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目標與實際操作之間經常出現背離。比如去年與今年的貨幣政策基調均為穩健，但在實際操作上，去年貨幣政策明顯偏緊，而今年政策操作卻呈現前緊後松的態勢。為何政策目標在執行中常有改變、左右為難?究其原因在於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受多重矛盾困擾。
政策基調與實際操作存在差異
市場常常通過每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達的信息，判斷第二年宏觀政策取向。近兩年宏觀政策基調同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去年上半年存准率不斷上調至歷史高點21.5%，新增貸款與社會融資總量大幅減少，M2增速下降到不足13%，大大低於央行16%的目標，這樣的政策很難說是穩健，實則很緊。而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沒有明顯體現，除年底突擊花錢以外，前10月，財政盈餘累計為1.3萬億元，大大高於以往。
從今年來看，貨幣政雖然同樣表述為穩健，但卻不足以穩增長。早前政策放鬆慢於預期導致經濟下滑加大，5月以後，政策更加積極，6、7兩月頻繁降息，顯示貨幣政策轉向寬鬆。因此，雖同名為穩健的政策，實際操作及內涵卻大有不同。
回顧早前幾年的政策基調與實施情況，也存在這一問題。例如，2008年定調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但伴隨著金融危機傳到中國，2008年底，便推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畫。2009年至2010年均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但2009年新增貸款9.6萬億、M2平均增速26.5%，可以說極度寬鬆。而2010年年初，央行便下調準備金率，當年六次上調準備金率，10月啟動加息週期。這樣的政策也很難說是適度寬鬆。
多重矛盾困擾中國宏觀調控
為何政策目標與實際操作之間經常出現如此大的背離?究其原因，在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多元化，以及政府的過度使用行政手段以期快速達到目標;但由於各目標協調起來困難，有時甚至存在矛盾，政策執行時往往缺乏連貫性，所以部分政策效果並不盡如人意。
具體來看，突出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穩增長與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放棄一直以來追求高增長的目標，而且有時可能需要容忍一定的經濟減速，但穩增長的要求是不能容忍經濟減速。而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調結構需要投資佔GDP比重下滑，但消費對GDP的貢獻尚不足以抵消投資的大幅下降，投資的下滑導致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所以政府重新強調穩增長的關鍵仍是穩投資。
第二，房地產調控和促消費之間的矛盾。房地產調控政策希望促進房價回歸合理價位，但過於嚴厲的調控又不免導致房地產銷售下滑，與其相關的消費也不斷下滑，對消費和穩定經濟增長不利。從上半年銷售情況來看，由於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深入，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傢俱類、建築及裝潢材料類都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而這種態勢直至今年6月，受剛性需求的釋放、降息等政策的影響，6月住宅銷售環比上漲41%，房地產銷售逐步回暖才帶動相關消費有所增加。
第三，房地產調控與穩增長和投資之間的矛盾。持續兩年多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引起了房地產投資尤其住房新開工的大幅下滑。若將當前經濟狀況與金融危機之時做以對比，可以發現，2009年經濟增長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基建和房地產投資。而如今情況更為複雜，當前企業產成品庫存較高，產能過剩的矛盾更為突出。而受制於政策調控，房地產投資持續低迷，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至16.6%，遠低於前兩年逾30%的增速，且已降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這樣來看，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與國內房地產的嚴厲政策持續，能否穩增長仍有疑問。
第四，提振股市信心與銀行非對稱降息之間的矛盾。今年年初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溫總理提出了提振股市信心的目標。但6月央行開啟利率市場化、兩度非對稱加息之後，銀行面臨利空。而考慮到上交所流通市值前二十位中銀行股佔有十位，作為高權重股已然影響股市風向，加之經濟基本面依然疲軟，股市信心未能提振。相反，房地產銷售的反彈卻帶領房地產龍頭企業盈利頗豐，地產股成為A股中的明星，意味深長。
第五，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外逃之間的矛盾。歐債和美國次貸危機，國內劉易斯拐點的出現都使得人民幣國際化已經箭在弦上。然而，經濟下滑階段，擔心資本外流仍是決策層的主要擔憂。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加大浮動以來，全球金融危機持續導致市場避險情緒升溫，美元反而走強。而今年貿易順差收窄，也使得人民幣已經連續兩月暫別升值通道。貶值壓力加大使得投資者看空中國經濟的預期出現，導致資本流出的步伐加大。
總而言之，中國政策執行與政策目標之間常常有異，與多重目標存在矛盾關係較大。這樣看來，如何協調多重矛盾，提高政策的前瞻性與靈活性，並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減少政府過度干預，是值得決策層在日後政策制定中重點考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