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過一個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經開始四處求職；而熊召政的兒子則早已移民加拿大──我們看來確實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這些年來，我常常質問自己──你真的不能寬恕他嗎？你為何不能超然於傷痛，徹底遺忘你的所謂祖國和朋友對你的加害？一個不能釋懷於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輕鬆和快樂起來？
今年兩會時，一個湖北的鉅賈代表──我和熊召政當年共同的朋友，突然來電婉轉對我說──你們還是和解吧，這麼多年都過去了。雖然連辦案的人都說是他負你，但作為你們共同的朋友，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化解過去。
這位兄台的好意，我漸漸聽明白──名利雙收的熊召政，現在開始謀劃要當全國政協代表了。他以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歷史，但深知我不會。對我來說耿耿於懷的往事，想必對他而言也會如鯁在喉；也許他需要拔出這個刺了。
我對這位熱心幫忙的兄台說──我和他，以及我和這個時代，都無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每個人最終都將面對歷史。刺已經扎進我們肉裡，需要剝皮或許才能拔出。請轉告他，幹完髒活的人，沒有如此輕鬆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屍骨無存的母親，我就不可能就此饒過這個長年賣友求榮的幫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經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詩人，《長江文藝》的主編。我在湖北青年詩歌學會時，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級的師兄。在社會上，我們是一個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時，他曾兩次去玩。總之，在湖北文壇多數人都對他小心提放之時，我卻算他過從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淚如雨下地寫好辭職報告──絕不做暴政鷹犬，次日上午遞交局裡。【事見拙文《革命時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證】之後我輾轉趕回武漢參與營救學運領袖。武漢高自聯以武大學生為主，我和K君去動員其中的幾個跟我們逃亡。後來李海濤由K君掩護兩個月之後，準備移交到我的故鄉深山。但是他卻決定要去廣州找他的漫畫家舅舅廖冰兄，結果被捕判處三年，連帶K君也失去武大學業。另外一個張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馬拉雅跑到了尼泊爾。可悲的是該國一向不敢得罪鄰國，就在當年把他作為獻俘，交給了前去訪問的李鵬，之後隨總理專機押回武漢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後重逢在北京，猶自對此苦笑。
那個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時，只聽說湖北作協副主席祖慰【當年湖北最優秀的作家，現在已被遮蔽遺忘】宣布退黨了，還聽說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勵下，跟著宣布退黨。兩人皆是我的兄長朋友，我當然高興看見他們和我一樣出於良知的選擇。但是因為形勢緊張，當時皆未與他們聯繫。祖慰後來是從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嘗給我電話。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審查，順便試圖開闢從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線。這時，曾經在武漢活動而結識的王軍濤，輾轉潛入湖北，由朋友肖遠【當年著名民營大江科研所所長】負責掩藏在鄉下。肖遠委派陳漢華南下找我，我將陳安排在我租來的一個村居裡。我與一友聯繫後，香港「黃雀行動小組」派來的兩個接應人員，在湛江被捕【事見當時新聞聯播】。未幾，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廳警察包圍，陳君被帶回武漢坐牢，我交給本局審查。若干年後，我和肖遠出獄在廣州重逢，重新根據當年各個參與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終於基本鎖定告密者。而那時，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軍濤，已經經由外交努力，被驅逐到美國了。現在這些人都還活著，歷史終將大白於天下。
再說我在本局被停職審查期間，武漢住瓊追逃小組曾在審訊時與我嚴重衝突，也就此結下了樑子。當時我的局長盧凱森【一個有良知的老大學生，現已去世】，被我的兩封長信打動，暗中同意我在審查期間自尋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時全國追逃風聲正緊，我自信故鄉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於是自駕摩托，千里單騎潛回湖北避難【此行之艱險驚恐，另文再述】而政治處皆我同事，此後亦未再為難我。
幾經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後遍體鱗傷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進屋立刻昏倒，大姐幾乎無法辨認出我；她流淚用紅花油幫我擦拭血跡傷口和滿身塵灰。就這樣我再次回到了故鄉湖北，回到了一個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輾轉回到故鄉深山小城，因家父的舊部多在當地為官，而我也曾經在該縣委工作，因此當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漸稀，我的身份成為了利川捲煙廠的採購員；又得以自在逍遙地出入城市，採購香精、水松紙、醋酸纖維絲束之類捲煙材料。
那年的我27歲，血氣方剛猶未放下心中的孤憤。當廠裡為了方便，同意我長期駐漢工作後，我便開始公開出入並與同道聯繫了。而那時，已經知道熊召政並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報公開開除出黨【本來就是主動退的】。對此，我當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於留下來的革命戰友了。於是我們重新開始頻繁交往，一起使酒罵座，一起關注海內外民運的動態。
他是大哥，據他說在省作協遭到許多人的揭發和迫害，但是工資仍然照發，似乎只是不負領導之責了。我那時賃居在黃鶴樓下的一個古肆裡，他沒事便經常來我這裡小坐。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經常告訴我海外消息鼓勵我的鬥志。我本來對此惡世並未心甘，當他提議我們應該響應海外民運，也來成立組織開展地下活動之時，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馬表示即刻行動。我們倆策劃，先辦一份地下報紙，宣傳民運啟蒙大眾。辦報紙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錢買設備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說他負責找錢，我負責找地方找人。
武漢長江的下段，有個江中孤島叫天心洲，住著一村農民。其中一家早已進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計畫賣出。我看中了這個地方的隱蔽和便宜，他卻說還在籌錢，希望我也幫他一起設法。也算是因緣湊合，注定我在劫難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籌劃之時，我多年未見的一個老兄弟阿西忽然找來了。
阿西是軍人子弟，在宜昌一個只有代號的單位做宣傳工作。他忽然跑來問我和海外民運組織有沒有聯繫，說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準備無償捐給他們。我畢竟是做過警察的，問他為何要這樣冒十年大牢的風險做這件事。他說他從小就想幹情報工作，又支持六四，反正這個東西在他手中很危險，也許交給民運組織還能有用。我並未告訴他我和熊召政的計畫，只是對他說，你別拿來，我來幫你聯繫試試，如果需要再說。
阿西走後，我還是遲疑著把這件事報告給了熊召政。他一聽大喜，要我立即去取來。我當面應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經驗覺得此事太不靠譜，就根本未與阿西聯繫。剛過三天，他就跑來找我問拿回沒有，我託故說聯繫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暫時沒法拿到。他怏怏走了，過幾天電話約我去他家，飯後拉我到外面林蔭中密語，要我三天之內拿到那個文件，趕赴廣州流花賓館和海外民運組織來人見面交割。他要我當場默記一個電話和聯絡暗語，說一旦對上就可以交付。
我口頭答應了，回來琢磨覺得他這個安排有點可疑。因為一旦出事，則意味著他完全沒有責任，可以否定一切。聯想到當初他在海南，為了巴結一個港商，竟然出賣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後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協主席，可能刑期還會更長【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證】。於是我還是按兵不動，不太願單獨趕這一趟渾水。
坦率地說，那時的我雖然一邊參與他的提議和密約，一邊還是在考察他的品質和可信度。因為在湖北文壇，其聲譽原本不良，很多我們曾經共同的朋友，都漸漸疏遠了他。但是他對我一直不錯，我也很尊敬他，雖然內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黨，我還是更趨於信任他的。又過了十來天，他電話問我去了廣州沒有，我說父親癌症在住院，暫時沒時間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猶豫原因，下午專程跑來黃鶴樓對我說──你必須去拿來了，海外來了四個人，有專家來鑑定真偽。人家等了這麼長時間，我們怎麼能一開始就失去信譽呢？那以後怎麼開展工作呢？你去取來交給我，我和你一起去廣州。
話說到這個地步，看著他斬釘截鐵的樣子，我再懷疑猶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問題了。於是當夜我派出一個小兄弟阿華，趕赴宜昌去幫我取一個東西回來。兩天後阿華帶回一個密碼箱，我直接拿去交給了熊召政。他讓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趕去他家，他告訴我，他負責帶其中的膠卷，明天出發去廣州。要我帶那個密封的檔案袋，後天趕去廣州。並約好在某個賓館的前臺去找他的房間，他會和「民陣」的人在那裡等我。
