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希翎女士：回顧「‘反右’運動」，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別強調回顧「‘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她說：「我覺得對這段歷史作回顧是非常必要的。特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看了對我的一些採訪，一些有關資料，覺得都好像天方夜譚似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著這個時期。」
像林希翎女士一樣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採訪、現在已經離世的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留下的聲音已成絕響。
*李梧齡先生：「反右」無法無天而且殘酷，要消滅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李梧齡先生是《泣血年華》一書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李梧齡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不滿22歲，是上海復旦大學因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留校的新教師。成為「右派」後，他被送去勞教、勞改，一共被關押二十五年。他在獲得「改正」後，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
李梧齡先生在人生最後一段時間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對「‘反右’運動」的看法。
李梧齡：「我認為這個‘反右運動’是共產黨所發動的數不清的運動當中的一個環節，而且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我們如果從什麼‘湖南農民運動’、江西的‘反AB團’，實際上後來我們知道這個‘AB團’根本不存在，‘延安整風’、以及‘土改’啊，建政以後的‘思想改造’啊，‘反《武訓傳》’啊，大學當中的、文藝界的種種運動來看，運動多得不得了。但是可以說所有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無法無天。不講法律，而且非常殘酷。
當然從局部方面來講，你想想‘土改’那麼殘酷，當場隨便開個群眾大會就殺人了，比起‘反右運動’要殘酷得多，但是規模來講，‘反右派’要大。毛澤東他‘打天下、坐天下’，他自己公開講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深知道，要做到無法無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輿論消滅掉，要把新聞自由消滅掉，要實行愚民政策。所以他嘲笑秦始皇，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才坑了四百一十六個，他的規模要大得多了。他當時講這個話的時候，說他‘肅反’殺了幾十萬人。可那個‘肅反’還不是‘坑儒’，對真正的‘儒’，也就是對知識界的行為是從‘反右’運動開始。」
*劉賓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響前所未有，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大逆轉*
著名作家劉賓雁先生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共產黨黨籍。1979年「改正」以後，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再次被開除黨籍。後來流亡美國。
回顧「反右」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劉賓雁先生說：「毛澤東時代無論‘反右派運動’以前，還是以後，中國的作家、知識份子是沒有自由的。那時候甚至沒有沉默的自由，必須按照黨的要求去說話、去寫文章。」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反右運動’的發生？」
劉賓雁：「‘反右’運動當然是從1949，1950年以後毛澤東以打擊知識份子為目標的運動的一個繼續。它不是開始，但是一個高峰。」
主持人：「您認為‘反右運動’對中國當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
劉賓雁：「它造成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應該說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像這樣子以文人……以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的人為對象的這樣一種掃蕩、打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時還帶來一些其它後果。我認為中國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情況，我看是從‘反右運動’以後開始的。」
主持人：「您為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
劉賓雁：「因為在‘反右’中被打擊的不僅是黨外的人，還有很多黨內的。我當時也是個共產黨員。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黨內照樣要搞‘反右派’的，照樣打‘右派’，而且打了‘右派’一定會開除黨籍。這已經是個常識了。
在1956、1957年敢於出來說話，敢於寫文章主持公道、批評當時社會問題的……應該說都是社會最優秀的人，在黨內也是這樣。而在‘反右’中間那些打手，按照黨的號召，當然也有個人的目的，在裡面作了出色的表現，‘在火線上立了功’的人，有的不是黨員就入了黨，有的原來是黨員的就提升，可以叫作‘黨內的新左派勢力’吧，大批這樣的血液就輸送到共產黨裡面來。所以共產黨的變質應該說也是從反‘右派’運動之後加快了步伐。把‘反右派運動’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逆轉，一個大逆轉，還是恰如其分的。」
主持人：「您認為是大逆轉，轉成了什麼樣？」
劉賓雁：「‘反右’之後，確實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造成社會的各個層次、各個階層普遍的恐懼，覺得不能隨便說話了。因為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僅僅是在政治上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的人，在一個小小的小學裡給校長提點意見；在人民大學給黨支部書記提點意見……都打成‘右派’了。何況還有很多被誣陷的。」
2005年12月5日，劉賓雁先生病逝於美國，享年80歲。
*茅於軾先生：「反右」顛倒是非，對「反右」和「文革」歷史研究非常不夠*
中國著名學者茅於軾先生當年也被劃為「右派」，那年他28歲。從上海交大機械系畢業的茅於軾先生當時在北京的鐵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的茅於軾先生，現在北京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先生也著力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並且強調回顧這段歷史的必要。
茅於軾：「為什麼能做成這麼一件事呢？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所以大家對共產黨抱了巨大的希望，而且共產黨進城時表現為很有紀律、很有效率。毛澤東的文章、他的言論……這個時候大家對共產黨是深信不疑的。所以，雖然他說了很多大家很難接受的話，可是大家都以為‘是不是我自己錯了，還是共產黨對呀？’沒有把握來作判斷。
第二個原因當然是共產黨手裡有政權嘛，不聽話就鎮壓你嘛！人們不敢說不同意見。少數人敢說，境況就是很悲慘了。
所以，由於這樣兩個原因就使得這樣一個完全是顛倒是非的一件事，居然能夠做得成。
為什麼說現在我們需要反思？需要總結？其實人類社會一直有這樣的事情。回顧‘反右’這段歷史，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是非常不夠的。就好像‘文革’歷史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夠的。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現在可惜就是年輕人離開這一、兩段歷史越來越遠。現在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所以為什麼要學歷史呢，用處就在這兒。
這段歷史其實並不遠嘛。現在還有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資料還存在，所以需要認真地來研究它。有關的人說了什麼話？前後的時間是怎麼樣的？因果關係是什麼？各人說這些話的出發點、立場是什麼？這些都缺乏研究。
趁我們現在人還在，需要研究它，防止以後再次發生。」
*茅於軾先生：「反右」過程無恥、真理遭巨大扭曲，毛澤東所做最無恥的事*
茅於軾先生回憶‘反右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茅於軾：「開始的時候大概是2月份，毛澤東作了幾次‘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這個報告聽上去好像是真心誠意向黨內外人士徵求意見，這個時候就轟轟烈烈開展了‘鳴放’。這麼一直到了6月份吧，忽然之間他就決定要開始‘反右’了。於是就在《人民日報》好幾個報紙的社論上發表他的文章。然後把過去批評黨的一些人都說成是‘右派’，這個故事就是這麼發生的。
這是一個最無恥的過程，毛澤東一輩子做了好多事，這是最無恥的一件，自己還說是‘陽謀’。以後他做的很多事證明他這是一貫的。他不僅僅是發動了‘反右’，以後發動‘文革’，把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個個搞下去。普遍的是迫害。用各種方式侮辱你、甚至打你、關起來、長時間的妻離子散，不許做自己的工作，失掉自己對社會貢獻的機會，不斷地叫你‘交心’、‘思想改造’、不斷地施加壓力，用謊言和無恥的言論來侮辱別人……。這不是他一個人幹的，是一大群人幹的。」
主持人：「您說的這一大群是些什麼人？」
茅於軾：「這些人中間我不敢說有多少人，心地不正吧，整人的人很多。整人的人有的以為他是正確的，有的自己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各種原因湊在一起，就是所謂把人內心裏最骯髒、見不得人的東西抖露出來。毛澤東挑動人跟人去鬥，這就是他幹的事。」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現在人們對‘反右運動’的回顧？」
茅於軾：「我覺得非常必要。因為這是真理受到巨大扭曲的故事，其實這樣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上是多次出現，當然是不同的名詞，它們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把非常明顯的一個道理說成是錯誤的。」
*朱正先生：成書甘苦，一部書稿兩地出版書名、內容有別，希望讀者邊看邊想*
我對《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的作者朱正先生作專訪時，請他談談這本書的成書經過。
朱正先生說：「這書有兩個本子，一個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書名就是《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其實我這本書的手稿書名就是《兩家爭鳴》，河南出版社的編輯把書名就改成《1957年的夏季》就報批了，我不喜歡這個書名，就和他們社裡一位先生說起，我說‘我這《兩家爭鳴》的書名好一些’，他說‘已經報批了，不好改回來’，就加了個很長的副題‘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這書是1993年寫好，1998年才印出來，我就等聯繫出版社。中間我又補充了一些材料。有一位朋友把我最初的手稿帶到外面去了。2001年在臺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的書名《兩家爭鳴》，我原來的書名、最初的手稿。
在大陸犯忌諱的一些話，大陸版都刪掉了，臺北版都保留下來，我原來怎麼寫就怎麼印了。後來這幾年增加的新材料也沒有能夠增補進去。這兩本就不完全一樣了，兩本加在一塊兒才完整些。
後來我又有個修訂稿，BOOKOO網把我的修訂稿出了。現在有些網自己拿去根據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本子錄入的，那個不好，錯字很多。出版過程簡單說就是這樣。」
主持人：「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想寫這樣一本書？寫書過程中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以後怎樣動筆寫？」
朱正：「因為我自己就是‘反右派鬥爭’當事人，1957年我是被打成‘右派’的，所以這段歷史我是刻骨銘心記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些讀者看了我的書就說‘你這麼多資料，一定作了很多記錄、很多卡片什麼的’，我說‘根本沒有做卡片’，我不需要做這些準備。我回憶一下大概當時在什麼報紙上有篇什麼文章，結果一找就找到了，對這段歷史我太熟悉了。
實際上我是從1957年以後就時常想做這個題目。具體引起來就是那次在邵燕祥先生家，他把他的手稿給我看，那篇文章叫《1957中國的夢魘》，後來發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著《非神話》，他的雜文集，見216頁。我那天到他家，他給我看剛寫完的手稿，我覺得寫得很好。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了，你這一萬字左右只能說點觀點，真要把這題目做好，觀點和材料都要有’。我說了這個想法，他很支持我，而且給我提供了資料的援助。
我這本書主要有三個材料來源。一個就是當年出版的《新華半月刊》，現在叫《新華月報》，就是把半個月中間報紙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選編進去的文摘性刊物。我把1957年、1958年的《新華半月刊》從圖書館裡借來，這是個最重要的來源。所以我書上引的《人民日報》哪篇哪篇都是從《新華半月刊》上翻來的。
第二，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得到一部書，就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為了‘反右派’，自己編印了一部書《社會主義教育閱讀材料選編》，就是把當時那些‘右派’的言論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一共印了四本。這本書給我提供了很重要的幫助。比方說，像那些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像陳振漢的那些論文這裡面就有，是作為批判材料因在裡邊的。它是從當時的報刊上找來的，我沒有可能把當時所有這些報刊都找齊。
還有一個材料來源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倒是更多了，文獻出版社出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共出了十三本。但我開始寫的時候，沒有利用這個材料。還有就是有些人的回憶文章，比如薄一波的、李維漢的……這些都是公開出版物，他們談到這一歷史事件的材料我也盡量利用了。」
朱正先生說：「我覺得‘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起了極壞的作用，造成的影響，長遠的有些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恢復過來。
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先生對我說‘我看你這本書看得很吃力。有些書，就這麼看下去了，我看你這書的時候，一面看一面還得想’。我就笑了，說‘我不就是最想讀者都像你這樣嗎？一面看我這書一面想，不就對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