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他們手挽手，一排肅立於毛遺體之前。
四月二十四日，毛又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由陳伯達起草，毛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毛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並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
這通知後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月十六日擴大會議通過這份通知，稱之為＜五、一六通知＞，即後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綱領。毛並未參加擴大會議，那時我們在杭州。
毛給我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組長陳伯達，顧問陶鑄和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毛告訴我，這個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原來沒有陶鑄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
我看到這個名單，內心緊張起來。江青有了實權了。自從一九六０年以後，她對我積怨很深。以她的為人殘酷來說，她不可能輕易饒過我。我今後會有什麼遭遇呢？
毛藉著機開導我，要我對江青表示對她的「忠心」。毛遠新對江青一向十分冷淡。每年暑假回到北京的時間，他從來沒有主動去看江青，或和江青談談話。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立刻給毛寫了一封道歉信來。毛遠新向毛作深切的自我檢討，說明經過這一時期文化革命的開展，他看清楚了，江青是毛的忠實的學生，表示對江青從心裏敬佩。
毛看了很高興，將信轉給江青。
毛遠新當時在黑龍江哈爾濱的軍事工程學院讀書。毛遠新的這一手很靈，此後他成了江青指揮下的戰將，短短几年中，便竄到瀋陽軍區政治委員。
反過來，我和江青之間舊隙難以擺平。毛遠新是毛的侄子，江青將毛遠新納為麾下大將之後，聲勢也得以日漸壯大。但我對江青的看法絲毫未變，何況我也不屑於平添她的政治力量。我無法對她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她早晚總會對我伸出魔爪。我真有長日將盡的感覺，江青一定會想法子毀了我。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覺得翻天覆地後，又開始隱居起來。
＜五、一六通知＞通過後，毛跟我說：「讓他們去鬧，我們先休息一下。」這是毛一貫採用的以退為進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觀虎鬥，靜待他的敵人一個個現出原形。
我們便避開政治的紛紛擾擾，在杭州待了下來。
毛的以靜制變使黨領導群龍無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領導。我想此時毛髮動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讓領導之間摸不著頭緒。
六月初，劉少奇和鄧小平到杭州來過一次，向毛匯報文化革命的情況。劉、鄧走了以後，毛曾經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
我當時聽了毛的這兩句話，立刻感覺到，毛似乎置身事外，採取了放任不管的態度。那麼北京亂起來，不正是必然出現的結果麼。
在杭州住下來，仍舊是每星期兩次舞會，有時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時候多，說話少了，但是精神上卻顯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動身，乘火車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縣，改乘小車駛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時，到山下的水庫游泳，曾說過：「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這裡搭個茅棚子住。」當時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決定，自一九六０年開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別墅。這就是毛的「茅棚」。
這裡四面環山，長滿了青翠的喬木和灌木。附近沒有居民，是個遠絕人世的山谷。毛說：「這裡我小的時候來放過牛也砍過柴。大石鼓上有一塊大石，叫石頭乾娘，小的時候，每次路過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個虎歇亭，我小時候常到這亭子裡來躺著。」
住到滴水洞賓館以後，消息更加閉塞。每隔兩三天北京派來機要通訊員送文件一次。他們帶來北京的報紙，我也從他們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們說北京現在各學校都亂了，學生們鬧得很厲害，沒有人管得了。我想再問時，他們也不願意多說。
但我聽說了傅連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鬥。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強迫退休。由於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樹敵不少，領導同志沒有一個喜歡他。但主要對傅懷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勸林戒毒癮不聽，傅向中央寫了報告。又一次，林患腎結石，傅組織會診，葉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醫生私自去化驗後才確診的。因此林、葉對傅恨之入骨，想方設法要置傅於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後我就很少聽說他的事。他挨斗後，給毛寫了一封信來。
毛說：「傅連璋告訴我，有人鬥他，自殺一次，救回來了。他讓我救救他。其實傅連璋這個人是好人，已經退休不管事了，還有什麼斗頭，這個人要保一保。」又說：「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事實上毛的這個保一保，是白說了。到一九六六年底，總後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將傅抓到西山，此後音信皆無。
我們到韶山十天後，六月下旬，湖南天氣很熱。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間，每天悶熱潮濕，沒有冷氣設備，只靠幾台電風扇，解決不了問題。毛於是決定遷移到武漢。
到武漢後，和外界的連絡頻繁多了。機要通訊員每天由北京來一次，帶到大量文件、報紙、雜誌和信件，我收到的嫻的一封信，我們已經有一年沒有見面了。毛在武漢隔岸旁觀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發展，十分高興。他的敵人正逐漸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養精蓄銳，準備擊潰他們。從我與他的談話和他給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覺到這點。
起初毛對文革並沒有計畫。但由這封給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對當時局勢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對今後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都做了分析，特別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別人，講出了心裏話，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對江青的信賴。我認為這封信，極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鬥爭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鬥爭中發出的遺囑之一。
這信先交給周恩來及康生。江青獲信後，欣喜若狂。雖然信中也有涉及對她的批評，她仍將信在少數核心領導人中印發流傳，以求進一步鞏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毛知道後，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將信還給辦公廳前就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
每次政治運動時，我都盡量躲避，免得惹禍上身。這次我本來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攪到運動裡去了。現在看來，要躲是躲不過的。
七月初，毛已經離開北京有數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亂，他正準備要回去。他對我說：「北京現在熱鬧起來。我在這裡再住下幾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件和材料不行，要親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壞人。你準備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對北京的文革活動進行調查，然後向他報告。他一月不讓人回石溪時，口中所說的「事」，就是這件任務。
我說：「從送來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書記處已經控制不住局面了。現在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後，找什麼人才好呢？」這時中共的領導們都在手忙腳亂。在這個政治的大漩渦中，到北京後找誰呢？
毛沉吟了一下，說：「陶鑄調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你去找他，就說是我叫你去的。讓他給你安排去看看群眾的革命造反活動，和張貼的大字報。等我回來以後，你講講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麼放心。在毛的保護下，我可高枕無憂，一旦單獨行動，去調查一個根本不瞭解的運動，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幾週前和我說過：「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的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我不願見到天下大亂，文革使我提心吊膽。第二天，我在離開北京一年多後，坐飛機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長江游水，轟動全球。我跟毛游過好幾次水，因此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條新聞。毛的長江游水意味著他自我放逐的結束。這也表示毛不滿中央領導，正發出戰鬥的訊號。兩天以後，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裝親臨政治鬥爭的前線，又一次重大的災難正式揭幕了。他開始親自指揮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