有沒有多吃多佔、貪污盜竊等行為。
在一組內，我對中國農村的一切幾乎毫無所知。我只知道大躍進造成餓遍野，農村恢復緩慢等等。我無法理解毛所推展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
杭州會議後，毛乘專列回北京，在車上我同汪東興和林克談起此事。我認為，現在農民的生活好不容易開始進入正軌，毛又迫不及待地要搞四清運動，折騰個沒完沒了，他就是不讓人過稍為好一點的日子。他這個人不好。當然我說的不好主要指他在個人生活上的不檢點。
回北京後，嫻的工作機關西亞非洲研究所要派她參加北京郊區農村的四清工作隊。我雖然在北京，可是以我的工作性質，完全照管不了家裡的事。大孩子剛進中學，還不能完全自立，二孩子還在托兒所，秋季開始入小學，必須大人照看。我感到十分困難了。
嫻是地主的女兒，怎能給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嫻不但不是共產黨員，她的娘家還是階級敵人，為什麼第一個派她去四清工作隊呢？
我先到嫻的研究所，找到所長。他說，正因為嫻不是共產黨員，所以特別讓她去四清工作隊。為的是讓她看看農村如何改造地主和富農的子女。讓她接受教育和鍛練，目的是改造她。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困難，只能自已想辦法克服困難。如果大家都以困難為理由，那麼四清工作就得取消。可是四清工作是中央決定的，是有關全國的大事，不能因為個人家庭的事，影響中央決定的大事。
九月下旬，嫻隨四清工作隊到北京東郊通縣農村。嫻走後我向汪東興抱怨：「既然領導上不體諒下情，只知道讓人無日無夜工作，不知道個人的困難實在沒有辦法解決，這哪裡是愛護人的作法？」
汪便同保健局發出聯合公函給所長，說我是毛主席的專任醫生。嫻馬上回了北京。
劉少奇感到前十條不夠完備。一九六參年九月，劉少奇主持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所謂後十條。九月六日至廿七日北京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提案，毛對此很不滿意，多次向我說：「後十條是他們搞的，我不知道。」
我想毛的怒火不是針對後十條的內容，而是劉竟然冒大不諱，自作主張地補充了毛的前十條。毛向來剛愎自用，他自認在前十條裡，已經把農村問題的解決方案完整提出，任何修改都是多此一舉。毛最氣憤的是劉膽敢擅自修改前十條，宣告由中央制定。毛覺得只有他自已才是中央。一個國家不能有兩中央。
一九六四年，劉少奇派王光美去河北省撫遠縣桃園公社四清。毛最不滿的是，王光美搞了個桃園經驗。到處去吹，還召開了萬人大會，全體高級幹部出席，把她抬得比天還高。當時我暗暗感覺到毛真正的目標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但我覺得難以置信，也不願相信。毛那時仍一徑在批判較低一層的幹部，還未觸動高級領導同志。
諷刺的是，毛雖然批評了劉少奇捧王光美，他卻將江青的政治地位越提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