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認為在南昌被下了毒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也就是我到江西三個月之後，北京打電話來叫汪東興回去開緊急會議。我們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事這麼急。我們在農村中幾乎全無外界的消息。汪估計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來。
幾個星期轉眼飛逝。入冬後，極冷，幾乎天天下著細雨。我們無法下田，幾乎無事可做。我的日子越形無聊，憂慮和疏離感加深。
汪在十二月底回來了。他見到我後，說：「沒有想到我去這麼久吧？」他其實沒去北京，而是去了杭州，會毛。
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陸定一都出了問題。現在還沒有公布，只是中央在開會。最後決定楊尚昆撤職，調去廣東（原因是黑旗事件和錄音事件），汪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並仍任握有實權的中央警衛局局長。
汪告訴我：「我說我不行，可以讓陳伯達做。主席說他不行。我又提出讓胡喬木做主任，我做副的。主席說胡喬木有書獃子氣，仍叫我做。」
我說：「這麼說，你陞官了。」
這是共產黨得權後，又一次大規模、最高層的政治動盪，一定會波及到中國社會的許多層面。汪東興也鬱鬱寡歡。他回江西不只是因為四清工作還未做完，也是為了躲避這場政治風暴。他覺得只要大家都待在鄉下，就不會鬧到頭上來。
錄音事件後，毛對楊尚昆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毛自然清楚這是更高的領導作的主──鄧小平和劉少奇等──但他採用的策略是順籐摸瓜。
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幾年前跟我說過，康生告彭有「反毛傾向」。康生告訴毛，彭真曾說過：「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紅旗還是灰旗，還是白旗（指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待證明。」
陸定一是宣傳部部長，負責全國文藝。在毛的授意下，江青和柯慶施對文藝界展開點名批判，陸自是首當其衝。
我跟羅瑞卿一起工作最久，認識最深。羅非常重視毛的安全工作，對毛絕無二心。但他在建軍問題上反對林彪──於是被說成反對毛。
我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羅的政治地位堪慮。那時在北京西郊明十三陵，毛及其他領導人檢閱了由楊勇率領的北京部隊和楊得志率領的濟南部隊的軍事訓練匯報表演，但林彪沒有出席，以示他反對羅的這種軍事訓練（羅當時推行群眾性練兵運動）。
在這次的檢閱中，有些表演項目很驚人，例如攀援四五層高樓，沒有任何裝備，只用手足攀登上去，並且不是少數的人，而是一個排的徒手士兵，相繼攀上去。毛當時就講：「我們目前還沒有現代化裝備，這種訓練很實用。」
毛認為這次訓練表演足以證明，落後未開發的中國，有能力戰勝科技先進的北方大敵。毛說：「可見大並不可怕。世界上任何的龐然大物，都不可怕。蘇聯那麼大，碰他一下，他也沒有辦法。只要知道對付的辦法，貌似強大的事物都沒有什麼可怕的。這話我同羅瑞卿說過的。」
羅汲汲於推行中國軍備現代化，對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槍」理論──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論──公開予以鄙視，認為不合現代的戰略。毛自然很不高興。毛有次對我批判羅說：「羅瑞卿那麼大的個子（羅身材高大魁梧，素有‘羅長子’之稱），白浪費衣服料子。」
汪從杭州帶回了一份由海軍轉交軍事委員會，再呈給毛的文件給我看，我終於清楚羅政治危機的來龍去脈。林彪妻子葉群策劃反羅的活動。毛在杭州時，十一月底，葉群由蘇州乘飛機到杭州，向毛報告羅瑞卿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即搞「思想」，不搞「軍事」）。
毛贊同葉的說法。毛在報告上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此後葉群又指使空軍政委吳法憲「揭發」羅瑞卿說：「羅原本就不贊成林彪接任彭德懷，現在又想逼林交權退位。有一次，羅到林總這裡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太好，沒聽羅講完，讓羅走了。羅在走廊裡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
「原空軍司令劉亞樓病重的時候，向我揭發了羅瑞卿一件大事。羅讓劉亞樓向葉群轉達四條意見：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臺的。二、要葉群照顧好林總的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隊的事情多讓他羅瑞卿負責。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葉群。」
羅在十二月中旬被撤銷了軍隊方面的領導職務。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因為元旦放假，大家想慶祝一下。早上我同吳旭君冒著細雨，走過泥濘不堪的田埂小路，到汪所在的生產隊後田村去。到時已全身潮濕。只有四清工作隊的人慶祝元旦。農民們不講究過陽曆年。
我們走進廚房時，大家正在和面、剁肉準備包餃子。我們也參加進去忙起來。就在餃子全包好時，上饒專區公安處張鎮和處長坐著一輛吉普車來了。進到房裡，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大家開玩笑說：「趕著來吃餃子，也用不著這麼急啊。」
老張對著汪東興、吳旭君和我：「長途電話線路接不通，叫了兩個多小時也叫不到後田大隊。今天早上三點多鐘，省委辦公廳打電話到鉛山縣，說毛主席在南昌生病了，要李大夫和吳護士長立刻去。你們還是馬上走吧。這裡開車去南昌，最快也要十一、二個小時。」
我說：「那麼先回石溪大隊，我取一下行李。」
汪說：「取什麼行李，東西到南昌再買吧。再去石溪大隊來不及了，而且要保密。去一趟石溪，太招搖了。你們直接走吧。」汪決定和我們一起走，他一方面擔心毛的病情，另外一方面也想瞭解北京最近的政局演變。如果毛的病不嚴重，他就馬上回後田。
汪堅持立刻出發，我們一口餃子也沒吃就匆匆上路。趕到南昌，已經是夜裡將近十二點鐘。
江西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方志純，還有省委幾位領導都在等我們。方說：「毛主席來南昌已經有兩星期了，這兩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馬上來。」
我們隨即到毛住的濱江招待所。這次張耀祠同毛一起出來負責全面工作。隨同毛的還有機要秘書徐業夫、警衛處處長曲琪玉、和服務員周福明來照料毛的生活。毛的幾位女友也在──護士劉、兩位女機要員和專列服務員張玉鳳。其餘就是三個做飯的廚師，十幾個武裝警衛。毛身邊的人全換一批，氣氛迥然大異，我覺得很不自在。
我認識周福明最久，周跟我說事情的前後始末。原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過七十二歲生日。下午吃飯時喝了點酒。飯後這幾位「女將」陪著散步，出了招待所後門到贛江邊上，雖然雨停了，可是風很大。毛覺得熱，解開上衣釦子，敞著懷，受了風。不知怎的，毛和張玉鳳又為了一件陳年往事大吵一頓。
一年前，毛髮現張和另外一位一組人員來往，於是又嚷得一塌糊塗。為此，張來往的對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調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為這件事，和張生氣。
當天夜裡毛咳嗽多了，開始發燒。大家著急，又沒有辦法，勸他找位江西醫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後毛決定叫我同吳旭君去南昌。
我走進毛的臥室。毛躺在床上，滿臉通紅，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對我說：「已經有好幾天了，沒有挺過去，只好請你回來，沒有辦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醫生。
毛的體溫是攝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轉成急性支氣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熱，毛同意了。
早晨五點鐘我與吳旭君回到南昌賓館，汪東興還沒有睡，同方志純幾人在聊天等我們。汪聽完報告後決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轉好，我們三人就回鄉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經退燒，咳嗽還厲害。他同意再繼續治療三天。毛叫汪東興回去搞四清，我和吳旭君兩人則留下。
這次隨毛外出的「女將」有兩位機要員、專列乘務員張玉鳳、護士劉，一共四位。她們輪番陪毛，我很難找到空閑擠進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進毛的房間。他通常將從廚房拿來的飯或茶交給「女將」之一，由她端進去侍候毛。我去看病時，也小心不撞見這些人。
又連續治療三天以後，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臨了另一問題。
我發現毛服用的安眠藥量，已經超過以往用量的十倍，這使我十分擔心，因為這一藥量已經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對安眠藥雖然已經有了耐藥的反應，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藥天天吃下去，勢必會發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鉛山縣石溪鎮搞「四清」的話，對於這事情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可是現在我回來了，對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組幾位人員告訴我，自從政局開始緊張後，毛的安眠藥藥量逐漸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去年十一月底，葉群趕到杭州向毛告了羅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撤銷了羅瑞卿在軍隊方面的領導職務，由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在這些天裡，毛經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藥量，也不易入睡，而且養成了這麼一種習慣，不打算睡覺時也吃安眠藥。
我回南昌後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見毛。毛躺在床上看《後漢書》。他看見我進去，將書放下。毛說：「病已經完全好了，你這個郎中還是有點好藥啊。」
我笑了笑說：「藥還是很普通，主要是對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冊子，交給我。我一看標題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匯報》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
我弄不清姚這文章的意圖。毛曾親自大力鼓倡海瑞的戲。這齣戲的編劇吳〔日含〕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吳還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明史專家。毛對明史一向極有興趣，常找吳來閑談討論，許多次我也在場。這新編的《海瑞罷官》一戲，是吳〔日含〕響應毛的號召。我無法瞭解為何會遭到批評。
毛告訴我，這文章是江青和張春橋共同商量，由姚文元執筆寫成。
這文章醞釀多時，始於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以後。當時會上有許多幹部將彭德懷比做現代海瑞，並認為毛和嘉靖一樣，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戲劇家的所謂「反毛」傾向。她在看了《海瑞罷官》之後，立刻認定吳〔日含〕暗暗支持彭德懷。
然後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和副部長周揚，提出組織寫作力量，批判吳〔日含〕寫的京戲《海瑞罷官》，沒有得到彭、陸、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但柯於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青便找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辦理。張指定上海《解放》雜誌編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圖寫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這篇文章，事前並不知道內容。這文章主要批判吳〔日含〕及同情彭德懷的人。其他各報此時理應群起響應轉載，但它們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極為光火地跟我說：「《文匯報》上發表過，北京的各報就是不轉載。是我
講了話，過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見報。你看，他們厲害不厲害。」
我聽了這些話，好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弄不清毛的意圖。我當時自然不會知道姚這篇文章會成為毛吹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幕的號角，尤其不知道毛說的「他們」指的是些什麼人。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說的「他們」，包括了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我跟著又說：「另外還有一件事。這個時期，安眠藥吃得太多了，已經超過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說：「有這麼多嗎？」
我說：「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這樣下去，會發生不利的作用，對身體不好。」
毛說：「那麼怎麼辦呢？」
我說：「在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給你重新調整藥量。」
毛問我怎樣調整法。我說：「我準備用一些葡萄糖裝在外形相同的膠囊內。這樣真假夾雜服用，可以減下安眠藥量。」
毛說：「那好，你去準備，向護士長和護士交待清楚。」
我剛要退出去，毛又「餵」了一聲，說：「我看這裡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訴張耀詞，立刻去武漢。」
我多年前於成都便意識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時懷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現在看來毛的情形是更嚴重了。毛以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來所謂的毒是「政治」──高層共黨領導之間的明爭暗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